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荭
　　1974年5月，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JuliaKristeva，1941-）跟随由Telquel（《原样》）杂志社同仁罗兰·巴特、菲利普·索莱尔斯、弗朗索瓦·瓦尔、马瑟兰·普莱奈等组成的法国作家代表团踏上遍地热火朝天“批林批孔”的中国。这是1971年10月25日中国加入联合国后受官方邀请来华访问的第一批西方知识分子代表团。之所以选择“原样派”，绝非出于一种文学的考量，当时中国“一曲国际歌，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工农兵文艺所关心的也绝非 “原样派”标榜先锋的文学诉求：从“文本写作”出发，借苏联形式主义从超现实主义的茧困中金蝉脱壳。之所以选择“原样派”，更多是因为它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及稍后的种种激进的政治表现契合了当时中国政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宣传。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六七十年代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以及叫嚣着“造反有理”的巴黎索邦大学的学生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探索社会主义新模式的中国经验，毋宁说是对革命理想主义一厢情愿的浪漫想象。尽管1941年出生于东欧保加利亚、1964年移民法国的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口口声声说她个人对中国的兴趣“基本上是文化层面的”，但她切入中国主题的方式却是政治的：“鉴于这个国家在文化上的独特性，我们想分析一下那些可能存在于中国社会主义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年轻的朱莉娅的中国情结其实是一种移情，不得已抛舍了社会主义祖国保加利亚，在巴黎第七大学学习中文（学了四年，学得很用心）和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为克里斯蒂娃提供了一点心理补偿，甚至一点死灰复燃的革命热望。
　　所以，1974年踏上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大地之前，克里斯蒂娃就已在头脑里构思好了一个理想的参照物（系），并预先认同了它。“我能说一点中文，到达中国时，我这几分中国模样，加上我们一行，人人一套毛装，我还唬过不少人。在游历长城时，有几位中国妇女还向我问路！直到我说上几句后，她们才明白我不是个道地的中国人。”在1990年克里斯蒂娃的自传性小说《武士们》中，初到巴黎的保加利亚姑娘奥尔加借宿在薇拉家中，“镜子映出她杏眼下面比平时更深的黑眼圈，在高高的颧骨上方，当她容颜消瘦时，黑眼圈就让她的一张鹅蛋脸变成了瓜子脸。疲惫越发让她有了东方人的模样：要不是她一头松鼠般褐色的头发和白里透出玫红的肤色，真会以为她是位中国姑娘。”自恋的作者和眼尖的读者都明白：奥尔加是克里斯蒂娃的“镜像”，或者说，穿着“一袭长裙，模样还有几分中国风味”的克里斯蒂娃一踏上中国就走进了一个潜在的文本，成了一个被现实和虚构不停拉扯的似是而非的小说人物。
　　但理想的热切终归要被现实的冷水浇得冰凉。克里斯蒂娃1974年访华的初衷是“学习中国文化，掌握中国社会主义新颖之处，并期待能一睹彻底自由化的景观。当时适逢一个重大时刻，即毛泽东在鼓动年轻人攻击党内官僚机制后，毅然将目标转向妇女”。或许毛泽东在1968年发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豪迈口号让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也产生了很多美好的遐想，正好她自己当时的研究也从形式主义和符号学转向了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开始对法国及欧洲妇女感兴趣，“尤其是她们的性爱，她们的书写，她们的社会地位等等。”因此克里斯蒂娃来中国并不是观光游历这么单纯，她带着法国“妇女出版社”的稿约而来，那本讨论中国妇女角色的书——《中国妇女》在她回国后如约写成，并于1974年底付梓。只是，这本书的出版也见证了作家本人“中国想象”的幻灭：一方面表达了对过去的着迷，另一方面陈述了对当前种种的失望。“就像在东欧国家那样，中国妇女被推向第一线……并没有因为她们是女性而特别重视她们，反而将她们视作补足用的劳动力。总之，所有潜伏存在中国文化里的关于女性的身体、女性的性欲、母亲的角色等等议题都三缄其口，避而不谈。此外，……的教条主义更是固若磐石，尽管他们批判苏联所奉行的修正主义，但他们那些新式的论述皆是斯大林式的。”处在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自由是奢侈品，也是危险品，这对经历过“禁止禁止”的“五月风暴”自由洗礼的克里斯蒂娃和代表团其他成员而言是无法接受的。“那些我们渴望见到并认为可以讨论的东西一概被禁止。”就连代表团希望参观精神病院，了解中国医生如何处理精神健康问题，也被中方告之“中国并没有疯子！”到处碰壁之后，终于“将自由的期待给弄幻灭了”，回到法国后，克里斯蒂娃放弃了中文学习和对中国的关注，从此 “彻底罢手不理了”。
　　断裂，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二次幻灭，中国经验埋葬了中国想象，如此三十年。
　　再回到中国，竟是一本无厘头侦探小说《拜占庭的谋杀》，在这本充满了形而上学意味的书中，克里斯蒂娃虚构了一个中国反叛者的形象 “小常”，化名“无限”。小常看不惯人世丑恶，他抱着净化者的愿望反叛自己的宗派、黑帮和腐败，但他最后屈服于自己的脆弱，受着精神病的百般折磨，沦为一个西方的连环杀手。荒诞和悲哀不在于世事无常和生命有限，而在于东西方遭遇后，自我和他者都意识到了彼此的存在，自我不能 （或者说很难）融入到他者，而自我和他者都在对峙中发生了变化。
　　2009年2月底，克里斯蒂娃在同济大学做“一位欧洲女人在中国”的演讲，或许我犯了和她三十年前犯的一样的错误：我带着头脑里已经构想好的克里斯蒂娃和设计好的问题去见她。在“俏江南”吃晚饭的时候，克里斯蒂娃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很认真地做笔记。她要求在座的中国学者一个一个地说，其他人不许插话也不许闲聊，“大家都要认真听！”。上海总领馆的招待晚宴成了工作餐，之后在和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的老师交流的时候也一样，汇报、问答、笔记，典型的社会学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方法，或许35年前她就是这样做好了《中国妇女》这本书的所有素材。她说这次她是“带着耳朵来中国的”，因欧盟公务而来，肩负文化使命，所以不能自私地谈“我”。没有带嘴巴来中国的克里斯蒂娃让我有些失望，作为法国女性主义“第三波”代表人物的她一直强调个体（《独自，一个女人》，2007），但她竟然回避了自我，至少这一次是这样。
　　我的失望或许还因为裹着皮草大衣、戴着皮帽，笑容可掬、目光清澈的克里斯蒂娃已经越来越不像中国女人了。“走，过去就是边境了。”从东欧到西欧，“思考之危境”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已经越来越蜕化为一种文化的乡愁。我想象她在巴黎的丁香园和索莱尔斯一起喝下午茶的优雅，当年保加利亚的少先队员已经被巴黎成功地改造成一位资产阶级的雍容贵夫人了。虽然，口音里还带着一点无法抹杀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