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
　　从史前时期开始，人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地理决定的。文明的产生有地理的刺激作用，它们有相似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都在欧亚大陆上（可以把北非看做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但是，“地理决定论”被认为歧视地理条件欠佳地区的人们，一度受到批判。自然条件的优劣不应该被夸大和滥用，更不应该导致人类彼此之间的歧视，但也不能为了避免歧视而抹杀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各种歧视（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等）狂潮在20世纪末期消退之后，我们应该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地理差异，以及地理对人类的影响了。
　　19世纪后半期，德国的学术最为发达。地理学的奠基人是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弗里德里希·拉策尔（1844-1904）是地理学的第一代大师，也是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与同时代其他一些最杰出的地理学家一样，他们两位也是德国人。当时，地理学、地质学、海洋学、气候学、人种学、民族学，乃至动物学、植物学还没有完全分化，缺少明确的界限。此外，人文学科接受了查尔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把国家看成是为生存而竞争的有机体，有成长，有衰老。地缘政治学是在这样一个知识背景中发展起来的。
　　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有一个更著名的哥哥——威廉·冯·洪堡（1767-1835）。威廉是语言学家、柏林大学的创立者。他从1809年起担任普鲁士教育大臣。因为他的教育改革，普鲁士在较为专制时期拥有自由度较高的大学，这个制度扩展到德意志的其他地区。在大学教育之外，德国还有发达的职业教育，为工业化铺平了道路。
　　德国强盛的根本是自由的大学，而关税同盟和铁路则是德国统一的先驱。前者促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后者便于货物、人员和军队的快速调动。两者在地理上把原来分裂的德国连为一个整体。在打败法国后，德国在1871年获得统一。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宣布，德国满足于现状。德国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不是海外扩张，但也在海外建立殖民地。
　　在19世纪末，德国的重工业生产已经超过英国。但是，德国的地理位置在中欧，在法国、俄国的包围之中，这些国家都对德国不满和警觉；在海洋上受到岛国英国的制约，没有畅通的出海口。俾斯麦设计的欧洲均势过于复杂，在他之后的德国没有人能够玩转；他压制民主，控制国会，使得国内缺少对权力的制约，不满现状者甚多。1890年，俾斯麦离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志大才疏。俾斯麦有限的“大陆政策”被雄心勃勃的“世界政策”所取代。皇帝煽动民族主义，他的参谋部计划同时对法国和俄国作战，而且没有备选方案；德国还在海外向英国挑衅，大肆扩建海军。在国内和国际上树敌过多是德国在一战中惨败的最主要原因。
豪斯霍费尔与纳粹
　　以上是一战前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已经成为显学。真正开始在国际关系中运用其理论的是德国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 （1869-1946）将军。豪斯霍费尔出生于慕尼黑，父亲是经济学家教授。他于1887年加入德国陆军，在炮兵部队服役，先后进入3所军校受训。1908年冬，豪斯霍费尔被派往日本，研究日本陆军，并担任炮兵教官。他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结识了日本的许多重要人物。1910年，豪斯霍费尔游历了东亚，经过俄国返回德国。1911年，他获得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带泥轰，关于大日本防御、国际地位及未来的思考》。“带泥轰”是“大日本”的日语发音，是当时日本的自我期许。他在亚洲的旅行和日本的生活后来促成了德国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豪斯霍费尔先后在东（俄国）、西（法国）两条战线上服役，在西线指挥过一个旅。在德国战败的1919年，他50岁，以少将军衔退役。他与当时许多德国人一样，思考德国为什么战败，以及如何再次兴起。在《凡尔赛条约》的压力下，德国人有强烈的报复心。1924年，豪斯霍费尔在慕尼黑创办了 《地缘政治学杂志》。纳粹上台后，这本杂志逐渐充满了纳粹意识形态。不过，即使不考虑纳粹的影响，豪斯霍费尔的理论也是非常富有侵略性的。这并不完全是豪斯霍费尔的错。地缘政治学具有原罪，它的理论包含着内在侵略性。
　　在极权政治之下，学术是脆弱的。纳粹的地缘政治学不再是学者的地缘政治学。纳粹德国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是豪斯霍费尔在慕尼黑大学的学生。赫斯在那里接触到地缘政治学。他在1920年结识阿道夫·希特勒。1923年11月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失败之后，豪斯霍费尔在自己的家里收留了赫斯，又帮助他逃跑。但赫斯终于被捕，被判刑18个月，与希特勒关在一起。豪斯霍费尔经常去监狱探望他的学生。赫斯则把地缘政治学的思想教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1925），从中可以看到豪斯霍费尔的理论。
　　豪斯霍费尔提出德国-苏联同盟，两个陆权国家共同反对英国-美国的海权。远方岛国日本也是德国的同盟。但希特勒对苏联有不同的想法。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如果渐次对欧洲土地提出要求，只能以俄国为代价……这样的一个政策在欧洲只有一个盟友——英国。只有当英国为我们掩护后方时，我们才有可能开始新一轮的日耳曼移民潮。为了赢得英国的友谊，任何牺牲都不算大。我们应该放弃关于殖民地和海权的所有想法，避免与英国工业的竞争。”
　　希特勒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英国的外交政治一直是不允许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大国，从而对英国构成威胁。因此，在欧陆的纷争中，英国一般先是观望，最后总是站在弱势的一边，以恢复均势，维护英国未来的安全。在德国空军反复轰炸英国本土之后，英国更不可能退让。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犯了类似的错误。在一战之前，德国的海权和陆权两派对立起来，缺少更高层次的协调。空军在一战期间进入战争，很快就成为一个成熟的军种。在二战时，在海洋和陆地之外，又多了对制空权的争夺。但德国的战略决策者（希特勒）举棋不定，在东西两线的先后顺序上摇摆，把大量空军资源耗费在对英国的轰炸上，最后却转而进攻苏联。
　　豪斯霍费尔相信，“对地理现实的忽视”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主要原因。他决心改变德国对地理认识的不足，促使德国摆脱失败和屈辱。豪斯霍费尔坚持海权与陆权对立的观点，把英国作为德国的最大敌人。他认定德国的命运在东方，那些中、东欧国家是一堆有待清理的垃圾，必须为德国的成长让出地盘。但他不赞同依靠侵略来达到目的，而是希望德国和苏联结成大陆联盟，共同对抗海权国家。但是，纳粹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歧视拉丁人，敌视犹太人创立的共产主义，不能与苏联长期合作。第三帝国以意识形态取代了地缘政治分析，树敌过多，最终一败涂地。“生存空间”是上面提到的拉策尔在1901年创造的。毫不奇怪，拉策尔原来是动物学家。豪斯霍费尔与拉策尔相近，认为人口多的国家有权向人口少的国家扩张，夺取生存空间。到了希特勒又给这个概念掺杂了种族主义。他陷入仇恨之中不能自拔。
　　冷战结束之后，北约东扩，中东欧的小国大多被纳入欧洲，证实了当年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东进”有些道理，也似乎达成了豪斯霍费尔的愿望。不过，北约与欧盟东扩与豪斯霍费尔的设想有两大差别：扩张首先是和平的、自愿的；其次主导国家不是德国，甚至不是欧洲国家。
　　与大空间相对应，豪斯霍费尔设想全球将出现四个泛区域：南北美洲各国组成的泛美区，由美国主导；从东北亚到澳大利亚的泛亚区，由日本主导；欧洲与非洲统一后形成的泛欧区，由德国主导；苏联和印度等国的泛苏区，由苏联主导。豪斯霍费尔的这个观点很有远见。现在区域化正在形成之中，但还没有豪斯霍费尔设想的那样大。豪斯霍费尔认为泛欧的命定空间在德国，泛亚的命定空间在日本。在这两点，他完全错了。一次战败就可以终结一个国家的好运。德国很幸运，在20世纪有过两次成为支配大国的机会，但都因不知节制而失败了。
　　在达尔文思想盛行的时代，豪斯霍费尔和其他许多地缘政治学家把国家看做是在空间中生长和扩张的生命体，其生长需要营养。在历史上，国家和民族强大时总是向外扩张，现在所有大国（以及许多中小国家）都是这样产生的。但是，如果一味强调扩张和对抗，制造了不可调和的氛围，就会使战争的动机和规模都失去控制。20世纪前半期德国留下的教训是，地缘战略目标必须是有限的、可控的，同时必须更多地使用文化、经济等资源加以促进和调整。
　　为了从一战后的乱世中恢复稳定，重新获得大国地位，许多德国人倾向选择专制。他们贪图一时之利，结果招致大祸。豪斯霍费尔敌视民主，这是他拥抱纳粹的原因，尽管他一直都没有加入这个党。在20世纪上半叶，流行的思想是把国家当作有机体。其实，有机体是个人。国家只是个人的集合，其生命力源自个人。国家的责任是保护个人，而不是吞噬个人。否则，国家必将成为巨大的单细胞怪物，比恶性肿瘤还有攻击性。这种有机体不可能长期生存。
豪斯霍费尔的儿子
　　豪斯霍费尔有两个儿子，其中之一阿尔布莱希特（1903-1945）也是一位地缘政治学家。他在1928-1938年间担任德国地理学会秘书长、学会会刊主编。从1938年起，他在德国政治学院教地缘政治学，两年后转任柏林大学教授。他还是德国外交部的顾问。阿尔布莱希特是赫斯在慕尼黑大学的同学。在二战之前，阿尔布莱希特一直在寻求德英之间的和平。温斯顿·丘吉尔回答他说：太晚了，与德国的战争不可避免。但他仍不放弃。战争爆发后，赫斯仍试图与英国和法国讲和，阿尔布莱希特充当和谈的中间人。和谈失败后，赫斯于1941年5月驾机飞往英国，继续寻求和平之路，据说他的行动受到阿尔布莱希特的鼓励。豪斯霍费尔父子俩因为这一事件被捕。不过，两人不久就被释放。此后他们一直受到盖世太保的监视。
　　在二战后期，一些德国军官为避免德国全面战败，试图从内部结束战争。他们于1944年7月用炸弹谋杀希特勒，却没有成功。阿尔布莱希特与这些人有往来，却不赞同他们的行动。受这个事件的牵连，父子俩再次被捕。卡尔随后被释放。阿尔布莱希特没有立即被纳粹“人民法院”宣判死刑，因为希特勒还想利用他与英国和谈。1945年4月23日，当苏联军队进入柏林的时候，根据希姆勒的指令，党卫军枪杀了他。19天后，他的兄弟找到了他的遗体。
　　在柏林的监狱中，阿尔布莱希特写了一些十四行诗，其中第38首是《罪》，作于临刑前：“我有罪，但不是你认为的罪。我应该早些认识到我的责任。我应该更尖锐地把魔鬼称为魔鬼；我太久地抑制我的判断力；我确实提出了警告，但还不够清晰；今天我知道了我的义务。”
　　阿尔布莱希特的父亲活到了战后。美军占领德国后逮捕了卡尔·豪斯霍费尔，但不久就释放了他，没有把他送上纽伦堡审判台，因为他们的调查结论是豪斯霍费尔的作用主要是 “学术的”。法庭上的赫斯也不需要他的辩护。这时，豪斯霍费尔已经没有责任可尽了。他以前说过，如果德国战败，他就自杀。1946年3月10日，豪斯霍费尔与妻子玛莎离开他们在慕尼黑的家，最后一起去散步。他服毒身亡，终年76岁。玛莎也一同服了毒，然后自缢。他们在1896年结婚。玛莎比丈夫小8岁，也参与了德国的地缘政治学的建设中，在1925年把詹姆斯·费尔格雷夫的《地理与世界大国》（1915）翻译成德文。玛莎的父亲是一位犹太商人，这使得豪斯霍费尔一家受到种族歧视。赫斯及时提供保护，授予玛莎“荣誉德国人”的称号。
　　卡尔·豪斯霍费尔的墓志铭是儿子阿尔布莱希特在狱中提前写的。他说，他的父亲 “没有觉察到恶魔的呼吸，把魔鬼放进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