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斐斐
　　从上海崇明农场的知青，到早期赴海外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再到第一批外国投行在华的最高行政专员，际已泛花白的巴克莱资本大中华区主席邱致中很勇敢地称自己为Dinosaur（老古董），不过，已经在投行界打拼了20多年的邱致中，在思想上一点儿也不Dinosaur，甚至还有些激进。
　　当访问正式开始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从不习惯做什么预测，我更加有兴趣的是观察一些宏观经济的情况，形成自己的观点。
　　经济观察报：对世界经济基本面的判断是什么？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在危机期间采取的措施？
　　邱致中：由于人民币并没有实现完全的自由兑换，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比起别的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小，基本上，政府的政策进入也不应该是大举进入，退出也不应该是全部退出。
　　与其说中国刺激经济的增长预计要退出来，不如说应该要有一个调整。而这个调整无论是经济复不复苏，都应该要做。就是应该找到一个很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平衡点，因为货币政策可能是全国性的、宏观性的，而财政政策是针对性的，我们应该用财政政策来补充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宏观的调控，没有经济危机的时候，也要调整利率的高低，并不是危机有了才有。相反，四万亿的财政政策作用的空间会更大。如何让这四万亿的投入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平稳和健康？我觉得这个四万亿应该用在拉动内需上，去年国家在刺激内需方面想了很多的方法，包括消费券、家电下乡等，但我建议，应着重增加可支配性收入较少人群的消费能力，让他们手里有钱，他们才是拉动内需、消费的潜力所在。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现在中国面临着通胀的危险吗？
　　邱致中：我认为通胀本身不是一种问题。不要降低人民的实质的生活水准就可以，比较值得担忧反而是滞胀，这个在中国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消费不够，这是一个质的问题。
　　最坏的情况就是，虽然有一部分有通胀，但是经济实际上是没有增长，而国家又为了治通胀采取相关措施。所以2010年，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到滞胀的可能性。
　　经济观察报：美国现在的经济情况怎么样？美联储是时候考虑退出政策了吗？
　　邱致中：美国如果现在退出的话有点令人担心。因为美国有太多的重量级的银行是拿着政府的钱，如果现在退出这种援助政策，银行的运作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货币成本就会增高，而很多客户借贷的成本也会提高，这样就会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体的经济情况。这个协同效应连在一起，而且还会扩散到全球。所以我认为它不应该急着去退，要确保主要银行的资本率充足。
　　经济观察报：金融危机以后，华尔街改变了些什么？本质上又是否变了呢？
　　邱致中：现在比较重视风险意识了。对于薪酬的监管，英国做得比美国要好一些，但是基本上，华尔街在金融危机之后一切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高杠杆率的产品又开始出来，然后花红又开始大肆流行，超大型金融机构的也没有进行分解。金融危机始作俑者就是投行的贪婪，这一点不会变。
　　经济观察报：华尔街在监管方面做得够吗？
　　邱致中：我觉得不够，监管部门对华尔街太放纵，尤其是对那些衍生产品，不过，这也难怪，因为衍生产品本身不是一个人人可以懂的，衍生产品的管理不容易。
　　经济观察报：世界金融格局结构的重心在往东方转？这个观点你同意吗？
　　邱致中：这我同意。而且我认为这个是件好事。上海要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的问题就是货币都不能兑换。要把人民币变成一个国际货币，里面还缺乏好几个要素。
　　一方面是黄金的储备，但更重要的是，任何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必须要有一个风险规避的内在机制。风险控制的一个要素是什么？至少要一个收益曲线，靠这条曲线，能创造出很多的衍生产品，作为避险的swap都是基于这么一条收益曲线。人民币现在没有这条线，这就需要我们国家建立一个成熟的债券市场，而且这些债的利率要靠市场定。债权市场定了以后需要有大量的交易，这种情况下，才能产生充裕流动性，人民币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
　　经济观察报：去年国内的IPO市场上，瑞银和摩根士丹利还是国外投行里面最大的赢家，你怎么看现在的这种市场格局？
　　邱致中：因为现在中国企业上市得比较集中，所以投行业务在国内体现得比较多的是IPO，其实IPO是所有的投行业务中很小的一块，所以我觉得不必要把关注点放在这么一件事情上。
　　衡量一家投行的根本实力的是它整体的健康程度，即它在风险来的时候，能否挺得住。
　　另外，除了那些传统业务之外，要善于创造新的价值。现在中国的客户跟二十年前不一样了，他们非常专业，对资本市场的了解也很深入，因此更需要一些定制性的服务，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同时，因为这项服务是量体裁衣的，所以没有其他投行能抢走。这样，两家公司才能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