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我从一长排的书写中国的书籍中找出了这本《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TheComingCollapseofChina）。尽管在此之前我从未读过这本书，但是却早有耳闻。这本书因为预言中国即将崩溃而在中国大名鼎鼎，它的作者是章家敦，一名华裔律师，曾经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生活超过20年。
　　从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开始，描述中国的图书一直都不缺乏。只不过，描述的对象从可汗的金色帐篷和繁华的杭州城开始，在不断发生变化。《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在一段时间之内几乎是远东最有影响力的人。他能够跟皇帝，后来是总统交谈，能够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更不用说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很多西方人抱怨说，当他们抵达北京时，车夫总是不由分说地将他们拉到位于王府井的莫理循的家。因为实在是有太多西方人到中国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访莫理循。他号称认识所有人，而所有人也都以认识他为荣耀。
　　和莫理循同时代的另一位因为描述中国而著名的作家是巴克斯爵士(E.Backhouse)。他曾经做过莫理循的助手，以对“龙夫人”慈禧太后的描述而著名。后来，另一位汉学家通过精细的考证，证明这位巴克斯爵士的描述和留下的日记大都是他想象的产物，而非新闻记者由亲眼目睹和采访开始的记录。
　　接下来是对革命和变革的描述,这些描述来自于记者或者那些亲身参与了中国大变革的人们。来自西方的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扮演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的角色,他们的回忆录都是那个时间段对中国最好的描述,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史迪威将军的日记或者是约翰·戴维斯的作品《抓住龙尾》。更为精彩的是那些记者们的描述,抗战时期聚集在重庆的记者中后来成就了不少明星。他们中声名最显赫的包括《纽约客》的记者项美丽，她写过宋美龄的传记，并且和一位中国作家传出不大不小的绯闻，以及《时代》杂志的西奥多·怀特(TheodoreWhite)。中文名为白修德的怀特是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他却没有成为历史学家，而是选择成为一名记者。他让《时代》的创始人亨利·卢斯既得意又头痛，得意的是怀特总能让《时代》在中国报道上领先一筹，头痛的是怀特不愿意赞同卢斯对中国的观点，无保留地拥护卢斯的挚友蒋介石将军。
　　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怀特统治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他之前，曾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Buck）给美国人讲述关于中国的传奇故事，中国的农民如何依恋他们的土地，而中国的妇女又是怎样生活在深深的庭院之中。而怀特则一本正经地讨论美国失去中国的过程，他的著作《中国的惊雷》成为畅销一时的作品。他在书中描述出一个无能的军队和无能的政府，让美国人震惊自己的盟友竟然是如此糟糕。“我们在与僵尸结盟”，他在《中国的惊雷》中说。此后，历史学家黄仁宇不断提及怀特对中国的描述，不断在用自己的研究和他的大历史理论来试图揭示国民党政府崩溃的更深层次原因。他甚至给怀特写信，同他眼中的这位大作家探讨中国问题。他在历史课堂上最头疼的就是怀特加给美国学生们的中国印象：“国民党政府因为自己的腐败和无能失去了中国。”
　　那些没有留在重庆，而是转身走入延安的记者中也诞生了炫目的明星。埃德加·斯诺（Edgar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让他成为中国报道领域中名声最显著的一位。正像怀特一直是史迪威将军、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密友，埃德加·斯诺一直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经历了中国对西方的封闭和文化大革命，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他一直被视为中国的朋友。同样的明星还有曾经为朱德写过传记的史沫莱特，以及记下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AnnaLouise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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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描述中国的最后一个明星，因为描述中国或者因为同中国最高层的领袖过往甚密，并且因为将中国形象介绍给西方世界而成为中国报道领域的明星？书架上的另一本书或许是一个答案：《江青同志》。年轻漂亮的维特克夫人（RoxaneWitke）穿着自己的连衣裙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穿着白色短袖衬衫、面容渐老的江青，并且不知道怎么竟然得到了采访江青六十个小时，并为她写一本传记的机会，“我从没有跟一个外国人谈过我的过去，你是我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因为我听说你很想了解这段历史”。历史没有让维特克成为斯诺。她是短暂的明星。
　　继维特克之后，在《纽约时报》办公室政治斗争中失利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EvansSalisbury），一名被排挤的副总编辑开始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记者。他穿行在东亚，跟政治家交朋友，进入媒体报道的荒野。他1985年出版的作品《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是一本得到中共高层配合的畅销书。他和邓小平交谈，是邓朴方以及一些中共高层的挚友。他描述一个刚刚开始新的变化的中国，也免不了谈论人们感兴趣的政治内幕。但是他还没有将中国作为一个奇迹来描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西方作家和媒体记者还没有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中国，仅仅是在一个会超过三十年高速增长的初期阶段。书架上的另一本书名为 《苦海余生话中国》（《ChinaAliveinTheBitterSea》），它出版于1982年，作者是《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包德甫，他仍然着迷于描述一个刚刚从创伤中恢复的国家和它的人民。
　　中国在西方公众世界中的形象从何时开始变成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起初它是一个马可波罗描述的遥远的黄金国度，接下来是莫理循和巴克斯笔下的等待开拓的新疆域和猎奇故事的发生地，然后是二战时期的东方大国，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进行着坚忍顽强的抵抗，中间伴随着赛珍珠和林语堂营造的优雅、古典、乡土中国，接下来，是一个封闭的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让人好奇，是20世纪60年代青年幻想的国度和冷战时期的绝对敌人……它的形象何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和新的经济奇迹呢？
　　至少在1997年世界银行在总结东亚经济奇迹时，仍然没有将中国的发展纳入其中。后来，不少人争辩说这是世界银行在当时最大的失误。可是在2001年，我们就看到了这本《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至少在中国媒体口中，章家敦的这本书成为了“中国崩溃论”的代表之作，也成为反驳的对象和轰击的枪靶。
　　在这本2001年出版的书中，我们能够看到并不陌生的语调。章家敦在这本畅销一时的书中说：“基于已有的事实，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将会先统治亚洲，然后在不远的将来统治世界……表面看来，在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的25年之后，今日的中国强大而富有戏剧性，但事实上，中国是只纸老虎。表面的宁静之下，是个脆弱的中国。”
　　在其中的一章，章家敦描述说，当他的父亲站在上海浦东的世界第三高楼上，望着窗外辉煌的灯火时，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离开中国大陆，并且无数次的预言中国大陆必然面临危机的父亲突然扭转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认为自己目睹了一个正在强大的国家，富有并且仍在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是章家敦却要展示这表面繁华之下的千疮百孔：革命事业变成了请客吃饭，“革命已老”；国有企业在垂死挣扎，“美国有克莱斯勒，中国则有无数的克莱斯勒”；共产党准备好应对互联网的挑战了吗；中国国有银行体系将会面临彻底的失败，纷纷沉没；国家会抑制不住自己去压抑和攻击那些私有企业；中国经济就像一个茫然无知行走于高速公路上的女孩一样，身处危险，随时可能面临致命的停滞；甚至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可能对中国是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它用严格的时间表来要求中国更加开放。
　　他忧心忡忡地说：“政治领袖们将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原则，为了维持稳定，党会阻止那些将会拯救中国的变化发生”，可是“变化却是必须的。”而且，“如果经济困境仅仅是经济困境也就罢了，它还同政治缠绕在一起”，“到了某一时点，将不再会有解决方案。经济，还有政府都会崩溃。而我们距离这一时点并不遥远。”
　　亨利·基辛格 （HenryKissinger）说过，“没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能够解决继承问题”。章家敦说：“当2002年、2003年权力交接时，所有事情都可能发生。”
　　站在2010年再来读章家敦这本书时，我们内心难免会涌现出一种奇怪的情感。新世纪的最初十年已经过去，我们并没有看到所谓的“即将到来的崩溃”。恰恰相反，很多人看到的都是这个国家玫瑰色的那一面。我接触的许多企业家都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最好的时代。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民营企业真正得到了发展，联想和沙钢都曾经进入了 《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一些中国品牌也在不断发展，开始广为人知，比如华为。
　　尽管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国资委的成立和登陆资本市场已经让中国剩下的国有企业变成了真正的巨兽，比如，中石化成为全球最大的十家公司之一，中国工商银行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而中国移动是全世界最大的移动运营商。民营企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富人阶层，一个数字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百万富翁最多的国家。当然，百万人民币在这个国家根本不算什么，它甚至购买不了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等城市的一套住房。中产阶级可能正在崛起，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在不断变得庞大，更多的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时尚和流行文化正在兴盛起来。奥运会刚刚举办完，接下来是世界博览会。中国制造几乎所向披靡。我想我不再需要重复这些溢美之词。过去的两年，正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政权建立六十周年，已经有无数的图书和新闻报道讲述了这些故事。
　　我们听到的是赞美中国的大合唱。当然，不断地有新的作品来给西方世界展示中国形象。其中有极端的反对派，比如法国政治家和作家索尔孟出版的《谎言帝国》，描述2005年的中国。但是大多数的作品都开始尝试着更加客观和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毕竟，首先得接受中国正在崛起这个事实，而且在崛起之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遇。更多的作品，即使是在尝试着去揭示中国荣光之后的阴影，也开始小心翼翼，不再有全盘崩溃论的宏大叙事。
　　《泰晤士报》的记者OliverAugust试图通过描述赖昌星的命运来描述中国图景，他在2007年出版了名为《红楼之内：追踪中国最想要的人》。一个曾经辉煌后来没落并流亡的中国大亨，成为他选择的切入点。 AlexandraHarney的《中国价格：中国制造的真正成本》和莱斯利·张的《工厂女孩》试图展示所向披靡的中国制造背后的真正故事，但是其中的故事在中国人看来其实也属老生常谈：我们还需要一个外国人来告诉我们血汗工厂的残忍和廉价制造业对环境的污染吗？我们就生活在其中。《华盛顿邮报》记者潘公凯的书则把目光对准他寻找到的中国当代英雄，比如程益中、蒋彦永等人，维权律师、黑幕报道者和直言不讳的医生、作家与电影导演都是他描述的对象，当然，其中也包括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描述，在他的书《走出毛的阴影：为新中国的灵魂奋斗》中，有一章名为“富婆”，讲述一名地产商的故事。《华尔街日报》记者麦健陆则试图写一本揭示中国商战秘密的书，《十亿消费者》，其中多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征战的案例，它们如何折戟，又如何猎取成功。
　　“崛起”和“大国”成为关键词，尽管使用这些词语的作家本身可能并不赞同这种提法。他们谨慎地赞美中国，谨慎地指出这个国家的危险，他们甚至可能并不喜欢中国。《金融时报》记者詹姆斯·金奇的 《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和谢淑丽的《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属于近年来所有描述中国的图书中最好的那一类。前者在他的书中时不时会流露出英国绅士对暴发户所持的那种不屑一顾和忧心忡忡。他书中的一名中国制造商在穿行欧洲的旅途中说：“如果赚不到钱，优美的环境有什么用？好环境可以当面包吃吗？”他将欧洲国家井盖被盗归结于中国对钢铁的巨大需求，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感到不可思议，他抱怨知识产权在中国没有得到保护。谢淑丽则在不吝赞扬的同时试图解析中国的政府机构在如何运作，她努力清晰，但仍然不够清晰。她称它为大国，但清楚看到它是拥有泥足的巨人，因而脆弱。
　　必须提到的还有詹姆斯·马纳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幻想》。《中国幻想》基本上结束了“中国幻想”，不过这可不是他的功劳，而是观察家们抛弃了幻想，接受了现实，并且疯狂地赞美现实。马纳说，西方世界长久以来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幻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最后会带来政治制度的变化，比如中国问题专家MichelOksen－berg在1996年斯坦福大学举办的“2010年的中国与世界”研讨会上说，中国最终会走上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政治改革之路，也就是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之路。而他要提醒那些乐观的政治家和商业精英们的是：你们得注意这种可能，中国经济会继续发展，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原样不变。他抱怨说：每当有中美高层领导人的会面即将举行时，美国国内的权威中国专家们都会跳出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醒我们中国的领导人面临着多少困境；可是每当中国官方在人权问题或新闻自由原则上违反了西方准则，这些中国问题专家们又全都通通消失不见。
　　不得不承认，马纳不是个友好的家伙。不过他的牢骚却变成了真实发生的事情。他在2007年的著作中抱怨道：“比尔·克林顿曾经提醒中国领导人说，你们没有站在历史这一边。但可能历史站在了中国这一边，中国成为保持中央集权但同时又能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率的地区。中国的中产阶级似乎对政治权利毫不感冒。中国似乎要变成一个繁荣的集权国家的样本。”当一个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机构提出如何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时，詹姆斯·马纳马上尖锐地讽刺道：提到“融入”时，我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谁融入谁的问题。中国融入世界，还是世界融入中国？
　　但是，每当有人针对这个美好的前途无量的国家镜像提出质疑时——中国的另一面可能不那么精彩，每天都有悲惨故事发生，那些美好镜像的营造者就会拿中国的过去作为辩护：过去要糟糕得多，我们且看一看中国取得了多么显著和巨大的进步吧。马纳说，这是一种“文革底线说”——过去太糟糕，无论如何都显得今天进步多么迅速。
　　对民主的关心程度也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有了一些新的名词和概念。比如，中国问题专家们不再会说“中国没有民主”，而是“中国没有美国式的民主”或者“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言下之意是中国在发展一种新的民主模式。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则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政府治理”这个名词。“党内民主”同样是另外一个作为对民主的替代的名词。
　　这种大合唱的高峰是可以预计的，而且今天我们已经无需预计，因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比如在2009年和2010年出版的两本书，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和政治学者马丁·雅克的 《当中国统治世界》。章家敦一定难以想到，在他的《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出版之后的十年，竟然真的出现了一本名为《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书。在这两本书中，马纳所抱怨的针对中国的幻想不复存在。人们之所以幻想，是因为对现实有所期待。但是现在，一些最优秀的观察家们都开始转而赞美起现实来。
　　中国目前的独特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不再被当作一种发展中的过渡期的产物，而是当成一种可以加以效仿的新的制度模式来描述。世界最知名的未来学家之一约翰·奈斯比特总结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对“自由”、“民主”等概念都有从中国角度的阐释；而马丁·雅克则争辩说，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国家，我们从没有想到在西方的制度和模式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制度和模式，“我们习惯称当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很少想到这两种叫法以外的其他情况”。但是中国与众不同，“中国的成功表明，中国的国家模式注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世界发挥强大影响力……可以想象，次贷危机中盎格鲁－美国模式的崩溃，将使中国模式适用于更多的国家。”“人们谈论现代经济史甚至会使用‘中国前’和‘中国后’之类的术语”。恍惚之间，我们仿佛真的回到了马可波罗时代，成为在陌生远人眼中的黄金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