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一个具有挑战意味的书名——《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它的作者是马丁·雅克，一位曾任已停刊的《今日马克思主义》主编的英国人。该书原本的副标题是“西方世界的终结和新全球秩序的诞生”，它的中文版改得比原先更富有对比性和画面感，虽然该书的内容并不像它的标题那么富有火药味，但它已经成为一些西方评论者口诛笔伐的对象，因为看到又一名杰出的西方学者发表类似于中国政府官方措辞的观点，令他们倍感震撼。同时这本书也使一些国内的人欢天喜地，兴高采烈，仿佛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外人的夸赞之外，我们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树立自信心和对未来的期望。
　　如果说历史书只有一半的可信度的话，预测未来的书的可信度可以降到1％。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西方的评估和预言，中国这个悠久而辽阔的国家的复杂和多样性总是让他们痴迷不舍，孜孜以求地探求它前进的轨迹，但遗憾的是他们的预言很少准确过。
　　中国曾长期游离于西方精英阶层的视线之外，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崭露头角，但当时没有人会预言它能主导东亚，它只是一头庞大、有冲劲、但体弱多病的巨兽。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的普遍猜测是它将跟随着苏联－东欧阵营的其他国家，一同走入“历史终结”的洪流，它的现行构架将在重重压力之下土崩瓦解。但中国注定要成为预言者的坟墓。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人们似乎还难以评估这将给它未来产生的影响，一些中国人则担心本国的产业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这并没有发生，反而是中国的产品如海啸一般冲击西方市场，激起一轮又一轮保护主义的哭号。
　　中国曾期望2008年它主办的奥运会能在全球树立它的大国形象和地位，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需要一场体育盛会来树立。单靠冰冷的统计数据，就足以改变人们对一切形势的判断，中国在单纯的数字上崛起为全球性强国的趋势正在加快。2003年，高盛公司预测中国的GDP将在2041年赶上美国，这个消息被广为转载，但在2008年高盛将这个年份提前到2027年的时候，人们似乎已不再做出多么惊讶的反应。人们开始淡然地将中国的崛起视为理所当然的趋势。
　　西方的评论者则给出了种种煞有介事的“前瞻性”分析。“这场严重的衰退加快了历史，使全世界陡然面临一种毫无心理准备的状态，一种美国与中国共生的状态，两国之间将有不少的龃龉，但最终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本霍尔德（KatrinBennhold）写道。
　　但是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认知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断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公众的理解程度赶不上中国与西方的知识阶层。中国的普通民众似乎还不能完全理解由他们的力量推动的这种变化，受官方宣传的影响，许多人的意识仍然停留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屈辱记忆中，敏感而易怒。他们认为中国处在一种被包夹的状态，总是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发现针对这个曾经的中央帝国的阴谋。
　　一些宣称几个犹太家族控制了全球金融的拙劣著作成为畅销书，其观点只需常识就可以断定为无稽之谈，而那些严谨的、清晰明智的著作则被束之高阁，不过其原因也许是中国的学术界很少能提供富有创见而可读的作品，致使公众对所有严肃的讨论不屑一顾，而专心于各种娱乐消息。此类书籍在中国的畅销在西方媒体上被作为奇事来报道，但仍然有大量公众真心诚意地相信这些捕风捉影的阴谋论。这或许反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在另一方面的认识鸿沟与感知差异。
　　这种差异使外部世界对这个异军突起的大国倍感茫然，他们无法看清这个大国的面貌，依靠少数记者与学者的观察与分析，他们也无法准确判断这个国家的走向。那些有关中国的好消息往往是商业与经济上的丰功伟绩，而那些有关中国的坏消息则来自方方面面。流行的见解是，中国是一个单向度的大国，它的经济表现值得称道甚至崇敬，但它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贡献不足，它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也没有多少值得借鉴的价值。
　　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会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产生一定的效应。一种与西方模式相对应的“中国模式”，一种可以与“华盛顿共识”分庭抗礼的“北京共识”正在得到推崇，尤其是一些国外学者的推崇，中国政府则小心翼翼地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但事实是这些范畴都缺少清晰的内涵，所谓的“北京共识”似乎并没有包含创造性的新内容，不过是多种模式的杂糅和嫁接，而且就连中国政府自身都承认当前的体制具有过渡性的特点，仍然需要寻找新的彼岸。
　　如果说“中国模式”意味着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话，过去的苏联曾经尝试过这一模式，并以一种悲剧结果收场。如果说它代表文官系统为国家掌舵的话，可以说中国的官僚体系并没有一些亚洲邻国廉洁、高效。出口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则是发展中世界的普遍模式之一，而且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加入，其维系也有赖于全球市场的维系。20世纪中期的斯大林体制还在 “第三世界”有一些拥趸，而现在尚无一国准备完全以中国作为发展的蓝本。
　　于是一些人开始将中国的传统视为新的救星，例如马丁·雅克就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西方式的民族国家的特殊的国家，一个以民族国家面目出现的“文明国家”，它的独特性必然将它推上另一条发展路径，而不一定是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结合，他甚至认为中国力量的增强将使古代东方的朝贡体系在今天的世界上恢复。
　　这样的观点不免带有一丝文化决定论的色彩，因而难以令人信服。而且，中国人与自身传统的断裂程度似乎比外来者想象的要大。一个例子是，当某位中国学者试图探寻“中国特性”时，他们往往在使用诸如 “主体性”、“身份意识”这样的西方语汇。另一个危险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是，一些人口中的“回归传统”常常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而是维持现行体制、反对变革的借口。在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往往也被过分夸大，中国文化具有的世俗性、现世性与多元化精神与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堪称吻合。
　　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一副模糊不清的面孔，在历史上曾经崛起过的大国中，这是一个罕见的例外，除了一些空洞的口号之外，它没有一个主导性的价值观和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虽然中国常常指责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对中国的形象有所歪曲，而且这样的指责在一定程度上确属事实，但中国的发言人似乎也没有称职地承担起他们澄清的责任，他们的言论往往显得武断、遵循官方的路线而没有灵气，而且稍有些缺乏逻辑感。
　　历史上曾经崛起过的大国通常都代表着某种宏大的理想，其国民有一种振奋昂扬的气质，而不是呈现一种精神上上万马齐喑、萧条冷落的景象，不是空有物质上的繁荣而不能向民众提供方向感，向外部世界提供可预期性。重建中国的价值观和树立健康的形象，并不需要多少政治性的夸夸其谈，或是外国的空洞赞誉提供的虚假信心，其关键是打破各种牢笼的限制，创造一种可以让所有人自由呼吸、自由思想、自由绽放的环境。到那时，我们也许可以不必过于关注我们在外人中的形象，也不必教条地恪守某种道路、模式或传统，而是展现我们自然而然的面貌，根植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又保持对外开放的心胸与头脑，生气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