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冲
　　1月27日，公安部称，中国足协原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建强已被刑事拘留。
　　之前，外界一直四处打探被刑拘的南勇、杨一民为何涉案。“体育赛事开发的赞助、冠名、广告等很多环节是腐败现象发生的高危区域。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是坐在火山口上，心思稍有不慎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1月22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刘鹏特意就南勇等足协领导涉案情况进行通报。刘鹏在通报足协情况时以赛事开发领域举例，显然为南勇案标明了方向。因为之前足协主管这一块的正是南勇，特别是传言中的爱福克斯案。
　　爱福克斯案
　　2006年初，身为主管联赛事务的中国足协副主席兼中超公司董事长，南勇焦头烂额——由于西门子的提前退出，中超联赛于2005年“裸奔”了整个赛季。眼看着又一个赛季开赛在即，中超冠名仍然没有落实，南勇决定亲自过问这件事情。他想到了老朋友白川，一位比利时籍华裔经纪人。正是他当年把阿里·汉推荐给南勇，出任中国队主教练。
　　虽然阿里·汉把中国男足带到了历史最低谷，连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外围小组赛都没有出线，但这并不妨碍南勇和白川的良好关系。2006年初，南勇只身一人再次前往欧洲，与白川商谈中超联赛的冠名赞助问题。白川向南勇推荐了英国网络公司爱福克斯。这是一家被介绍为主营网络电话业务的国际大公司。其报价600万欧元也颇具吸引力——虽然不及此前西门子的1400万美元，但毕竟中超已经“裸奔”一年，而且又已经提前失去了世界杯参赛权。立功心切的南勇，立即和对方签订了三方合作协议。其中，和爱福克斯的合作协议是与其代理方ACE公司签订，白川所有的BCD公司则作为中超公司的全权代理方收取10%的代理费。
　　南勇回国后向足协和体育总局汇报了寻求赞助的情况。此时总局和媒体也都在关注爱福克斯赞助问题，大家对爱福克斯公司都不了解，也有人表示质疑。南勇表示：“我可以以我的党性担保，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我辞职。”
　　可最终，问题还是出现了。根据足协召开的发布会介绍：爱福克斯约定的600万欧元冠名款并没有如约汇入中超公司，而只是支付了60万欧元的首付款，但该笔款项又像在中超公司的账户上走了个形式一样，在到账后立即被作为代理费划给了白川的BCD公司。虽然爱福克斯毁约在先，但中国足协在代理费问题上倒是非常“遵纪守法”。
　　为了追讨爱福克斯的冠名款，中国足协先后召开了三次主席办公会。但在前两次会议上，南勇均以爱福克斯正在筹款为由，建议推迟打官司。直至足协召开第三次主席会议，南勇才同意打官司，但表示：“如果打官司，钱可能就要不回来了。”
　　在谢亚龙的敦促下，2008年底，中超公司把爱福克斯的代理公司ACE和白川的BCD公司告上了法庭。官司是赢了，可剩余的540万欧元却再也追不回来了，因为爱福克斯的代理公司ACE和白川的BCD公司早已破产。而且，在北京二中院的官司开打后还发现，原来签订合同的代理公司ACE已经转让过一次，新的公司随后也破产了。这导致这笔钱已经没有任何可能被追回了。
　　关于南勇和爱福克斯的关系，在后者“皮包公司”的本质被曝光后，曾被媒体描述为 “爱福克斯画饼绊南勇”。这造成了5400万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流失，有人认为，这其中存在着权钱交易。
　　2009年12月17日，当足坛扫黑正大张旗鼓展开的时候，全国各大体育媒体都曾收到过一封匿名检举信佐证了相关内容——“ACE公司是2006年在英国注册的皮包公司，BCD公司也是同一年白川在香港注册的皮包公司，它们都是为爱福克斯临时注册的公司，而爱福克斯也是2006年才成立的公司，也是典型的皮包公司。除了南勇，全世界没有谁会与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公司签订如此重要的合同。当然，南勇为了获得体育总局和足协对爱福克斯赞助协议的认可，不会把真实情况汇报上去的，而是提供了假信息以瞒天过海。爱福克斯协议的签署完全是南勇和白川操纵的，就连中超公司董事会成员都没有一人了解签署过程，直到现在也没有亲眼见过这份协议，更谈不上参与了。”
　　这封检举信在发给全国各大媒体的同时，也发给了相关部门，随即引起了纪委的注意。因此，打假扫黑的中国足坛就此融入反腐性质。中纪委驻总局纪检组证实了以上说法，1月15日晚南勇被通知去总局开会，随后被“诱捕”，正是中纪委驻总局纪检组通过局长办公室给足协打的电话。
　　对簿公堂后，大家对爱福克斯才有了了解——这家声称做网络电话业务的公司，其官网的服务器注册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母公司是在英国——英国南部小道泽西岛的圣赫丽镇。这是一家奇怪的公司。它消失后打电话给其在美国德州的公司，号码无人接听，打电话去英国，号码已被取消，上网查官方流量，只有22个人曾经上网注册过，估计是初建技术测试时弄的。
　　后来又发现，这家公司根本就没有电话，要找它，就得注册它的前呼号码，但前呼号码也是被取消了的。也就是说，这家与中超签订了每年600万欧元合同的公司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
　　据来自警方的消息称，目前南勇可能被定性为商业贿赂，而不是“渎职”或者“玩忽职守”，这另一侧面证实了南勇和爱福克斯之间存在利益关系。
　　据知情人士透露，凭借体委人事司司长的资历，南勇和空降至足协任一把手的谢亚龙长期不和，两人之间互不服气，时常发生争执。但在爱福克斯出事后，南勇灰头土脸、一再退让，生怕谢亚龙发起审计检查。另外，当年和爱福克斯的合同按常理应该由任足协一把手的谢亚龙签署，但谢发现此事不太对劲后，让南勇以中超公司董事长的身份签字。
　　在南勇涉案之后，有人质疑谢亚龙是否存在渎职罪。传闻南勇案还将牵扯到体育总局更高级别的官员，毕竟无论是冠名赞助，还是教练任命等事宜，所有的协议都需要总局拍板同意。
选帅内幕
　　说到教练任命，就不得不再次说到南勇和白川的关系。此前一直负责国字号的南勇和白川相识已久。往年国足欧美拉练时，都是白川负责联络比赛及安排住宿。但他们更主要的合作还是在于2002年选定国家队主教练。米卢在率领中国队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打进日韩世界杯决赛圈后去职。当时的南勇负责国家队事务，因此选聘新一任国家队主教练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头上。他亲自飞赴欧洲会见候选人，当时候选名单上有法国名帅特鲁西埃、米歇尔，荷兰名帅希丁克、范哈内亨。但最终，中国足协选择了此前不在选帅名单上的阿里·汉。当时，白川是阿里·汉的委托人，正是他把阿里·汉成功推荐给了南勇。
　　据时任中国足协一把手的阎世铎介绍，阿里·汉的确不是候选人，南勇从欧洲打电话回来汇报情况时，他正和足协中层在北京昆仑饭店参加外事活动。不仅他本人，包括足协中层在听到“阿里·汉”的名字后也都感到很意外、很陌生，从没听说过。但阎世铎表示，没法直接提出异议，毕竟看人、考察、谈判的是南勇，其他人并不了解情况。
　　当阿里·汉率领的中国队冲击2006年世界杯在亚洲区外围赛小组赛阶段就失利后，有媒体指出，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阿里·汉正是南勇一人所为，其中是否存在暗箱操作的情况。
　　南勇和白川的 “友好合作”始于此，之后有了爱福克斯案。阿里·汉将国家队推到一个历史低谷后，仍然不乏在中国再就业的机会，他执掌重庆力帆，有“朝中有人，重庆保级”的说法；他辗转津门，又有“南头力挺”的新闻。
足坛“高危区”
　　被质疑的还有中国足球位于香河的训练基地。其实，这不是一个应该建立的基地，因为北方冬天很难进行训练，足协得花大钱去南方租场地，每年维护香河还得几千万元。但它不仅建成了，而且在建设过程中经费莫名其妙扩大了数倍。在南勇出事之前，香河基地是他的工作重点之一。
　　在这个敏感时期，刘鹏在讲话中把惩治腐败列为头号工作任务，他提到的高危区域还包括 “或大或小的基本建设以及大宗物资的采购招标”。
　　坊间还流传出 “国脚报价”的说法，似乎有个十万二十万，就能买得一个国脚身份。翻翻阿里·汉时期选用过的多达五六十名国脚里，纵观其履历，到底有多少够得上国脚资格的，不能不令人生疑。前中国国家队队长范志毅就曾痛骂如今的国脚实力不济，多为金钱交易产生的“水货”。央视体育频道足球节目主持人刘建宏也表示，花钱当国脚这事肯定有，这样的利益链条一直存在，是公开的秘密。
　　国家队在比赛安排上更加不透明。坊间流传的一种笑谈是，以目前中国队热身赛友谊赛的安排方式，一两年内国家队将会去到各个县城比赛，只要球场不至于太小、赞助费不至于太低。从2001年十强赛选址沈阳，到此后国家队从全国中心城市，到二、三、四级城市毫无规律的巡演，说不清楚的道理太多。国家队成绩太烂，一线城市不稀罕中国队的比赛，当然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国家队赛事也确实前有“盈方”后有“福特宝”的包装组织，只是个中猫腻层出不穷，以至于没人相信这块阵地还能干净。盈方方面就曾表示过不满：“我们签了合同，但是足协才是最终决定者，我们根本没有作用。”
　　据悉，从尤可为、王珀等基层人物，到裁判、管理人员，甚至足协高层统统涉案，独缺国字号，并非因为国字号这块阵地一尘不染，而是在等待更大的“鱼”落网。
　　当然，以上“可疑行为”并非都是南勇一人所为。和南勇反复于联赛、国家队管理层面一样，另一名足协副主席杨一民也是在这两个阵地来回穿梭。因此，和南勇不和的杨一民也被定性为反腐窝案，据称也是和收受贿赂、控制裁判、操控比赛等罪名有关。比如原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健强及国青主帅贾秀全同样被警方传讯就被认为和杨一民有关。
　　曾在广东、成都等多支球队任职的著名教练陈亦明指控杨一民和河南建业俱乐部关系密切。这支长期混迹于甲B联赛的球队在升上中超后立即成为强队，在上赛季直至最后一轮还和北京国安同处争冠行列。陈亦明表示，这正是得益于杨一民的“官哨”保护。而贾秀全在国青队下课后随即被杨一民安排至河南建业任主教练。
　　已经招供的南勇、杨一民也许在里面交待的更多，比如2001年十强赛选址沈阳、世界杯出线战是否是场“假球”、海埂集训、“内定”冠军……
　　“南勇、杨一民出事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太爱钱了。”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尹明善说。但更多的人认为是体制原因造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管，必然容易滋生腐败。”前中超委员会主任郎效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