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伟
　　不久前，连续第7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12个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这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 “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与稳定外需结合起来，着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这一主旨相呼应。
　　为拉动农村消费市场，中央政府之前已经出台了不少政策，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及即将开展的建材下乡。这些惠农政策要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是农民手中有足够的钱，能买得起那些下乡产品，从而实现下乡企业和农民的双赢。而事实上，这样的结果还没有出现。以家电下乡为例，市场曾预计，2009年家电下乡政策将带动1500亿元农村消费，但去年家电下乡实际销售额不到700亿，两者之间有900多亿的差距。这项实施了三年的政策，之所以带动效应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民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消费应是关键因素之一。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了让农民增收的各项措施，而且从以往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实施效果看，的确在促进农民增收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2000年到2003年，农民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4%左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半。2004年中央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这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的首个一号文件。结果在2004年底，效果显著，当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比2003年提高了50%，达到了6.8%。随后连续几年，年年出一号文件，每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超过了6%。
　　但上述数据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数据一比较，就让人开心不起来了。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高达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这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不久前公布的2009年数据也显示，去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是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8%。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拉大是公认的事实。
　　农民的收入主要是两大块，其中外出打工收入占了农民总收入的40%，售卖农产品等家庭纯经营收入占了49%。要想比较快地提高农民收入，就应在这两块上做文章。而对中国来说，农村地少人多，农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所以农业上的经营性收入提高的空间不会太大，因而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将直接影响农民增收。
　　但是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却又不容乐观。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这种失衡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尤甚。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去年的一项研究就预测，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可能只有5％左右，增速将比上一年回落10个以上百分点，可能为1984年来的最低增速。
　　另外，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这些80后、90后孩子将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将不再返回乡村，而会继续留在城市。如果他们的收入不足以养活自己，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推进城镇化，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镇。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解决之道。但在中国之前的城镇化过程中，有一个误区，就是学者所说的土地的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比如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这些地区在大规模集聚产业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大规模集聚人口。中西部有上千万的农民工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打工，他们为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并没有就地转变为当地居民，没有享受到工业化、城镇化、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显然是我们未来推行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