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松 崔凌睿
　　认真读完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妈妈评审员“协议书”，杜红娜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意味着从1月29日开始，她正式成为了“妈妈评审团”的一员。
　　“妈妈评审团”是一个由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发起的民间组织，其主要职能是依据相关道德规约对互联网上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进行举报、评审，形成处置建议，反映给相关管理部门，并监督评审结果的执行。
　　杜红娜的孩子3岁半，已经和网络有了亲密接触。如今，小家伙会自己点开IE浏览器，并到左边的历史记录中去找他登陆过的网站。这是杜红娜专门为他选定的一个儿童网站，在上面可以看小动画片，学英语，听儿歌。
　　目前孩子打开电脑后，还都比较安分地登陆到家长指定的专属网站。“再大一点就很难控制了，他想点到哪儿就点到哪儿，即使他不点，也会蹦出一些链接。”杜红娜觉得虽然孩子年龄小，但总有一天会长大，她觉得应该为孩子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做这事儿不是为了他一个人，是给所有孩子的。有的家长可能没有精力，而我正好有足够的时间。”
　　在当天签约的60名 “妈妈评审员”中，像杜红娜一样的年轻妈妈占据了三分之二以上。
　　她们已经是“妈妈评审团”签约的第二批评审员，在此之前的1月19日，包括“知心姐姐”卢勤、“网络妈妈”刘焕荣、全国劳模李素丽、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宗春山等9位青少年教育专家及社会爱心人士已经被北京网络媒体协会正式聘请为“妈妈评审团”首批评审员，并召开了第一次评审会。
缘起
　　北京青少年法律心理咨询中心的主任宗春山，不仅是首批评审员之一，还是“妈妈评审团”这一概念的最先倡导者。
　　作为研究青少年问题的专家，宗春山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网络不良信息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的研讨会。在这些会议上，总能听到一大群门户网站表决心，可是他发现，表决心越多，里面的问题也就越多。
　　这些网站自己私下也承认，如果真想把不良信息全掐断，工作人员得24小时不间断地盯着。
　　对于这项不能增加利润的工作，网站经营者显然没有足够的热情和动力。
　　“与不良信息相比，我更关注网络沉迷，特别是沉迷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妈妈没陪审团成员之一的陈女士对此感触颇深，她是主动报名要求参加妈妈陪审团的。她自己本身就是北京一所职业中专的老师，学校70%的学生来自郊区县。
　　“为了省钱去上网，有些学生连中午饭都不吃，三顿并两顿。”陈女士说。作为班主任，负责找回那些逃课去上网的学生是她的工作之一，为此她还在班里发展了内线。
　　一次次在网吧的“捞人”经历让她感到越来越无助：为了去网吧找学生，她曾差点和网吧工作人员打起来；向多个部门投诉网吧对未成年人上网的放任，没有任何结果；一位学生的妈妈哭着求她救救迷上网络游戏的孩子，但和那些以黏住玩家为主要目的的网络游戏相比，她对学生的劝说显得苍白无力。
　　“这位妈妈把老师当成救星，但我心里说我自己儿子都这样，只不过稍微好一点罢了。”陈女士很无奈，“要不是怕给单位添堵，我真想去上访。”
　　由相关政府部门联合进行的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式”打击，治标不治本。风暴过后，不良信息网站死灰复燃。
　　宗春山觉得，既然这样，不如让愿意为自己孩子工作的母亲来做这些事情。他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有一个家长组成的评审团，看电视、上网站，只要家长委员会认为这个东西不健康，立刻有权要求暂停节目或删除信息，不需要通过法律解决。法律是滞后的制裁，播不播，删不删，家长们说了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和国际接轨。”宗春山说，在他看来，既然国外可以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填补法律的空白，我们为什么不能呢？人家的妈妈可以站起来为孩子们呐喊，我们的妈妈为什么要沉默呢？
民间力量
　　宗春山提出了“妈妈评审团”的概念。2009年12月1日，在北京网络媒体协会组织的 “彻底整治手机网站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评议会上，宗春山的这一建议当场被采纳。
　　北京网络媒体协会秘书长魏女士回忆，当她听到这个倡议的时候，觉得非常好。她既是这一项目的参与者，也是妈妈评审团的一员。她的孩子上小学四年级，每个星期老师留作业都需要上网搜一些跟课文相关的内容，然后也会玩一些游戏。
　　“他每次坐到电脑前的时候，我都很不放心。”魏女士总是习惯在孩子上网的时候站在他的身后。
　　在协会内部讨论之后，这个项目很快被确定下来。1月12日“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妈妈评审团招聘启事”被挂到了各大网站的显著位置。
　　招募信息挂出后不久，得到了妈妈们的积极响应。李蕴洁有一个7岁的女儿，她第一时间报了名，就怕选不上。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报名的妈妈超过200人，一个颇具规模的妈妈评审团的后备库初步建立。
　　“监督、举报不良信息只是妈妈评审团的工作内容之一。”魏女士认为，妈妈评审员首先要上网，对社会的不良信息进行举报。与一般网络监督员、巡视员不同的是，她们还要针对一些对儿童身心健康有较大影响的焦点问题进行评议，形成决议后可以向政府反映，也可以向社会呼吁。
　　普通的网络监督员只负责举报不良信息，不参与后期评议。目前，专门为妈妈评审团开发的工作平台已经进入测试阶段，一个月之后即可投入使用。在这个平台里，妈妈评审员们既可以举报，也可以在线沟通、在线交流，同时还可以在线完成一些评审工作。
　　对于焦点事件，妈妈陪审团会开评审会。成员在接到评审议题和素材后，可通过发邮件、在线发表意见等方式参与；成员对评审对象有处置建议权，达成统一意见后有权提交给相关部门处理；成员对管理部门的处置结果有监督执行权，有权要求管理部门给予答复和反馈。
　　为了让妈妈评审员们尽快适应这一新角色，1月29日下午，由北京网媒媒体协会邀请的专家、网站代表、北京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工作人员对妈妈评审员们进行了首场培训。
　　对于前期模糊不清的低俗信息、色情信息、淫秽信息的界定标准，则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了详细解说，并将这些内容列入了 《妈妈评审团培训手册》中，人手一份。
疏胜于堵
　　“妈妈评审团”能否起到实质性监督作用，一直外界质疑的焦点之一。宗春山认为，相比于争议和质疑，行动起来为孩子们做点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手机也好、网络也好，让孩子们免受这些不良信息的伤害已经迫在眉睫。母爱的力量一旦通过现代文明的方式聚集起来，是非常强大的，可以弥补政府管理中的不足。”
　　杜红娜觉得 “妈妈评审员”的监督，并不会让网络变得幼稚。有些内容面向成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不应该那么泛滥。
　　皮艺军认为，这牵涉到儿童利益优先原则。他举例说，比如我们向游泳池里放水，到底放多深？一个导演拍片子的时候到底是给谁看？放水放到以孩子为准，不要把孩子淹死。在文化市场没有实行分级的前提下，就要牺牲成人的利益，“当然成年人有自己的办法去寻找，当年一部未删节版的 《色戒》就曾引发人们赴港观影的热潮。”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的重要原则之一，该公约1989年获联合国通过，1992年4月在中国生效，也是目前为止获得批准国家和地区数量最多的人权条约。
　　除了《妈妈评审团章程》中列出的“规定动作”之外，妈妈评审员们还希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蕊是一个大学老师，面对大学生游刃有余的她，教育起自己的孩子却觉得在有很多地方无能为力。对于妈妈评审团这样一个新的组织形式，除了发现、监督不良信息之外，她希望能把视野放得更宽，像儿童用品、网络游戏这样的产品，在上市之初是不是可以由妈妈评审团对他们进行评审，避免孩子受到不良的引导？
　　在此之前，她曾经关注过英国的“儿童道路交通协会”，这个协会将根据家长的意见促进一些和儿童相关的立法，比如儿童过马路、儿童座椅等方面的立法及标准的制定。“我也希望我们这个评审团通过大量的工作，总结出一些有意义的经验，虽然不能直接参与立法，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呼吁起到推动的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所长郭海燕认为，一些“堵”的工作有必要，像法国、德国都这么做，装手机过滤软件，实行分级，有些比我们控制得还严。但终归不能靠这个，这种方法不是唯一有效的，更不是百分百有效。
　　“我们对青少年获取信息的方法低估了。”郭海燕曾和两个15岁的高一学生一起在人民网做访谈，孩子们告诉她，只要他们想看黄色的东西，就绝对能找到。
　　“现在的措施更多倾向于防范，怎么更好地引导，则体现了对青少年的尊重。”郭海燕说。
　　（本报记者陈勇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