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然
　　侯井天老先生第一次见到聂绀弩是1959年1月25日。根据他在日记里的记载，那天他自庆丰水库工地去虎林。“《北大荒》文艺编辑室罗炽晶在农垦局食堂管午饭。晚上她叫我宿编辑室。”进门的时候，侯井天看见一位身高干瘦的老者先在，于是有礼貌地寒暄：“贵姓？”老先生答：“聂绀弩。”老者接着问：“贵姓？”答“侯井天”。两人同睡一屋，一宿无话。
　　这时候的侯井天因被错划为 “中右分子”而从总政治部文化部转业到北大荒的军人，聂绀弩则属于“发配”者之一。此番问答，侯井天知道聂绀弩是谁（有名的大右派），但宁己宁人，两人同睡一房，一宿无言。第二天凌晨，侯井天悄然离去，彼此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他说：“直到八十年代读了他的遗著《散宜生诗》，我才在心灵上和他熟识起来。”
（一）
　　根据推算，聂绀弩开始作旧体诗是在与侯先生碰面之后。他在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宜生诗》一书自序中写道：
　　1959年某月，我在北大荒八五·农场第五队劳动，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做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这个要求一传达，不用说，马上引起全体震惊和骚嚷。……且说我，几十年前，学过一点旧诗的格律，如对仗、声韵之类的，不过不曾正式做过。拥护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根本不做旧诗。这回领导要做诗，不知怎么一来，忽然想起做旧诗来了。
　　用了大半夜的时间，聂绀弩交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以四句为一首，共有三十二个四句，第二天领导宣布聂绀弩作了三十二首诗。
　　应领导要求开始作诗的聂绀弩，从此一发不可收。他在那篇自序中写道：“但做来做去，渐渐感觉到烦重了，于是越做越短，短到只四句或八句。随后又觉得对对子很好玩，且有低回咏叹之致，于是改作律诗。但做得很少，在北大荒主要的是古风，有的还自觉有些创格，可惜都散失了。七律则是回北京之后，买了一些名家诗集读、抄、背，请朋友指导之后才正式做。”
　　冯雪峰追悼会的时候，聂绀弩曾写了几首挽诗。当时他刚从山西的监狱放回北京不久，舒芜来看他，谈到诗歌的时候，他拿出挽冯雪峰的诗歌给舒芜看，知道他懂诗。舒芜说要抄下来，后来又给他写信，要看他全部的诗作。后来舒芜退还原稿的时候，说了很多夸赞的话 （舒芜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称“聂诗乃是‘异端’诗的高峰”）。早在十年前，陈迩冬曾经夸赞过聂绀弩的旧体诗，他一直以为是应酬话，他没想到舒芜说得更离谱。他在那篇自序中写道：“我想，他们串通了来蒙混我的必要，大概是没有的，才渐渐相信他所说有些是真的。”
　　聂绀弩八十大寿时，诗词泰斗程千帆在联语的跋语中说：“宋雅唐风意外，三草挺生。”所谓“三草”，就是指1981年香港出版的《聂绀弩旧诗集：三草》，即《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的合集。聂绀弩的诗能在香港出版，归功于罗孚。他到北京探视聂绀弩，在得知他想把自己的诗作油印成小册送人时，便说，这种东西在香港复制只需几分钟。于是，聂绀弩把全部诗稿都交给了罗孚，罗孚在香港将诗集出版。
　　胡乔木在胡绳那里，看到了香港出的《三草》，惊为天人，一定要去看望躺在床上的聂绀弩。看望后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增订而成的 《散宜生诗》，就毛遂自荐，一定要写序。根据罗孚的回忆，书已印得差不多了，胡序是硬加上去的。在序言的最后，胡乔木写道：“……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二）
　　侯井天再次与聂绀弩的 “相遇”，是在新华书店里看到《散宜生诗》。他说感觉犹如触电，《北荒草》等诗篇引起他的强烈共鸣，从此 “走火入魔”——在1986年聂绀弩逝世后的六个月，便开始给聂诗注释。
　　侯先生既非搞古典文学出身，也不是诗词专家，自谦“在本村私学读过半部《论语》，死记硬背过八九篇《古文观止》里的文章”，给聂诗注释的动机究竟为何？侯井天在给何永沂的信中曾经说：有感于聂诗好，解说难，知其好而不能求甚解，很多有关的人和事当代人不搞清楚，“一篇锦瑟解人难”，将留下更多疑问和遗憾给后人了。
　　聂绀弩的诗作不拘常格，不编年，少序，坚决主张只注古典，不注今典，多用曲笔，好作隐语。而且佚诗甚多，聂绀弩在 《岁暮焚所作》之小记中写道：“我诗曾全失去，若干年后始陆续搜得其小半。”1972年，他在狱中曾偷偷用纸把“过去和现在写的一些诗，想起来的都抄下，并托先获释的牢友李世强偷带出狱”。
　　程千帆在给舒芜的信中曾经写道：“井天之工作，实具墨子精神。”侯井天的“墨子”精神，表现在因诗寻人，因人得诗，也得事，其间得到了舒芜（采访中，侯井天特别强调关于聂诗的许多疑问都是从舒芜那里得到的答案，而且他仔细审读了侯井天的所有注释）、罗孚、朱正、郭隽杰（陈迩冬的女婿）、高旅等聂绀弩生前好友、知音、亲人的相助。侯井天在写给胡绳、李锐请教问题的信中写道：“不要因为事忙，不理我。”
　　聂绀弩有两首诗提到狱友包于轨——《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铐，戏赠》《挽包于轨》，为了弄清楚包于轨是何许人，侯井天先找到同狱的木工李四，由李四的信和录音谈话所得的线索，又向北京文史馆和鞍山钢铁公司去查包，由鞍钢又查到冶金部，更查到安徽泾县地方志委员会、北京作家康殷，由康殷又转查到画家李燕、范曾，由李燕处得知包的儿子包玫在石家庄，外孙女包华在北京，最后终于从包玫那里得知了包于轨的生平。前后花了两多年的时间。侯井天先生感叹过程之艰辛，曰“上穷碧落下黄泉”。
　　1993年2月 《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载了舒乙的《聂绀弩的遗稿》，提及中国现代文学馆有“此次《诗全编》中不曾收入的遗作”。侯井天从济南赶到北京，在文学馆所藏聂绀弩遗稿档案中查到佚诗四首，其中包括《赠送朱静芳大姐》。根据此诗，侯井天千方百计寻找朱静芳的下落，后又在朱静芳处得佚诗三首。在找到朱静芳之后，更是揭开了聂绀弩的释放之谜。
　　朱静芳原来也是一位含冤人。她虽然早在1942年就担任苏皖边区高等法院推事兼司法学院承审班教授，但在1957年，因其“右派性质的右倾思想”，革去山西高级法院民庭审判长的职务，送回老家南京。这位性格刚强的女法官，甚至跑到新华门，把状子告到周恩来办公室。就在她四处告状的六十年代，通过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结识了周颖。周颖的丈夫聂绀弩自1967年1月被抓走后，一直下落不明，据说可能关押在山西稷山看守所，后来又得知被判处无期徒刑。朱静芳找到自己的老同事，请求他们设法让聂绀弩活着回到北京。当时正好国家宣布特赦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而临汾第三监狱原有的八名人员有一人病故，监狱于是将聂绀弩补充进名单，因为他曾在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二期。聂绀弩出狱后，为了不使帮助聂继弩出狱的监狱负责人遭遇不测，朱静芳要求聂绀弩夫妇不要声张此事。经过侯井天的努力，真相才披露出来。朱静芳后来把事情经过写下来，发表在了1995年2月份的《读书》杂志上。
　　除了拾遗、寻人、查事，侯井天还对聂诗进行了编年和集评。聂绀弩有《赠周婆》两首，《散宜生诗》初版因第一首有“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这样的话而遭编辑删除。根据侯井天的注释，聂绀弩对此极为恼火，曾对郭隽杰说：“自己认为这是我最好的诗，这样的诗抽走，还出我的诗集做什么！”三联书店的编辑周健强在她著的《聂绀弩传》中认为这两首诗是1959年2月聂周夫妇在虎林离别时所作；而张友鸾在 《聂绀弩诗赠周婆》一文中，指出这两首诗歌写于1976年11月出狱后回北京家中的生活。1989年9月，侯井天到北京拜访周颖时提出疑问，周当场肯定了张友鸾的说法。5天后，侯在北京见到陈凤兮时看到这首诗的原稿，发现“郊山”原稿为“燕郊”，更加肯定了这是北京郊区而非虎林，因此确定此诗作于1976年底。
（三）
　　在1990年，侯井天把加注的聂诗自费印刷成书，之后不断搜集新的佚诗并加注，至2009年《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侯注）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共计印刷七次六七千册。
　　自费印刷的第一版出来之后，侯井天老先生把书送给亲朋好友，包括聂绀弩生前的朋友，他在书里夹条子：“书的定价很高，接到书之后，请汇来钱，我好还印刷费。”到了第三印本已无需借钱，侯先生在书里又附上一张条：“第一印本的时候，我要钱不要脸；现在，我要脸不要钱。”
　　在自费版的扉页上，除了印上侯井天先生的电话、地址，方便更多读者提供与聂诗有关的线索，还印有“侯井天，山东齐河人，1924年生，1940年加入中共，1985年在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离休（其间，1946.1—1958.3，在军队）”字样。侯井天老先生露出顽童般的笑容：“这样，大家不会误以为我是骗子。”
　　聂绀弩生前曾说：“我实感做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拙诗加注，我本无此意，能有一二读者真能会心一笑，且非初望所见。”舒芜在1996年8月26、27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谈侯注聂诗时，写道：“我不知道聂老倘若有灵，对侯井天如此努力‘破案’，我又相助于他，会有怎样的想法。但是，身后能得到如此这般的一个‘侯芭’，远远超过他所期望的‘一两个真正读者能看懂了，会心一笑’的程度，总还是可喜的吧。”
　　或者不仅于此，侯井天先生用23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以诗存史、以注证史的工作。罗孚说，这是现代文学的奇迹。（感谢清华大学王存诚教授对本文的帮助，本报记者张子言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