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婷婷
　　即使已经来过许多次北京，赖声川仍然善于捕捉这个城市有趣的瞬间。
　　傍晚高峰时的北京，正和顺口溜里唱的一模一样——“二环堵，三环塞，四环几乎走不动”，赖声川正马不停蹄地从劲松赶到保利剧院，七点半前他要赶到那儿做新戏的彩排，但眼下再焦灼，他也只能对着窗外的拥挤无可奈何，不过司机师傅普通的一句话又点燃了他的兴趣，“如果我们走三环主路呢，还能像蜗牛一样一点点移动，可能是走几步或许‘叭’一下！停了，但如果我们走辅路呢，绝对在路上不动了，死死的，您自个儿选？”
　　一见到记者，赖声川马上说起了这个刚刚让他感觉到有趣的段子，“这种讲话方式和腔调的幽默，我觉得很好玩。说不定以后我会写进我的戏里。”
　　多年来成功舞台剧导演经验和编剧身份，并没有让赖声川陷入艺术家惯有的自我表达，反而更懂得如何把在生活中撷取到的“段子”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依靠于此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这可能也是台湾资深电视人王伟忠找赖声川来合作新戏《宝岛一村》的原因。
　　《宝岛一村》2008年下半年在台湾上演之后，好评如潮，之后曾经到新加坡进行巡演，新加坡当地媒体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2010年，它开启了内地巡演的大幕，广州是它的第一站。
　　在广州的演出之前，谁也不知道这部戏在内地能收获什么样的反馈，是好是坏，从导演到演出商，没人知道，即使是在故事发生地台湾，王伟忠也是在冒险。
　　或许是表演工作坊和赖声川在台湾以及本土以外都太过有名气，让王伟忠的脑海里从一开始就没考虑第二个导演人选。但当赖声川被王伟忠找到的时候，他却并不觉得自己能做这部戏，并一口回绝了王伟忠的邀请，“我建议他自己做导演，他手下的人有许多是我的学生，我知道他们能做好这件事情，因此我并不愿意”。
　　后来的故事颇有些刘备 “三顾茅庐”的味道，王伟忠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找赖声川谈了许多次，直到一年半之后，赖声川才终于答应和王伟忠一同合作这部戏，因为王伟忠说了一句让人感动的话，“电视是速食，只有剧场才能做出永久的东西”。
　　感动终究是后来的慨叹，真正让赖声川下定决心和王伟忠这个电视人合作一部舞台剧的原因是，赖声川找到了他们合作的方法。王伟忠找到赖声川时，接连不断地讲了一百多个眷村里的故事——这几乎是王伟忠最宝贵的回忆，然而要在短时间和舞台的效果里把这一百多个故事里的人物情节全部展现出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因此，赖声川觉得“眷村故事并不适合用舞台剧来表现”。
　　怎么让这些故事符合舞台剧的要求？“压力都在我身上，最后我也是被逼出来的。”
　　赖声川的思路在王伟忠一遍又一遍讲故事的过程中思路渐渐清晰了起来。王伟忠故事里的100多个故事和二十五个人物之多，那就精简到三家人，反正眷村的戏是肯定要用群戏的表现形式，这三家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是邻居关系，但成员的状态和命运必须完全不同。有了这三家人的人物架构，再从王伟忠的100多个故事中去挑选合适的素材安放在合适的性格的人之中，最后形成了今天这样的人物框架：赵家是北京过来的夫妻和老妈妈，周宁是一个军官，从大陆来的朱伯伯偷偷地和台湾本省的女孩子私订终身，也只好在眷村找个地方住。这三家人既是眷村中普通的一个家庭，同时每个成员都拥有一个故事。于是赖声川从王伟忠提供的素材库里按照这些家庭成员的性格都挑选了适合他们的故事：赵家有三个小孩，其中一个成为了酒吧女，老二是一个憎恨眷村的人，“这个人或许你们没感觉，但是他们在台湾很奇特，明明是外省人，却每天都在陈水扁的阵营里骂国民党，最后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名嘴。而朱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出国做大生意，一个留在眷村永远没出去过。而最后剩下的周家的故事则更是让人唏嘘。”
　　最后确定下来的二十二个人物，没有一个多余，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和特点，他们的每个人身上的故事，可能都系着王伟忠的故事里的若干个人，“就像两个盘子一样，一个盘子是故事，另一个盘子是人物，我是在两个盘子之间进行对接。”赖声川说：“人物设置绝不能重叠，如果那样不是太浪费资源了吗”赖声川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一直纠缠在他脑海里的困难，让人物和故事在舞台上看着都不至于琐碎，又恰好能够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
　　每个人身上的故事分配完了之后，赖声川把王伟忠请了过来，希望他能够做一些改动。“我是希望他能提意见的，因为这是属于他的回忆，他的眷村。”王伟忠看完一之后一字未动，尽管舍弃了他提供的大量素材，但也觉得这样拼出来的故事很完整。但大纲一字未改还是让赖声川觉得心慌，王伟忠再一次给他吃了定心丸，“你放心，该有的都有了。”
　　在《宝岛一村》的宣传海报上，王伟忠和赖声川被打上了 “联合导演”，当王伟忠把故事讲完后，他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只有到了排戏阶段，王伟忠才会出现对细节更严苛，他仿佛是一个真假眷村的鉴定人，对演员们的表演提各种要求，“比如迷你裙要怎么穿才是那个时代的穿法，对口音的纠正，因为他自己是过来人经历过那个时代。”
　　赖声川的工作就不能只像这么简单了，他不仅要管演员的排练，还要考虑这部戏预算的问题。当故事确定了要有22个人物出演的时候，他的表演工作坊接连开了三天的会，要求减少人物的设置来减少预算，“我太太问我，人物减少到8个行不行。肯定不行啊。最后他们试探地问，那12个呢？也不行。”其实中间赖声川曾经想过要把人物缩成16个人，但是少了哪一个，整个群戏都不够精彩，没法合理了。
　　这也让 《宝岛一村》显得更为踏实，和赖声川以往的作品相比，少了许多锐气和实验精神。“其实三个人是不是能把这100多人演出来。当然也能！那样出来的戏很先锋，但是，那是壮举，不会有感觉的。”赖声川自认自己依然有实力把这部戏做得先锋，但这不应该是这部戏的气质，“每一个戏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有一个灵魂，要给一个正确的身体。之前我必须完成这样一个判断，要让观众看完觉得这个戏就应该是这样。宝岛一村演了三个小时而不是八十分钟，里面的陆奶奶和魏忠，虽然是戏份很少的配角，但他们都是必须存在的。”
　　为了戏剧的合理和故事的精彩，赖声川选择了不妥协。他在表演工作坊中负责主要的创作，而钱的事务他则很少参与。但事实上，22个人的群戏表演以及排练期间的各种花费确实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这部戏可能根本没办法做下去。
　　赖声川很幸运，借着多年来的才华和累积的名望再一次遇到了肯帮助他的人。
　　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最后投资了400万台币，相当于大约100万人民币，解决了当时各方的后顾之忧，“滨海艺术中心投资了，那这件事就完全可以做了，我们不用担心赔钱了。”不担心赔钱的压力小了许多，也意味着赖声川可以更认真地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艺术作品来对待。
　　在广州的首演结束后，深夜下着小雨，赖声川喝着他喜爱的碳酸饮料谈兴正浓，说起和滨海艺术中心的合作，赖声川却不由自主地严肃起来，言语有深深的感激。“我和他们的合作有很多年了，他们每一年都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华人艺术节，他们的总监很喜欢我的东西，你知道吗？他是个印度人，都还不会讲华文。但老实说，他们的视野蛮广的，他也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美国有个叫罗伯·威尔逊的艺术家，他和印尼的一些岛民，他们的语言在人类学上是很特别的，这个艺术家从他们身上拿到了灵感编排了戏，然后去了纽约林肯中心去演出。”而在亚洲，这个艺术中心锁定了赖声川，于是在排戏前主动找到赖声川，表示愿意出资，并且对赖声川承诺“只要你想做这个事，我们就会支持”。
　　似乎滨海艺术中心没有想过要什么回报的事情，“他们是很大气的，对他们来说，能够参与到一个好的作品中去，已经足够了。但你看现在，其实都没多少人知道他们做了这个事。”赖声川有过多次和艺术团体合作的经验，这样的帮助并不是第一次，却依然让他感动。
　　《宝岛一村》在台湾上映之后，内地演出商可然去了趟台湾，看完之后，大为感动。当时立即拍胸脯表示想将这部戏引进到内地，尽管有演出商打包票，赖声川心底依然存疑着，“一个演出商的判断能靠谱吗？还是得一个行外人说好看才是真的好看。”后来，果然一个与戏剧行业完全无关的人看完《宝岛一村》后泪流满面，赖声川才觉得“这次应该才是准的，看来这戏可以做”。于是他带着这部戏和他的台湾演员们，穿越台湾海峡从广州开始启航，用五个月的时间完成《宝岛一村》的巡演，没有能够吸引观众进戏院的大明星，也没有足够大手笔的宣传，而他和王伟忠担心的不只是这些，“我们最主要的担心还是在大陆观众是不是能够真正理解眷村的文化和历史。”
　　显然他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眷村离普通的大陆观众距离的确遥远，广州的首演结束后虽然全场给予了热烈的掌声，但是之前演出商们所宣称的“笑中带泪”却没有大面积地出现，或许，这和进剧场大多是年轻人有关吧。（图为《宝岛一村》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