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0国集团会议之前，美国推出了一个关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报告，那个报告把金融危机的主要责任推给中国，认为是中国生产过度、消费不足导致美国消费过度、生产不足。那个报告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是经济危机其实还没有完全走出来，还面临新的危机。基本上，我同意那个报告的结论和论证，特别是关于金融危机形成和世界经济失衡的关系。
　　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互相指责起不到任何作用，世界经济失衡美国、中国都有责任，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包括中国面对经济失衡的问题。每一个国家对付金融危机急救时，也考虑到了结构调整的问题，可能会更好地、更有效地走出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达到一个新的制衡点。这一波的经济结构失衡，主要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开始的时候，针对国内经济，尤其是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的时代提倡私有化。20世纪80年代过后，尤其是冷战以后，这个新自由主义扩展到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过分的、盲目的乐观也跟着扩散。全球化有很多的好处，但是盲目乐观地认为全球化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国际的劳动分工，还有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这两个因素使西方各个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失衡。这种失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个是西方国内产业格局的失衡，主要是指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同一产业链上的升级，增加技术的含量，提高附加值的升级。第二个方法是产业转移，把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我觉得西方经济体犯了很大的错误，在没有找到新的产业之前，把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种产业转移一方面大大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使得发展中国家都成为这个世界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西方国家本身做什么的问题，那么西方国家就把重点转向了服务业。服务业是以金融业为主的，我觉得这两个失去了均衡，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失去了均衡。因为很多年可以说过去的20年间，金融业是西方获得财富最主要的领域，也是西方国内经济最为繁荣稳定的产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把制造业转移出去的，尤其是像英国、美国，凡是把制造业转移出去快的国家，金融危机受的影响就大一些。
　　第二是社会性投资和生态性投资的失衡。西方需要大量的社会投资，西方二战以后应该说增加得很快，撒切尔时代把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私有化失败了。因为有民族政治，投票否决私有化方案。另一方面生态性投资大幅度减少，为什么呢？把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大量的政府把大量的钱投到金融领域，政府要增加投资增加不了，因为国内已经没有产业了，这次西方国家很多的政府救济金融危机的资金流向了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这带来了更大的威胁。一方面生产性投资没有，社会性投资又减少不了，怎么办？只有增加政府债务，这就是张教授说的，西方的债务越来越高。
　　第三个失衡，创新和投机之间的失衡，创新从历史上看，我自己的看法，创新不是在技术制造业领域，但西方创新大部分放在金融领域，但金融工程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实际上和投机没有区别。金融行为就有投机，我觉得过分金融创新会把秩序搞乱。
　　第四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西方无论实体经济、金融经济，本来政府结合得不错，但因为全球化过快，跟不上。
　　这是西方几个方面的失衡。中国的四个失衡，一个是出口与内需的失衡。美国人花钱，中国人存钱。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很多时候是中国人借钱给美国人再买中国的东西，这是生存不下去的。第二个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失衡，我觉得很严重。第三还有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第四也是我要强调的一个失衡，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的失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是靠生产性投资而来，社会性投资一直增加不了，所以像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我想指出一点，每次经济危机来临时，中国牺牲的都是社会性投资。1997年经济危机，很多经济学家提出要把教育作为经济增长根源，只有中国把教育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根源。这次一样，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也是社会投资，房地产主要是社会投资，每次的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总是以牺牲社会政策取得经济的增长，这使得中国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严重失衡。
　　总体意思是，拯救危机有很多方法，但有些方法会产生新的危机，所以我们要科学一点，最理想的方式是在救火的时候，也能考虑到经济结构重新均衡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