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健芳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国中央层面规格最高的经济形势分析和决策会议，新一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在2009年12月7日结束，会议提出了2010年经济工作的总要求，并部署了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
　　如何准确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来的信号，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任务和政策调控方向？我们邀请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就上述问题一起讨论。
评估2009
　　尹中卿：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和国民发展造成了冲击，2008年10月9日国务院及时出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2009年3月份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进一步细化了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2009年的措施主要有6项：第一是大规模地增加了政府投资，中央财政用两年时间投资1.18万亿用于公共投资，今年已经投资9080亿元；第二是大范围地推行了结构性减税；第三是大幅提高了城乡居民的补贴；第四是大手笔地扩张了信贷投放规模，1到10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9.2万亿元；第五是大踏步地推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制定了十大重点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最后是大力地发展民生事业，增加了很多社会保障性投入。
　　经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中国经济迅速扭转了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连续下滑的趋势，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最低点是6.1%，第二季度就上升到7.9%，第三季度达到了8.9%，前三季度平均7.7%，我预测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增长有可能达到10%，2009年全年GDP增长会在8.5%左右。
　　祝宝良：从去年11月份，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是“L”形，但从今年8月份以后，中国经济出现V形反转，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推出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国务院将其归纳为四方面，一是政府直接投资；二是扩大民生消费；三是调整民生结构；四是通过制度创新拉动经济增长。
中央经济会议释放的信号
　　祝宝良：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基调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来五个更加：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
　　为什么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了这个基调？回到2008年，中央制定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调主要是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2010年提出了“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的基调，转变的原因是：首先，我们要分析此轮经济危机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讲产业过剩，有人说房地产过剩造成次贷危机；紧接第一个问题，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框架解释金融危机，那么解决金融危机的办法是什么？下一步的创新点在哪儿？创新点能不能在危机过后马上就出来？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各层次的人都在谈一个问题，即这一轮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性经济复苏肯定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非常缓慢的、曲折的过程，不排除会出现“W”形的走势。
　　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讲话，即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冲击了中国出口，通过出口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冲击。2002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现在这种增长模式不行了，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二是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变成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三是经济增长从依靠物质投入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人力资源水平的改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这实际上包括了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三大转变。除了这三个转变，十七大报告还提出了需求结构转变、投入结构跟产业结构转变、收入分配结构的转变。
2010年中国经济新风险
　　尹中卿：目前我们经济发展面临着比较复杂的问题：第一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足，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来拉动；第二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更加凸显，为了应对危机，我们通过政府投资替代出口下降，导致一些本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又恢复了生产；第三个是通胀压力加大，新增流动性流入了股市、楼市，催生和放大了资产价格的泡沫；第四是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今年的财政收入是超额完成，但主要依靠一次性收入，未来还是有隐忧的；第五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最主要是劳动者报酬一直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大量收入流入中央大型企业；第六是就业和社会保障的任务繁重，就业压力很大；第七是外部环境仍不稳定，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
　　祝宝良：中国应对一揽子计划取得成效的同时，结构问题反而更加恶化了，这是2010年最大的问题。2010年是中国经济最复杂的一年，经济开始好转了，政策就有问题了，一方面，经济增长“V”形反转靠投资拉动，未来如果政府不投了，经济可能就会下来，如果接着投，产能就过剩了，经济可能就过热了。
　　所以2009年7、8月份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在六个问题上有比较大的争论。第一个问题是扩大内需的一揽子计划到底效果如何？第二个问题是2010年的经济发展环境肯定是比2009年好了，那么2010年主要工作是不是继续保增长？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将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摆在什么位置上？第四个问题是一揽子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给地方融资平台带来了风险。第五个问题是关于货币政策到底怎么去调？要不要调？怎么调？货币政策要不要关注资产价格？第六个问题是外需在保增长中的作用。我自己认为中国现在保外需是一个权宜之计，未来很重要的政策是汇率要不要变？
　　潘向东：2010年忧虑有几个：第一个是投资，在政府投资影响下，2009年投资在快速的拉升，其实中央没有投多少，主要是地方在投，已经产生了财政信贷化和地方项目快速增长的结果。第二个忧虑是消费，未来消费转型面临着收入水平的制约，面临着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制约，还有我们如何培育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制约，所以2010年的消费是有担心的。第三个忧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到了2010年一季度之后，你会发现中国连续两个季度的 GDP增速超过了10%，与此同时出口回升，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在这个过程中，国内流动性就会比较充裕。
政策调整和战略选择
　　潘向东：我觉得2010年经济变数在“夏秋”，理由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美国经济走“W”形的概率比较高。美国近8000亿美元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储蓄率的变化来看，依靠消费的增长模式带动经济出现持续复苏很难延续。目前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了12%，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再去刺激房地产和汽车的延续性能有多大？不太可能！
　　第二方面是从中国经济角度上看，2010年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大概是11%左右，第二季度是10%左右，连续两个季度超过9.5，“保增长”的基调将不得不改为维持稳定增长；物价水平在2009年年末变成正增长，CPI到2010年3、4月份会达到2%左右，只要CPI达到2%，国内的经济学家的呼声马上就开始要防通胀，决策当局对通胀的担忧会提上日程。
　　所以，我预计2010年夏秋货币政策会收紧，首先央行将采用量化手段，例如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公开市场操作的加大和对信贷规模进行控制等，政策的出台将让我们不得不认为决策当局的政策导向已经开始转向。
　　祝宝良：未来我们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个基础上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目前政策基调不能变，但财政不能继续再投了，应该转型到扩消费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觉得中国201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要由投资转成消费，在投资里面，要由国有投资转成民营投资，通过这两个转换把经济增长速度保持稳定，同时确实也保持经济持续地往下发展。同时，我们还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不过，上述三个改革前提条件都是政府的职能要改，实际上就是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尹中卿：后危机阶段战略抉择是在防危机、保增长的基础上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措施就是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软着陆，增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使之具有连续性、可持续性。在政策选择上要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强调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注重经济政策的加减乘除。具体来说，做加法就是注重科学、保增长，通过扩内需、稳出口，来实现有效益地扩张，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做减法就是利用市场经济的调控，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调整结构有机结合起来。做乘法就是要瞄准世界经济的前沿和产业经济的方向，围绕社会经济的迫切需求，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做除法就是通过注重国民收入的分配，统筹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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