杨婷婷
　　王伟忠带着他创作的眷村故事第一次从台湾来到了北京，“我要把1949年之后从大陆迁徒到台湾的生活展现给大家看。”在王伟忠心里，这段关于人类迁徙的故事在全世界都是罕见而珍贵的，他必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眷村里是个小中国
　　这不是王伟忠第一次讲述眷村的故事，在这趟来北京之前他在台湾制作过相关的电视剧 《光阴的故事》，出版了《伟忠姐姐的眷村菜》一书，甚至拍摄了《伟忠妈妈的眷村》纪录片，而这一次的《宝岛一村》则是第一次以舞台剧的形式解构眷村，尽管形式有所改变，但对王伟忠和眷村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故事的内核将一如既往。
　　王伟忠选择了和赖声川合作这部新戏，他认为各种形式的保留都很必要，舞台剧强大的戏剧张力让他最终选择了对这十分擅长的赖声川，在接受台湾主持人蔡康永的访问时，王伟忠说自己几乎没有考虑过别的导演，如果赖声川拒绝，那么他将会亲自执导这部戏。
　　导演赖声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当《宝岛一村》在排戏时，一旁的王伟忠在他身旁已经泣不成声。最初，也正是王伟忠对眷村文化的这种痴迷和热爱打动了赖声川，促成了这次合作，“一开始他找到我的时候，我并没有答应，伟忠给我讲了很多他自己与眷村的故事，我觉得他很真诚地对这个事情，才决定和他一起做这部戏。”
　　王伟忠对眷村的这种念念不忘常常让人对他的电视制作人身份产生恍惚：一个擅长制作《康熙来了》、《国光帮帮忙》、《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综艺节目电视人，亲手捧红了小S、蔡康永、阿KEN等无厘头与耍宝风格著称的台湾艺人，制作的电视节目可以完全诠释“娱乐至死”概念的人，何以对眷村的兴趣如此之大？
　　王伟忠说起眷村来滔滔不绝，与他“综艺电视人”的身份甚是相衬，做电视的人话总是要更密一些，“我语速很快，也很有精力”是他对自己的评价。在《康熙来了》对他的一次采访中，小S对他不厌其烦随时都能提到眷村感到难以忍受，但王伟忠坚持认为，正是在眷村多年的生活才养成了今天的他的生活习惯。父辈的那种马上要回家再到想家到后来的想回家的心态一直深深影响了他。
　　眷村是1949年随蒋介石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及家眷建盖的住宅区，演员林青霞和王忠伟一样在眷村中长大，在看完《宝岛一村》后，林青霞写到：“我们这些人最怀念的还是生长在眷村的日子。正如戏里说的，眷村里的孩子都想往外跑，在外成功发达之后，最怀念的还是在眷村的日子。”
　　王伟忠和林青霞同属于第二代眷村人，他们是在台湾出生、土地认同概念逐渐转变的眷村子弟。王伟忠居住的嘉义南村是由一些士官阶层组成，“我们的眷村和北京胡同很像，就只有几排房子，我们这边是士官兵眷村，对面就是飞行军的眷村。我们是搭了竹篱笆建起来的，天气热的时候会搭一些柴房。台湾数百个眷村长得一样，真的跟胡同很像，唯一的好处，就是台湾地震多，但是房子不容易塌。”
　　王伟忠在眷村中一直住到1975年上大学才离开，他将眷村比作北京的军区大院，不过当听到军区大院更像是“特权”的象征时，王伟忠又迅速地摇头否定 “也有官阶更高的人住更好的房子。但是在我们心里，只有这样破破烂烂的房子才叫眷村，才是真正又红又专的。”
　　王伟忠可以随时变换口音说各地的方言，天津话、四川话、山东话、河南话都运用自如。“其实眷村是一个讲述族群融合的故事，它非常有趣。我们在眷村里住着的一名士官娶的台湾当地的媳妇，在和四川人学习烧得一手好菜。有些人甚至学会做天津包子”。这些王伟忠记忆的线索和片段，最终都呈现为了舞台上的细节，天津的包子就成为了戏中的道具。
　　今天的眷村，和北京的胡同一样，都免不了被拆解的命运。当初眷村曾经一度超过八百个，而今天这样的社群，已经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都市的摩天大楼。“眷村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陆续拆除，不过政府和我们都在想办法想让它努力留下来。其实这就跟胡同改建一样，我们也把它们改成国民住宅，交不多的钱，一些人会留下来。如果你来台湾，你会看到101旁边有一个眷村改建的社区”。
　　眷村恐怕是台湾外省人无法重拾也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有几十万人漂洋过海的进行人口大迁徙，这个故事不是属于我们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很荣幸能够记录这段历史。”在这个出发点上，赖声川与王伟忠不谋而合。至于大陆的观众是不是真的理解戏中悲喜，王伟忠像个哲学家一样总结“一件事情一旦带上目的，往往就不会精彩了。但我相信如果观众能看《2012》，他们就肯定能看懂这部戏，这种感觉是相通的”，当陈凯歌为北京胡同居民奉上一部《百花深处》作为祭奠时，赖声川与王伟忠希望通过一部舞台剧帮助“外省人”们重现那个动荡不安而又希望重重的青春年代。
“我最喜欢1988年的北京”
　　王伟忠学新闻出身，对于新闻有着天生的敏感度。也因此制作出了台湾历史上最常青的节目和现在最受当地人民欢迎的综艺节目。说到这些成绩，王伟忠又显示出了他自信的一面，“我是台湾的国民制作人，我知道他们想看什么。我伺侯了几代台湾观众了。”从小在眷村长大的他，对人情世故有再清楚不过的了解。
　　许多年来，年轻人才有的激情仿佛没有从王伟忠身上消失过。
　　两岸之间血脉亲情是王伟忠最爱关注的重点，尽管无数个体之间的关系常常被历史逼迫得莫名其妙。王伟忠回想起陪母亲回家探亲时的情景，那是80年代的北京，坐在床上的姥姥突然看到母亲回来，只说了一句话“你怎么才玩回来”。母亲当年离开北京的时候，留给家里人的话是“我去台湾玩玩，过几天就回来”。这一去，就是40年。
　　或许是受自己故事的触动，加之在电视台工作的原因，王伟忠开始对台湾与大陆之间回乡探亲的事情格外关注，他带了一部摄像机，打算记录些探亲的故事。“1988年的时候刚开始开放探亲，那时候大陆江山大家都很想看看。但是台湾有规定，我们只能拍‘江山’，恰好正好有一个老兵的小孩发了财，于是我们搞了一艘探亲船。按照当时的规定我们必须要从第三地进入大陆，我记得当时我们是选择了新加坡中转。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我们快要进上海港的时候，船上的一个人就冲岸边的人挥手，说那个是我妹妹。我当时很惊讶，一群人好远又那么小，他走的时候，妹妹还抱在怀里。于是我让摄像机先跑下船去，去问谁是不是谁的妹妹，然后再拍那个老兵。果然真的是，那个女人一叫哥哥，他腿会软。很奇怪，对吧，我们见到亲人会腿软，我回北京见我舅舅时腿也是软的。这种感觉有趣，很微妙，也很残忍。不过至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一个故事让王伟忠印象深刻，船上的一名老兵下船直勾勾地走向另一名岸边等待的人，两人见面后没有任何语言只是拍拍对方就偕肩而走。事后才得知，两个人当年约好在上海滩一起钓鱼，这一约定伴随着国民党的撤退一拖也是几十年。王伟忠觉得这个画面实在是“很绝”，他拍下了这个镜头，却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被扣在了海关，事后和台湾当地新闻局交涉未果后至今下落不明。提起这件事，王伟忠的语速更加快了，这让他气愤不已，后来有个巧妙的机会他把这些事情写在了台湾某年金马奖的短片段子中，狠狠地讽刺了一下当时的电影制度。
　　王伟忠自己倒是常常往来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他回想起1988年7月首次回到北京的场景，“北京那时候很漂亮，我穿着背心骑着脚踏车想在街上拍些东西。那时候的北京真干净，后来就尘土飞扬起来。从1994到今天，我很少再回来，我更常在江南小城玩。”从1994年至今，整整十五年间，事实上正是北京急于向世界证明自己能够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日子。“有一次，我坐的飞机甚至无法降落，不是沙尘暴，是真的尘土飞扬。”王伟忠又补充了一句。
　　但北京还是王伟忠的故乡，这里有他切不断的根。每次他陪母亲回到北京，都会去大栅栏转一圈，老宅左家庄已经被拆了，父亲和母亲相识的西城区豆牙菜胡同也早已没了踪影，母亲吃着北京小吃炒肝的时候总念叨不再是她小时候的味道了，他在这个城市寻不到什么实际的证据证明和这儿的联系，除了他能说一口地道的普通话，这和大部分台湾国语腔调的人很不一样，不过他记得他小时候听到的北京话是标准的罗马拼音的发音方式，远远不是今天这样的矫情。
　　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距离在王伟忠看来也早已不是问题，他直言和这里没有隔阂，“我跑过的二、三线城市一定要比你多多了。不过，说句实话，有些城市真的被破坏得很厉害，比如西安。台湾这几年也在反省。”
　　王伟忠的怀旧情结严重，他喜爱琢磨历史和社会，也笑称自己是个文化流氓，这次《宝岛一村》在大陆的巡演，他要上台扮演说书人，但可能仅仅是在北京，大概也算做对心中故乡的特别回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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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喜爱赖声川戏剧作品的观众来说，《宝岛一村》此次大陆六站巡演，将是不可多得的良机。由于该剧阵容庞大、制作精良复杂，每次复演都非常不容易。除了演员的时间协调以及布景装置的运输不易之外，对剧场条件的要求之高也令该剧不太可能在未来进行大陆版的制作和演出。因此，《宝岛一村》此次大陆巡演可能是该剧明年3月台湾演出之前大陆观众最后一次观看的机会，之后该剧就将结束演出。对许多观众来说，此次演出绝对是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据悉由于上海台商众多，许多在沪台商及亲属已经先行通过（表演工作坊）进行内部订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