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健芳
　　两会即将召开，2010年的经济大趋势已经确定，中国经济将继续沿着高增长之路前进，但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又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经济增长方式如何转变？城镇化如何发展？在“国进民退”的趋势下，中小企业会否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临近两会，本报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请他就中国的经济问题，近处如何着手，远处如何解决长期问题进行分析。
如何构建新发展模式
　　经济观察报：对于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从经济增长率来说不会有很大问题，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你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需要构建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
　　辜胜阻：在后危机时代，我们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转变。这包括：一要改变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失衡，构建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从外需依赖转向内需主导，克服外需依赖型经济的脆弱性和风险性，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二要改变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构建消费支撑型发展模式。投资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才是最终需求，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扩大居民消费、破除经济增长中的消费短板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
　　三要改变财富分配的过度失衡状况，构建均衡共享型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增长较快，但是财富分配结构并不合理，居民收入增速远远低于政府收入增速，所以我们要构建均衡共享型发展模式，让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并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
　　四要改变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所形成的市场比较优势的局面，构建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企业形成对低成本竞争战略的路径依赖，往往通过压低劳动者工资水平来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又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
　　经济观察报：如果要构建以上的新发展模式，目前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辜胜阻：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点是“扩大消费，有效启动内需，改变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地位”。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内需不旺与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再分配中居民所得水平过低、社会保障体系相对滞后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这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政策。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别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调节居民收入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居民分配合理化。要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推进国企利润的全民共享，创造条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其次，要构建“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机制。当前，要通过调整政府收入和支出来构建有利于居民收入扩大的机制，避免政府收入过快增长。比如日本曾经施行过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了其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第三，要健全有利于劳动者收入提高的长效机制。要完善工资协商机制、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收入增长机制，增强居民收入预期，让劳动者分享发展成果。
　　还有，要建设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特别是加大对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投入，推进城乡、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要率先统筹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
　　最后，要完善有利于政府重视居民收入提高的政绩考核体系。要改变传统以GDP指标为主的考核办法，增加人均收入、就业率等民生指标，引导地方政府重视居民就业和收入提高。
　　另外，要优化创业致富的环境，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就业和创业。
　　经济观察报：的确，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你刚才谈到了“分好蛋糕”，那么如何“做大蛋糕”来刺激消费呢？
　　辜胜阻：要实现国民财富稳定持续地增长，这有赖于企业依靠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实现从“低劳动力成本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第一，企业要进行技术创新，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采用合适的技术创新模式，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高度重视关键技术的应用，打造技术优势型核心竞争力。要培养自主创新的习惯,要转变对外来技术依赖的观念，并将其融入企业文化，使其乐于创新、善于创新。要创新激励机制，加大研发资金的投入，建立和完善人才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要优化合作创新机制，灵活选择合作创新的形式，可以尝试建立合理的产权机制和创新收益分享机制，实施有效的产学研合作，建立大、中、小企业战略技术联盟。要处理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关系。
　　第二，企业要实施管理创新，通过调整企业战略、优化组织结构、创新治理结构等举措，形成独特的管理优势，营造市场独特优势，打造管理型核心竞争力。管理创新是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因素，实践证明，“企业一年成功靠促销，十年成功靠产品，百年成功靠管理”。后危机时期，要推进企业战略转型，要从低成本靠价格的优势走向差异化战略、要实现多元化向归核化的战略转变、要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要从粗放型战略向集约型转变、要从“红海战略”向“蓝海战略”转变。
　　第三，政府要加强制度创新，通过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支持企业创新的财税、金融、人才和法律制度体系来扶持企业自主创新，将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首先，我们要创新财税制度，通过建立科技开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科技型创新基金等专项资金对创新活动的资助强度，进一步研究对国产高新技术产品的“首购”政策和“优先购买”政策，允许将大额采购合同实行分割招标，建立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优惠政策。其次，要创新金融制度，积极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通过放松金融管制、发展社区银行或中小商业银行、完善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等措施来完善间接融资体系。再次，要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建立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协调机制，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激励，切实保护创新者利益。
　　第四，我们还要创新人才制度，通过教育、评价、选拔、管理和激励制度创新来培养一大批“顶天立地”的技术领军人才和创新型企业家。
　　第五，要实施国家区域创新战略，选择几个产业集群基础好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集群，优化中小科技企业创新的“小环境”。
　　最后，我们要构建自主创新的“倒逼”机制。要改革资源环境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大排污、能耗的监管治理，利用危机倒逼机遇，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
城镇化是未来发展的主题
　　经济观察报：近来你主张“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引擎”，那么，你是如何看待扩大内需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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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胜阻：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把城镇化升格为保持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我认为，将扩大内需与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如果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那么城镇化主要是创造需求。据有关专家估算，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20年。
　　第一，城镇化可以引发消费需求，培育高消费群体。城镇化在培育消费需求，使农民变为市民，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和非农化，农民总收入显著提高，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20%上升到2008年的接近40%。未来，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6%，城镇人口将超过9亿，城镇化带来的城市消费增量足以创造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总规模的新市场。
　　第二，城镇化可以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据测算，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能够替代10万亿出口。比如城镇化的推进将加速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时，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部分民间投资可以和公共投资合作共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北京地铁奥运支线、北京地铁4号线以及杭州跨海大桥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民间投资都占到了相当比例。
　　第三，城镇化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推进经济的服务化，壮大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产业是培育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人群最重要的产业载体，如印度就是通过发展服务业使中产阶级数量在20年里增加了4倍，达到2.5亿人。
　　第四，城镇化有利于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过去多年，农民工经过城镇化、工业化的洗礼，创业观念得到了熏陶，熟悉了市场规则，其中一部分人已经具有一定的原始资本，有一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具备了创业能力。政府可以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让其在户籍所在地县城实现市民化，帮助他们在实现城市梦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安居梦和创业梦。
　　经济观察报：你在1991年提出城镇化概念，现在过去了近20年，目前我国城镇化的总发展战略应该与过去有什么区别？
　　辜胜阻：我历来不主张遍地开花地发展小城镇。这种城镇化模式由于缺乏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科学规划，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农村城镇建设缺乏大、中、小城镇体系的总体规划与协调，相互之间横向联系不强，结构层次不明显；各地区多从维护本地利益出发，盲目上马工业小区、商贸区，缺乏长远规划和统一安排，基础设施、公用设施不全，服务设施不配套，同构、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绝大部分城镇缺乏必要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支撑，有的干脆就是一条“路边街”。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小城镇，人们形象地描述为“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对农村人口吸引力不强，启动农村市场作用不明显。
　　相比过去，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功能调整、适度集中的新阶段，表现为大城市的调整性扩张和小城市的集中发展。
　　从整体上而言，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要因地制宜，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采取不同的区域城镇化模式。对于东部地区，可以采取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城市化策略，实行组团式的城市结构，通过大都市的辐射能力，直接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对于中西部地区，通过据点式城镇化把县城建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中小城市。
　　具体设想是：在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县把现在的城关镇发展为3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在50万—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20万—30万人的中小城市，在50万人口以下的小县把县城做大。
　　总之，城镇化要以规划为龙头，遵循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要根据自身发展潜力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把自身建设目标与特定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统一起来，本着合理布局、节约用地、严格控制占用耕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等原则，对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利用以及各种建设活动进行综合部署，科学规划。
　　经济观察报：农民工是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主体，但他们也是弱势群体，政府在城市化中如何保护农民工利益？
　　辜胜阻：三十年来中国农民流动呈现三次浪潮：第一次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的地的就地转移。第二次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以城市为目的地的异地暂居性流动。第三次浪潮则是以长期居住为特征，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当前，农民工虽然进入城市，但仍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并没有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化，处于一种“半城镇化”状态。同时，农民工阶层也在不断分化，出现了与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这成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当前，农民工仍有“城市梦”、“安居梦”、“创业梦”三大梦想。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要努力帮助农民工实现这三大梦想，这就必须做到：一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现进城农民工与市民的平权，加快城镇新老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农民工实现“城市梦”。实践证明，目前多渠道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农民工市民化可采取多种途径：首先，对于长期留在城市中的一部分农民工，尤其是那些私营企业主和技能型农民工，他们收入已经相当稳定，可以让其率先在所在城市市民化。其次，要通过构建能人回流、要素集聚的体制和机制，在2800多个县级市县区中依托县城建设一批10万—30万人的城市，让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县城市民化。最后，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政府要为进城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其中关键就在于如何使农民工平等地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我们要加快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
　　二是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创业服务，实现农民工的“创业梦”。政府要把中小城市和县城作为中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的重要载体，积极鼓励农民工返乡就地创业，改变农民工长期“候鸟”型流动方式。这要求政府必须做到：通过给广大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创业能力，增强创业意识；并通过有效的金融扶持和财政政策保障农民工创业资本供给，降低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要探讨土地融资的新模式，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解决农民工创业和发展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三是加快城镇安居工程建设，实现农民工的“安居梦”。要推进城镇安居工程建设。政府要完善多层次城镇住房市场体系，加大对以公共廉租房为重点的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力度；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的覆盖范围，促进城乡住房资源的重新配置。
　　经济观察报：城镇化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限制是资金问题，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资金瓶颈如何解决？
　　辜胜阻：当前，迫切需要创新城镇化建设筹资机制，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构建政府和民间共同在城镇化方面投资的新格局，用好政府发动型和民间发动型两种城镇化机制。
　　一方面，我们要促进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的匹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转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推进民营企业在城镇建设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社会事业中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在投资审批、土地、财税扶持方面的待遇公平化。最终要构建政府和民间共同投资的新格局，创新投资模式，通过采取招标，让民间资本直接参与、特许经营、建设—经营—转让、建设—拥有—经营—转让、建设—转让—经营等方式构建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建立和完善公共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新机制。
　　经济观察报：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户籍制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如何进行？
　　辜胜阻：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放宽中小城市户籍是城镇化制度安排的重大突破。我认为，当前户籍改革要把放开中小城市户籍与农民工市民化作为当前城镇化和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户籍制度改革要立足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进行。对不同类型城市的户籍分类放开，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应实行不同的政策。当前，我国中小城市发展相对不足，农村人口流向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加快中西部中小城市户籍改革是当前城镇化发展调节人口流速、流向最迫切的现实需要。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在中等城市，应该积极地放开户籍，小城市更是完全可以放开，县城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城市656个，其中人口规模在20万以下的城市不到全部城市的一半。这表明在我国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潜力巨大。
增强民营中小企业动力与活力
　　经济观察报：过去一年我国经济“保增长”成效显著，未来一年经济调结构任务艰巨。你认为2009年我国经济复苏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辜胜阻：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及时、有效地实施“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并配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成功使我国经济逐步企稳向好。但是经济复苏中，我国政府政策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较强，中小企业处于弱势地位，民间投资仍不活跃，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面临较大挑战。
　　过去一年，我国民营中小企业受伤最重，受惠最小，中小企业中的小企业、微型企业、初创型企业是城市经济中的弱势群体，它们面临着门槛高、融资难和负担重三大 “顽症”，这些顽症表现在：
　　一是门槛高。包括创业门槛和市场准入门槛。有报道显示，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每千人口拥有40至50个企业，发展中国家为20至30个，而中国实际上仅仅为11.66个。我国民营中小企业进入领域有限，面临高市场准入门槛。有调查显示，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
　　二是融资难。由于融资体系不健全，我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而在间接融资方面，广大民营中小企业不仅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重大轻小”、“嫌贫爱富”的“规模歧视”，也受到“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
　　三是负担重。首先是税费负担沉重。数据显示，2009年1-8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利润和税收同比增长分别为1.6%、10.4%，税收增速大大超过了利润增速。同时，过多的乱收费和罚款增加了中小企业的非税负担。其次，融资成本高昂，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高达10%-12%，而大企业通常在8%左右。
　　经济观察报：对于中国经济，大家也有担心，如果民营中小企业不起来，中国经济可能会再次下滑，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多大？
　　辜胜阻：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经济、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扩大出口、推动创新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保增长、保民生和保稳定的坚实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保增长”成效显著，但就业状况仍不乐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显示，2009年我国有1200万人处于待业状况，而未来每年我国城镇就业岗位缺口仍在1000万个以上。创业是就业之源，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需要鼓励创业、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就业方面解决了我国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积极发展中小企业，有利于扩大就业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有利于激活民间投资，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进而构建我国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型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观察报：后危机时代，政府如何帮助民营中小企业克服面临的困难？
　　辜胜阻：后危机时代要缓解我国就业压力、转变发展模式，必须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鼓励居民创业以带动就业，保持广大中小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具体来讲：
　　一要降低创业门槛，让中小企业“快生长大”，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降低企业发展的高门槛。首先，要通过改革审批制度、简化注册程序、降低注册资本要求、减免初创企业的各种税费、建设创业孵化基地，构建创业网络服务系统来降低创业门槛。其次，要认真落实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国29条”等既有的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切实保障民营中小企业以及其他企业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地位；要进一步打破垄断，化解民企市场准入的“玻璃门”；要完善相关政策，引导中小企业进入到新兴产业、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去；要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转变，充分发挥民间商会在市场经济中间服务体系的“中观调节”作用。
　　二要增强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公共政策性、多层次性和互动互补性，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首先，要通过建立政策性银行、设立政策性担保基金和专项基金、完善财税政策激励等政策性金融及企业征信体系建设、企业融资综合服务等金融公共服务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其次，要通过完善和壮大创业板市场，推动三板市场建设，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壮大风险投资事业，鼓励民间天使投资等措施积极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要通过放松金融管制，发展社区银行或中小商业银行，完善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等措施来完善间接融资体系。再次，要构建商业贷款与政策融资互动、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互动、中小板、创业板与新三板互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互动、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互动的机制，形成一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
　　三要构建中小企业财税政策支持体系，通过减税、减费、减息，实施“少取多予”的政策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当前，要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推进税制改革。首先，要进一步推行结构性减税，将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实施诸如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设备投资抵免、亏损抵免、再投资退税，将减免中小企业营业税和所得税的覆盖面扩大，允许个人独资和合伙中小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进行选择、允许更多经营困难的企业暂免缴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其次，要进一步清理行政审批费用和治理滥收费，尤其是各行业协会或者中介结构巧立名目的摊派和“搭车收费”，直接减轻企业税外收费。再次，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对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贴息贷款，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运用失业保险基金优先对困难的中小企业给予社保补贴、培训补贴和岗位补贴，减收、缓缴社会保险费，缓解企业成本压力。
　　经济观察报：危机反面总是机遇，你认为今后几年，我国民营中小企业又面临哪些机遇？
　　辜胜阻：我国经济目前还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阶层结构等诸多结构性失衡。结构问题表明经济存在瓶颈，瓶颈本身也意味着机遇，而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调结构”列为重头戏，更是为企业造了难得的政策机遇。具体来说，后危机时代，我国民营企业面临以下机遇：
　　一是人口城镇化，这是最大的机遇。城镇化发展不仅为民营企业创造巨大的基础设施、住房等投资需求，也将促进农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习惯改变，进而创造巨大的消费市场。
　　二是经济服务化，将会拓展民企发展空间。我国民营企业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竞争激烈的行业，如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而目前我国24个工业行业中，已经有21个行业产能过剩，未来我国民营企业需要更多地向服务业拓展。
　　三是创业自主化，将促进民企快生长大。当前，政府出台了结构性减税、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减税费措施，出台了“国29条”，推出了创业板，加大了对民营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同时大力降低创业门槛，这将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为自主创业带来巨大机遇。
　　四是企业信息化，将提升民企经营效益。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同比增长45.9%，网络购物交易额接近2500亿元，同比增长仅100%。而未来10年，中国将有70%的贸易额将通过电子交易完成。同时，阿里巴巴创造的网络联保模式，则为已经开展电子商务的民营中小企业创造了融资新机遇。
　　五是产业高端化，将促进民企价值链升级。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过程中，国际及国内市场面临着重新洗牌的过程，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将会重新优化组合，为我国民企实现产业高端化创造了难得机遇。
　　六是产品低碳化，把握绿色经济机遇。绿色经济及新能源产业是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我国民营企业积极推进产品低碳化有利于突破全球绿色贸易壁垒，抢占全球绿色经济机遇。
　　七是经营国际化，为民企带来“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双重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