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娓婷
从2010年1月1日起，广东省取消暂住证，实行居住证。该项举措被看作是拥有全国1/3流动人口的广东，在户籍制度上给予流动人口相对平等的待遇。
然而，据本报调查，时隔一个多月，广东的居住证办理系统仍然未全面展开。广州多个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均表示尚未见过居住证办理系统。对此，广东省公安厅流动人口管理处负责人向本报澄清，这是因为省内各个城市经费出现问题，导致办理居住证的设备未能落实。
居住证的普及之路依然曲折。
风吹流沙，一层又一层
等了9年，湖南人唐卫华还是阴差阳错地错过了深圳户口。
唐卫华梦想成为正式的深圳市民。工作8年，唐卫华仍未等到，他逐渐感觉无望。在家人的催促下，去年他跟妻子多要了一个孩子。凑巧的是，孩子出生的同时，唐卫华被升为生产车间主管，达到企业为员工落户深圳的要求。他因为超生而丧失落户机会。
落户梦破碎，唐卫华打算工作到能转保回乡的时候，就离开这个城市。
刚到深圳，唐卫华是公司新设实验室的普通员工，做些记录手机在异常环境下状态的简单工作。随后9年，唐卫华从品质到研发、生产部门都转了一圈。
唐卫华2007年升为生产车间主管，开始承担提升产能、控制成本的综合管理职责。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唐卫华参与机改工作，规划人与机器的重新配置，将原本1200多名员工的生产线精简到只需300人就能完成同等任务。
深圳特区建立30年，从百万人口的规模发展到如今千万人口。企业和城市越来越需要高端人才。假如户籍仍然是阻挡唐卫华这种综合管理人才留下的障碍，损失的将不只是雇员这方。
唐卫华不少同事也因为最终无法落户而准备返乡。这些人的资历甚至比唐卫华深。
一名打工者在网上发帖称，谈起深圳的人口流动，他就想到深圳企业主为难以提高员工技术素质、难以稳定和提高产品质量所承受的痛苦。
“企业的员工像风吹流沙一层又一层难以稳定，深圳的企业像菜农田地里的韭菜，割去一茬又一茬。”上述来深建设者写道。
事实上，作为暂住人口寄居深圳，唐卫华过得并不轻松。他表示，最让自己无法专心的是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无法履行赡养父母、抚养孩子的义务，是不少来深建设者心里的痛。
暑假把孩子接来深圳同住，唐卫华费尽心思带他吃好玩好。但没几天孩子就呆不住，念着：“我想爷爷了，我想回家。”
唐卫华苦笑着说：“孩子跟我不亲。每次打电话问他‘想不想爸爸’，他总是回答得干脆，‘不想’。”
深圳有900多万流动人口。他们期盼把老人、孩子带到身边，一同在深圳安居乐业，但这个愿望因受户籍歧视而倍感艰难。
唐卫华对深圳资源丰富、城市秩序井然、政府工作透明等等都深有好感。“以前受不了广东天气的炎热，现在反倒觉得是老家的天气冷了。”唐卫华笑言。他目前在为回家做准备，用多年的积蓄买了块地，准备盖房子。
融城之难
1991年，陈秀8个月大。她的父母离开四川南充老家到深圳打工，陈秀成了留守儿童。
18年后的2008年，陈秀高考落榜。“书没法读了，县里又没有什么可干的，”陈秀说，“我知道该去找我父母”。
20年来，广东一直以突出的用工条件吸引全国的人，光是深圳每年就增加30万外来流动人口。曾有从深圳打工回来的乡亲向陈秀形容：深圳的夜晚，灯光把城市照得透明，世界之窗、欢乐谷有陈秀很少能玩的过山车。
到达深圳后的陈秀大失所望。父母把她领进城中村中的住所。打工18年，父母只有一间租来的、空空如也的一房一厅。房间留给父母，陈秀在客厅拉一张帘子放床。
陈秀每个月的工资会被扣去87块9毛4，用作缴纳各项社保费用。他们能到指定的门诊就医，享受一定的费用优惠。这比她母亲过去要强一些，至少有病不必强忍着。
外来暂住人口与常住人口倒挂的深圳，非深圳户籍者期盼这个城市对他们更加友好。
造成户籍人士与非户籍人士之间落差，有些是缘于直接附加在户籍上的差异化福利，例如教育。2009年，当北京、上海等城市取消借读费，深圳则宣布维持原状，引起公众强烈质疑。当时，深圳市非户籍人口学生已达到40万人，占学生总数六成多。其中公办学校就读的非户籍人口学生达20万人，占公办学校学生总数的49.7％。
然而，拿到户口也不代表真正融入城市。重点本科毕业、拥有广州集体户口的徐韵认为，她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追求没有到此为止。她必须尽早买房子，把集体户口转成个人户口。“只有这样，我的孩子才同样拥有一个广州户口。”徐韵说。
沿海城市生活的成本，连拥有户籍福利的人也难以承受。这也意味着，非户籍人士还需跟户籍人士争夺政府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
深圳坊间有传言称：在深圳居住满一定年限的来深建设者可申请保障住房。但深圳某街道办社会事务科一位职员介绍说，他和同事总要花很大力气劝解前来咨询的非深户人士，别再想通过这个门道获得经适房。
该职员认为：“对获得经适房的条件限制不会放宽，只会越来越细。”最近两年，该职员观察到，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申请人的收入、房产的规定细则不减反增。由于申请者数目庞大，前一次经适房申请过程中政府还向公众公布房源，这次则要求申请人被选中后才能看房。
“楼价越来越高，贫富差距拉大，首先满足低收入的户籍人口也在情理之中。”该职员介绍，光是深圳户籍的低收入户，每个区就有上千个家庭。户籍被作为界线能 “顺利”砍掉一大截人口。
于是，深圳户口成了陈秀一家人“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谈起住房，唐卫华也说他总算看到落不了户的一点 “好处”：“深圳住房这么贵，我怎么消费得起呢？”唐卫华每月薪水将近6000元。
城市的烦恼
附加在户籍上的差异化待遇，阻挡不了流动人口涌入广东。
广州市沙河服装商圈位于沙河大街，距离新城市中心天河步行不过15分钟路程。这里近5000家服装批发商店派生出服装运输服务。从拉手推车运货，到出租面包车送货，再到卖早餐的小车，全是农民工包办，杂乱无章地填满整个片区，造成广州有名的交通、治安和卫生死角。
运货车车主满街吆喝，逢人就想拉上车。对生意的争夺激烈到了罔顾法纪的地步。曾有运货面包车连续穿越两条相反方向车道，差点与迎面而来的公共汽车相撞。
有人提出以户籍管理的方式提高来粤门槛，至少要把这类危害社会安全的人拒之门外。
然而，农民工还是来了，而且以百万的数量进入广州。沙河服装运输只是广东纺织服装产业链上的一个细小环节，已成为养活数千农民工的就业平台。
这些运输队工人落脚广州，而广州对他们一无所知。别说户口，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连暂住证都没有办理，身份证因“觉得没什么用”而不知被丢弃在哪里。拉货工人披一件印有运输队名称的背心就埋头干活。运货的面包车也是非法运营的改装车、蓝牌车，车牌全是异地的。被问及老家在哪里，车主不耐烦地用带乡音的普通话回答：“伏（湖）北的”。
广州为管理流动人口想了很多办法。广州市政府增派交警到沙河维持秩序，可是因没有健全的市场法则，根本无法将这支庞大的运输队伍纳入合法经营的范围。
为了应对省内大量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风险，当前广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采取与出租屋管理挂钩的方式。沙河街某居委会主任介绍道：“以前是 ‘以人管屋’，看到面容陌生、行色不对劲的就查人家的身份证、暂住证。后来发生孙志刚事件，提倡和谐社会，就改成了 ‘以屋管人’。 ”方法是要求出租屋房东和承租者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到居委会备案。这样居委会成员就能隔一段时间到这些出租屋里检查，防止流动人口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根据基层管理经验，上述居委会主任认为突击检查还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很难比较‘以人管屋’和‘以屋管人’的效果差异，不过是换一种形式罢了。”
广东省公安厅流动人口管理处负责人承认，尽管公安做了大量工作，广东治安还是因为缺乏流动人口的配合而存在问题。该负责人解释，在中国户籍制度下，人户结合的常态对人的行为产生一定约束。当人口流动起来，行踪和相关信息无法被掌握，作案几率就会上升。
户籍无法拒绝人口流入，却可以引导流动人口的行为。中山市农民工积分制的做法成为广东其他城市学习推广的对象。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研究课题主要参与者郑梓祯介绍，中山积分制通过积分让流动人口享受不同的公共服务待遇，最后还能决定他能否入户。“积分的很多指标都是规范流动人口的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引导他们往好的方面走。”郑梓桢说。
居住证取代暂住证是一个较
大变化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江华在到中山大学读书之前，在家乡的小学教书。
说起家乡的状况，刘江华特别感慨：“以前我教书的时候学校都是满满的。现在回去一看，学校只招到三年级，四年级都招不满了。一、二、三年级也是稀稀拉拉地招了一些学生。希望小学都没人了。”
刘江华继续描述道：“到一些落后地区去，例如广东梅县的五华地区。车子突然转弯看到一栋很漂亮的房子，孤零零地在那里。”
这些突兀的景象让刘江华想到，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在乡村也造成了巨大浪费。
“农民工在外面打工，按照正常的规律，他会在城市置办家产、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融入社会。现在他在城里买不起房子，又总得显示他在城里打拼的成就，所以就在乡下建个房子。”
一边是过于拥挤的大城市，一边是资源浪费的农村。突破户籍问题的一种想法逐渐浮出水面：城乡联动。
当前有做法提倡将流动人口在原籍农村享受的保障福利带入城市，以便减轻城市的财源压力。更有学者提出，达到城市户口准入标准的迁移人口，应有继续使用或放弃农村农地的权利，这部分人可通过放弃农地换取城市户口和申请享受城市福利。
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省份之间的巨大级差，会导致在户籍问题上“谁先开放谁倒霉”。然而广东作为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又是其他地区难以体会的。在当前户籍制度下，广东省必须进行微调。
广东省公安厅流动人口管理处负责人介绍，居住证取代暂住证是一个较大变化。居住证的启用就是要从强调户籍与暂住的观念中转变过来。一方面通过增加证件的服务功能，吸引流动人口主动办证，从而让公安部门掌握他们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考虑服务均等化，承认外来人口对广东的贡献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