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有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太多时间和耐心去考虑，那么现在可能是思考它的最佳时机，比如我们即将讨论到的这个话题。平日新闻那些片段的信息可以组织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供人沉静思索：今日中国身处何地，又要去向何方；我们是否需要调整自己，是否需要寻找新的动力。
　　我们的报纸和所有负责任的媒体一样，认真地罗列出那些中国可能面临的问题和她在努力进行的改变。从已有的信息来看，这些问题同样也是参加两会的代表以及中国的领导者们所忧心的。比如财富分配的鸿沟、医疗与社保体系的建设、教育体制的改革、金融体系的改革、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等。
　　从乐观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多样化，同样也是我们进步的表现。这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进步的年代。曾几何时，我们所面临的唯一问题就是经济上的贫瘠和物质上的匮乏。罗列在媒体上和两会代表们议案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至少可以清晰无误地传递出一个信息：我们告别了匮乏年代，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丰裕。
　　但是，这种多元化同样表明，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一个坚固的共识之上：我们迫切需要变革。
　　这种被称做“改革共识”的理念是三十年前这个国家出发的起点。那时，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中国必须变化。无论是位居庙堂之高的执政精英，还是身处江湖之远的升斗小民，莫不持有此种共识。
　　于是我们进入了一种让几乎所有人得益的改革。“帕累托改进”，这个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名词一夜之间成为媒体上的时髦用语，用于描述使我们所有人得益的变化。这是我们最大的成果。中国温和的变革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我们得到的是长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今日的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创造出巨大财富并且在享受着财富的富豪企业家阶层、开始享有体面生活的城市中产阶级、即使以全球标准衡量也算大型的公司和银行；但也有不断抱怨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农民和制造业工人、可以被称作糟糕的教育体系和医疗社保体系、高涨的城市房价和买不起房的白领……
　　或许已经不再有一种单一的变革能够同时满足企业家和农民工、房地产商和购房者、大型国有企业和创业维艰的民营企业家、环保主义者和制造业业主、既得利益者和对现状不满者、权力资本精英、中产阶级、农民与贫民。坚固的东西在烟消云散，未来不可预期也无从预期，于是人们更加执着地去寻找坚固和可以依赖的东西。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无论如何争辩，官员下海曾经是改革的一个典型象征，人们抛弃已有的坚固的东西，去追寻尚不可确定的东西；而如今每年媒体提到公务员考试的情境必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们开始重新认为公务员是最具吸引力的工作。
　　改革已老，它已经疲倦不堪，难以满足这个庞大国家的多样需求。甚至我们对改革的共识都已经失去。它被重复得太多，它是一面飘扬了三十多年的旗帜，早期的激动人心和对它的向往都已不再。可是当我们在两会之际重新静下心来思索我们面临的问题时，我们又是如此真心地感到：我们是多么需要变化！尽管各个群体需要的是不同的变化，可是在这些需求背后，谁又能说绝对没有共同之处呢？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要任凭改革疲劳不堪，而我们各自继续自己的闷闷不乐，还是我们努力去寻求对改革的共识，为变化寻找新的动力，开始新一轮激动人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