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
　　关于杭州这座城市，你可能听到过很多称谓：最佳商业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宜居城市、天堂硅谷……而现在，在这片拥有天价楼盘的城市，一些绵延数公里的区域正在被逐步换血，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充满雄心的规划——其中炙手可热的选择之一便是创意产业园区的兴起。
　　浙江素称“七山一水二分田”，杭州更是“三面环山一面城”。土地资源如此稀缺的城市，却正在成为创意园区最丰沛的地区之一。那些齐整而理想的规划，迅速改变了一些街区、厂房、村庄的命运。整个城市正在试图被贴上一个新的标签：创意之城。
　　比尔·盖茨曾说，“创意具有裂变效应，一盎司创意能够带来无以数计的商业利益和奇迹。”这恰恰是打动无数地方政府之处。而地方政府的意志往往成为左右一个行业前景的决定性力量。近两年间，中国内陆城市迫不及待地以此为意，争夺着“创意之城”这个光环。创意产业在城市经济中异军突起。
　　这种热闹的局面显然并不局限于中国内陆。在全球范围内，创意产业都在开辟其巨大的发展空间，英国最早从中获取了巨大成功。“可以没有政府，但不能没有工业设计”，这是撒切尔夫人的魄力之言。正因目睹了这一幕，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都迅速将创意产业纳入政府行为之中。中国的近邻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提出“文化立国”，近年更成为“文化输出”的样本。这是十年间一个国家的转变。
　　而杭州优势何在呢？著有《创意经济》一书的约翰·霍金斯三年前到访杭州，留下一句后来被媒体广泛传播的话，“这里会成为最有想象力的地方”。早在几年前，阿里巴巴的马云也曾对媒体说：“青山绿水才能激发灵感，这是中关村无法比拟的”。他为自己和阿里巴巴的工程师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这虽然不是一个普适的答案，却足以说服一大批从事创意产业之人步其后尘。
　　杭州的确是这样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城市：一方面具备现代城市的所有特质，一方面又试图拒绝大都市传统发展脉络中的拥挤与急促，寻求自身的独特之处。但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最终如何将创造力酝酿为未来发展的新引擎，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创意。
一座园的诞生
　　杭州城内的出租车没开多远，司机就将记者转手给了萧山当地的出租车。一路打听，终于在滨江和萧山的交界处找到了“白马湖创意产业园”。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即便留有这样的诗句，创意园内的设计师王百乐却直言，“十个杭州人有九个不知道白马湖这个地方”。
　　他形容自己到此是 “中隐隐于野”。与西湖隔江相望的白马湖，为大大小小的湖泊曲折构成的水系，特别是其中的山一村柴家坞，隐匿在高架桥一侧的山坳中，如豁然开朗的桃花源。
　　柴家坞迎来像王百乐这样的创意人颇为偶然。两年前的一个瞬间，改变了这个村落的命运。
　　当时，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接到了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的电话。“白马湖这里要盖座百米高的动漫大楼，正要打桩，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心里不踏实。你能不能过来看看。”
　　宋建明一向喜欢和这样的官员交往，以往宋让下属向王汇报工作时，都交代说，要把王书记当专业人士对待，不仅仅是领导。“他是老杭州，加上十几年搞城市建设，眼光很毒。”
　　在电话中，老书记王国平为宋留下三句话，白马湖要成为“创意产业园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杭州城市和建设美学示范区”。
　　基于专业判断，宋建明一到白马湖，便领悟了书记的感觉，“杭州丘陵多，这又是市郊，是‘弱山水’，本应悠然见南山。100米的楼杵在这里，是会出问题的”。
　　两个月后，宋建明和他的团队拿出了一份新的白马湖创意产业园区方案。在这份方案中，他们立意“优美环境就是生产力”，并建议保留农民房，将其改造为“农居SOHO”租给艺术家。
　　“这里的农民讲排场，比着盖楼，有的一个厨房就是个大厅。这么多闲置房间租出去，正好物尽其用。农民还可以开茶馆，建餐厅，参与园区的配套建设；年轻人和村民生活在一栋房，比邻而居又相安无事。”
　　宋建明的这个建议解开了王国平盘旋已久的心结——政府免去像以往一样，整天拔钉子户的烦恼。南山路改造中临湖民居的拆除，政府曾为此支付了巨额成本。在宋看来，过去一些政府搞市政，建创意园，是“逢山开山，逢水趟水”，“这是典型的工科思维，而美院的参与，恰恰是要‘逢山绕山，逢水通水’”。
　　目前杭州现有的十余个创意产业园区，三个由宋建明主持。而他本身也拥有自己的工作室和创意团队。他形容自己“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也因此善于从各个角度看待问题，拥有更调和的姿态。而白马湖柴家坞也被他看作第一个“做活了”的创意产业园区。
　　因为反感噪声和高层写字楼的污浊、繁密，设计师王百乐听闻后最早一批搬到了柴家坞。他称自己比较“超现实”，当很多人因这里远离市区心存疑虑时，他已经拥有了这里的7栋房子，还以不错的价格租下了后面竹林萦绕的山坡，“我是这里的‘地主’”。
　　重新装修后的柴家坞31号，是王百乐到这里的第一个作品。农民有顾虑，他说“但凡有任何不满意，我保证离开时原样复原”。等完工时农民来看，他递上一根烟笑着说，还不错吧？
　　王百乐享受到的是三年免费入住的权利，第四年后以0.66元的价格出租。如此低的进入门槛是像他这样的设计师们的一项福利。在未来，整个白马湖将是成片的园区，而非现在柴家坞的单个存在。与柴家坞遥遥相望的，正是在杭州已经开展了五年的 “中国国际动漫节”的永久落户之地。
　　如今在杭州，几乎每个区都有创意园区，还设有专门的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正处级配备，五个人员编制。杭州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汪小玫向记者承认，“一些地方政府本可以卖地盖楼，但最终还是决定留用为创意产业园区”。而这一决定在杭州这个城市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如果不是萧山和余杭的并入，杭州的土地面积不足600平方公里，地价和楼价的攀涨自然不可逆转。
小舢板VS大轮船
　　一些原本荒废、没落的旧厂区，往往成为一个城市中最具艺术活力的地方。最遥远的蓝本便是纽约当年的苏荷区。
　　在杭州，由于咖啡馆在年轻人中的口碑，人们已经习惯将这里称为“蜜桃”。但它有一个更正式的官方名称：杭丝联166文化创意园。
　　在这个自然生长的创意园中，最早入住的是摄影师张大鹏和他的设计师朋友们。除了最初自娱自乐的蜜桃咖啡馆，他们还共同在郊区拥有一个农场，在工厂拥有一个餐厅，甚至开始酝酿联合运作一个品牌。这种有些类似于德国 “创意柏林”（当地著名设计联盟）的做法，给予了彼此创作相互启发的可能。记者采访每位设计师时，听到的最多是，喜欢这里的氛围。
　　摄影师张大鹏的工作环境一直并不稳定，在丝联创意园之前，曾在几座工业园区中游转。事实上，丝联厂也一度面临“拆”或“存”的命运。最终，这些存在了五十多年的苏联式厂房被作为工业遗产保留了下来。老书记王国平看过后下了指示，“搞创意园嘛”，这句话定了性，已经入住的几个先锋人物也自此安了心。
　　由于当年丝绸染色过程中怕光，这里的建筑一体朝北。此时春寒料峭，不免仍显阴冷。厂房外观浑厚朴实，内部的钢筋管道裸露在外，纺织机器也留作历史的陈列品。纺织曾经是这个城市最传统的行业。一个废弃的丝织厂，成为设计师、艺术家们新的集散地，似乎成为这个城市转身的最好注脚。在不久的将来，依然轰轰而作的部分厂房也将逐步迁出，以便为创意人提供更多的空间。
　　这种旧厂房现象也使得艺术家对媒体的态度暧昧：一方面他们期待关注，吸纳人气，更顺利获得财务自由；一方面又担心大品牌和高档消费场所的入驻，会提升地价，未来难以承受。
　　作为第一批到这里的设计师，张大鹏和他的朋友们租用的工作室的租金只有几毛钱一天。随着开发力度增大，租金也在不断上调，新片区已经升到一块五。他们和工厂签订了五年合同，享有合同到期后优先续签的权利。至少目前，从他们的面孔中看不到对未来的忧虑。
　　恰恰相反，为了唤起白马湖的人气，政府花心思搞名人策略，将创意产业园区的工作室在几年内免费租给对方。杭州是天堂，谁都想一亲芳泽，名人自然趋之若鹜，丁磊、崔永元、朱德庸成为了首批住客。而这一做法也被复制到“西溪创意产业园”，杨澜、赖声川、约翰·霍金斯、杜维明等均已接受了橄榄枝。
　　杭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汪小枚对此津津乐道，“说不定不久后，赖声川就会为杭州创作一部话剧《西溪，且留下》”。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对西溪的印象来自影片《非诚勿扰》。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上映后半年，西溪湿地公园就多进账3000余万。
　　宋建明也认为，“偏远的地方需要有动静。经常要制造话题，否则很容易被人们遗忘。像媒体一听到约翰·霍金斯——创意产业之父来了，眼睛一下就亮了。”
　　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高士明认为，自发生长的创意园，就像是一堆小舢板，拥有天然的多样性，风险分摊，更有活力。而政府的规划园区，如大轮船，抗风雨能力更强。目前，创意产业园九成由政府规划，“但实际上功能和业态类似，都是定件”。
　　已经在杭州存在了十五年之久的凡人咖啡馆，见证了这座城市创意气息的变更。创始人李加文一度将其迁至杭州最早的创意产业园区Loft49，并开画廊、做活动，尝试更大规模的商业运作，但最终因人气不足撤出。这样的反复之后，在他看来，无论是自发还是规划，做创意产业未必要进入园区，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有施展的空间。如今，他已经开了第二间咖啡馆，并开始逐步打造“凡人”系列的设计产品。
　　在高士明看来，无论是自发生长还是政府规划，“他们所期待政府提供的，自然不是盲目的大包大揽，关键是配套的完善和产业链的营建。”
　　当然，林立的创意园区只是城市最表象的繁荣，在这背后，需要的是长期积累所带来的整体创造力的崛起。这似乎是陈词滥调，但并非容易做到。
创意孵化器
　　虽然杭州最终在创意产业领域证明自己尚有待时日，但仍不难看出其独特之处。
　　其中不可回避的关键因素便是一座学府的存在——中国美术学院。对美院而言，整个杭州都可以成为其最适宜的实验室。2007年8月9日开始，杭州市政府与中国美术学院正式签署框架协议，宣告了双方长期的战略合作。
　　宋建明认为，1928年，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将美院设在杭州，恰恰是看准了它的地缘优势：远离政治中心，背靠经济中心，且山清水秀。从今天来看，这种有意识的教育布局极具远见，美院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不可或缺的创意孵化器。
　　学者龙应台曾把“创意产业”这个词解析为“上游创意，下游产业”。在宋建明看来，杭州正是在力争创意产业的“上游”。“杭州人懒而不散，这恰恰是创意人的特质。北京和上海相当于演出的舞台，杭州则是练功之地。”
　　高士明认为，创意产业的崛起背后另有深意，它预示着杭州包括整个浙江结构转型的机遇。“不难发现，新浙江人早已摆脱了原有的接纳外贸订单的模式，而有了新的姿态，对创意和设计的渴求迫切”。
　　在他看来，因创意而改变的商业，这才是创意产业，而并非仅仅局限于“设计师＋艺术家”的范畴。他曾于去年到访伦敦的中央圣马丁学院，这间以设计享誉世界的院校，一半以上的老师来自产业系统，“他们带着社会的真实问题和需求到校园演练。学院和社会反复交互。而每年的夏季学校，全世界有超过两万人到这里培训”。
　　或许对“创意产业”概念的厘清有助于认清一个事实：简单粗暴的模仿已经出现远离中国制造的迹象。汪小玫认为，包括马云、丁磊这样的“倒立者”，也同样在用创意重新改变这座城市的基因。
　　在宋建明主持的另一创意园区“西湖创意谷”，一个不足几千平米的工作空间接手了上海世博会的九个项目。在那场浮华的大幕背后，或许同样积蓄着喷薄欲出的能量和未来创意产业的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