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彤
采访手记：
　　刘香成位于北京景山西街的四合院大名鼎鼎，它的位置、它的精致、它的艺术收藏、它的往来无白丁为人们津津乐道。这算一种奖赏吗？如果算是，是奖给刘香成的记者生涯？还是他改投为媒体集团管理者的业绩？如果不是奖赏，他何以有如此绚丽的名流生活？难道因为他一直是个幸运儿？如果在摄影记者生涯中他一直是个幸运儿，这幸运又来自何方？按门铃，入院，过翠花门，进厢房，烧水沏茶，采访。他话多，经历又复杂，但他总能记得你问什么，把话说回来。他有些冷冷的，很多人说他冷，但到最后，他还是能热起来。
　　刘香成1951年生于香港。父亲刘季伯出生于湖南的贫穷家庭，是典型的“知识改变命运”者，凭借个人奋斗，读书、从军，直至成为被蒋介石派到福建的湖南帮，负责田粮处，还在国民党的党校做过负责人。刘香成的母家是当地望族，办了很多学堂，而母亲的陪嫁是一个四合院，邻居中有后来成为台湾“总统”的严家淦。父亲为官清廉，因此受人嫉恨。大陆解放时，父亲受共产党影响，没有随国民党去台湾，而是到了香港，在《新岛日报》写社论。他把国家的解放比喻成春天的到来，人家觉得他太左，就把他赶出去了。后来刘季伯成为《大公报》的国际新闻编辑，并安排3岁的刘香成随母亲回到福建接受教育。香港当时是渔村，教育条件显然远逊妻子的世家条件。回到大陆，在重视教育的家庭中，成了自然的选择。
　　在福州的小学校里，刘香成和同学们一起积极地除四害、捡石头。孩子天生好胜，他想戴上红领巾。他所在的学校有很多军队子弟，他是华侨身份，跟福建前线将士子弟比起来，很不一样。内地情况日渐混乱，大跃进了，“自然灾害”了，闹饥荒了，一条咸鱼煮一大锅汤全家人吃。刘香成还好，父亲有侨汇券寄来，没有普通市民那么“饿”。但显然，内地不宜久留。1961年，10岁的刘香成又被父亲接到香港。走之前，他终于戴上了红领巾。
　　即便在童年时代就回到香港，他也不喜欢那里，至今不喜欢。但在香港，他接触到父亲身边一大批优秀编辑记者，并在帮父亲编译国际新闻的实践中，进行了最初的职业训练。《大公报》是左派报纸，言论较贴近内地口径，所以尽管已经离开大陆，刘香成关于中国的早年记忆，跟大多数中国人非常类似，武斗啊、忠字舞啊，他都不陌生。
　　但毕竟已经迈步出去。1970年，刘香成到美国学习国际关系。他是个开放的人，很快融入当地人的圈子，他对中国的观察起了很大的变化。他曾经学过油画，在大学对摄影非常感兴趣，跟随著名摄影师GjonMili学习了9个月，GjonMili给他看过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在中国拍的许多照片，刘香成对这些照片自然尤其感兴趣。这段实习教给刘香成最重要的就是：“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毕业后，刘香成被推荐给时代华纳集团，他同时给《时代》和美联社供稿。
　　当时只有20多岁的刘香成满世界采访。1976年，在巴黎，看见满街报摊上都是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他意识到毛去世，立即来到中国，想采访追悼会。但因为手续麻烦，只好放弃北上拍摄宏大场面的计划，拍起了广州市民的普通生活，珠江边，人们戴着黑纱打太极拳、读报，水里不再漂浮着武斗者的尸体，这与他上次1969年回来看到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中国局势趋于和缓。随着毛泽东的离去，中国进入新时代，刘香成开始记录这个时代。1978年，他成为《时代》在中国的第一位摄影记者，坐着火车到处游历。西方记者在那时很受优待，受到的限制比人们想象得少。物价又低，他买火车票都是买两套，一套座票，好与乘客们聊天，一套卧铺，晚上好睡觉。这些都促成《毛之后的中国》这本96张照片的作品集的出版，并成为后来《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中的重要内容。《毛之后的中国》这本书收集了他从1976年至1981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人们聚集在西单民主墙前阅读大字报、拄双拐的艺术家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要求艺术自由、大学生围着巨大的毛主席塑像学习轮滑、人们围坐在电视前收看审判“四人帮”、末代皇帝的弟弟坐在紫禁城广场上、而年轻人则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借着路灯光学习文化、云南边境的小伙子穿着军便服戴着走私的墨镜，镜片反射出刘香成举着相机在拍他们……中国的大门刚刚向世界打开，与世界互相充满好奇，中国惊讶世界是那样神奇，而世界也难以相信中国会有奇迹。刘香成和外国记者到深圳，站在烂泥田里听中国官员说：这里是特区，会有这个会有那个，外国记者根本不相信，但奇迹的确在中国发生。这些照片成了刘香成事业的第一个高峰。
　　虽然《时代》很满意他在北京的工作，但刘香成怕人们很自然地把这段时间的成就归结于他的中国背景，他急于证明自己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得很好。中国任期结束后，他回到美国，在洛杉矶海边开着跑车，玩似的拍点照片交差：奥运会、里根竞选、好莱坞派对、和安妮·莱博维茨这样的明星摄影师打交道。这种工作更多像一种奖赏而不是新闻事业。他想去印度，同事们都很吃惊：为什么要去那种鬼地方？“但我身上有湖南人那股劲儿”，挺浑不吝的。印度的经历给他的职业生涯很好的磨练。他在阿富汗，苏联军队驻扎，之后就是内战，到处都有直指他脑袋的武器和坦克。当时的卫星电话有50公斤重，是一个打开的伞，还要放到屋顶上才能把图片发出去，他是小个子，背着设备就上去了。没电，就去市场里租发电机，向苏联士兵买柴油。就这样发稿。别的记者惜力气，传不出稿就传不出，最后还得求他帮忙。他在印度的工作完成得很好，这下没有人说他有当地背景，他释然了。
　　又从印度到韩国，韩国学运高涨，警察到处扔催泪瓦斯，他是近视眼，要先戴眼镜再戴防毒面具才能出门拍照。再到莫斯科。1989年夏天，他在北京饭店拍到天安门广场的全景。1991年，他在莫斯科任首席记者。冷战进入最后阶段，全社的资深记者都聚集在莫斯科。他不是白人，别人不服他管。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讲话，刘香成跟着CNN董事长混入克里姆林宫，通过关卡时克格勃警告他们绝对不许拍照。戈尔巴乔夫演讲结束，他没有把讲稿放回桌上，而是猛地一扔。刘香成按下了快门：“那样的时刻怎能不拍！得罪人就得罪人吧！”连塔斯社都没有的镜头让他拍到了，克格勃从背后给了他重重一拳。他跑出克里姆林宫时，几百人对着他高喊：f*ckyou!人们知道他拍到了独家照片。第二天，全世界大报头版头条用的都是这张照片。之后，他由驻苏联一国的首席记者变成驻15国的首席记者，苏联解体，他和15个独联体国家建立了联系。他带领曾经不服他的团队获得普利策奖。他成为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华人。
　　之后的刘香成，逐渐从一名记者变成媒体管理者。他做过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中国的首席代表，也和本土媒体集团有过很深的合作，他的生活相对固定在北京，由记录者变成被别人记录。他办过《中》月刊，用他的方式介绍中国。他成为高尚生活方式的践行者。他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传播者。他是名流。他基本上不拍了。但2008年，他花4年时间编辑的《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出版。这不是刘香成一个人的作品集，而是88位摄影记者从1949年直到今天对中国的记录。但之前的确没有人做过他这样的图片梳理和展示。这本书在西方出版，还没有西方人如此直观地通过图片了解中国1949年来的历程。而且，在中国稔熟这段历史的人也越来越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游泳的邓小平、江青和张玉凤的合影、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大山深处基督徒的葬礼、LV巨幅广告下的民工、艺术家在田间的行为艺术、新生资产阶级的豪宅、西藏的朝圣人群、汶川地震废墟下的待救者……这本摄影集，仅仅跨了半个世纪，却像穿越了几百年，因为这是中国。
　　刘香成最新的工作是3月底出版《上海——一座城市的肖像》。选择上海，是因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在上海基本上付诸实践了。他借编这本书，来解读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期望。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纪录中国？
　　刘香成：我1976年就回来了，在上海我拍了很多图片。当时第三次打倒邓小平，说他是“四五反革命事件”的主谋，毛主席那时候还没走，还保住了他党员的资格。那些图片很珍贵，在人民公园外面拍的，一个“邓”字倒过来表示打倒。《时代》周刊把反转片寄到纽约时丢失了，很可惜。
　　经济观察报：你1976年来中国，赶上天安门运动、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去印度，赶上苏联出兵阿富汗；在韩国，赶上学运；在苏联，赶上苏联解体，冷战结束；1989年夏天你也在北京。你的职业生涯为什么这么幸运？甚至在1961年，你能离开中国，最后到美国，都是比较幸运的。
　　刘香成：我身上有股湖南人的劲儿（指敢想敢干，能吃苦），我喜欢新闻，当时的社长是路易斯·博卡迪，对我很关心，答应我从中国回美国两年后再派我出去，这两年里我采访了洛杉矶奥运会，采访了里根总统的竞选，还有好莱坞的PARTY，我烦了，觉得这不是新闻。当时我在北京的工作他们是认可的，也许把我派到洛杉矶是一种奖励，但是我想，他们会不会因为我是中国人，而给我的成绩打了折扣，那我觉得就去一个更难的地方试试看，是对自己的挑战。
　　印度经历给了我很好的训练。我在印度做得好，完成了对自己的挑战。我觉得做新闻还是要来自个人的兴趣，人家会觉得把这个人派到那里去会比较踏实。这之后才会有去苏联的机会。一件事引导出另一件事，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会有贵人帮助你。（刘香成列举大量他工作的艰辛及多位贵人的帮助）。
经济观察报：以前用胶片相机，成本很高，会摄影的人也少，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拍得很真实，甚至是关于他们的私生活，现在摄影技术这么普及了，好照片反而少了，为什么？
　　刘香成：杜修贤（中南海摄影师，曾拍过大量领袖照片）曾经是文盲，他投奔延安，吴印咸（著名摄影师）那时负责宣传，教他摄影，当时在延安的领导人和大家的距离比现在近多了。江青一没钱用，找毛主席闹，毛就让杜去支他的稿费。后来，外国记者在中国一直受优待，美国的领导人来，记者们都会被邀请去国宴，有很多机会去采访。邓小平接见外宾，我们去排队等好的位置，当时新华社的老先生们对我很好，他们有很好的位置都会招手喊我去，让我在正中间拍领导人握手的照片。当时的领导人从身体语言来看，没有那种提防的神态，因为我们这些拍照的人他们天天都见，很熟悉。
　　而且当时对领导人的宣传覆盖面是无孔不入的，已经成为那一代人生活的细节。人们生活里到处都是标语，被这些东西包围了，成了空气一样的东西，视而不见。这样解释外国人都理解了。我的那些书里有很多这样的图片，这是我认识的中国，但在西方摄影记者出的书里，我看不到我熟悉的中国。
　　经济观察报：怎样的照片算一幅好照片？
　　刘香成：故事很重要，无论写文章还是拍图片，故事都很重要。申奥成功那天，我在北京饭店贵宾楼看着欢呼的人群，想，七年后，人们看到了举办奥运会的中国，他们会不会了解这个国家经历的一切？不单单是外国人不知道，也许新生代的中国人也不了解这些旧事。所以我要做这件事，把这些历史用真实的图片串联起来。有时候是一种强烈的愿望而促成的，自己去选择故事，比别人制定了主题让你去报道要好得多。
　　经济观察报：中国几十年相当于别人上百年。中国后来发展的速度那么快，你回中国时预感到这些了吗？
　　刘香成：我想不到速度会这么快。1979年外交部新闻司组织外国记者去深圳特区，我留意美国人的身体语言，在听深圳发改委作介绍时，我们站在农田里，发改委说这里要盖什么那里要盖什么，当时没有一个人相信。
　　之后我去印度，更能体会到中国贫穷的人们想要改革的紧迫感，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比印度还要穷。印度人会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上，我们没有这套东西，所以当时的生活可想而知。
　　1978年时我采访艾青，他形容下放到新疆时的生活状态：地下挖一个洞，他住在洞里，洞顶是一块胶布盖着，刮风天落沙像下雨。我是一个对视觉比较敏感的人，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所以有一次我和一个同事坐火车从上海到乌鲁木齐，我们买了两套票，晚上睡卧铺，白天坐硬座和普通人一起聊天。当时火车开几天几夜，外面的风景一成不变，都是连草都长不出来的戈壁，这样我才感受到这个国家有多大。看到这些贫瘠的土地，我觉得和印度比起来，老天爷给我们的土地真不怎么样。印度的土地，从喜马拉雅山下来，一直到南印度洋，都是平原绿地，只有一点点沙漠。
　　中国人一代一代穷怕了，所以想改变现状的欲望特别强烈。西方人一直低估了中国人想改变的欲望，英国历史学家威尔士写了一本 《欧洲的历史》，欧洲是上帝偏爱的地方，很富饶。我们平时分析国家时，很少用地理环境作为工具来分析国家的社会文明。对于外国人来说，见面说“你吃了没”是很少有的，中国人长期把吃这件事看得很重要，是因为食物的匮乏。
　　邓小平改革的时候说，“打开了窗，苍蝇就飞进来了，飞进来又怎么样？”白桦的电影《苦恋》里说“我爱这个国家，可是这个国家不爱我”，这部电影被当作自由化批判。当时我就怀疑，中国人有这么深的文化底蕴，不会因为苍蝇进来了，就出事了。
　　经济观察报：手头这本书进况如何？
　　刘香成：我现在编的这本书 《上海——一座城市的肖像》3月底要出版，上海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的案例。从清朝开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在上海基本上付诸实践了。我借编这本书，用这么多年的图片来解读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期望。
　　经济观察报：这些年你做的文化交流的工作比较多，摄影很少了。这是个人打算吗？
　　刘香成：我觉得我的本能是说故事，杂志、报纸、展览，都是在讲故事而不是数学和工程。很多人会把记者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盒子里，我一直在EXPRESSING（表达），我希望人们在中国创造出一个平台，它可以和官方平台并存，因为一个文明的社会、有文化的社会应当容纳不同的声音。我很尊重现代传播这个私人传播集团，它依赖广告生存，这是个有意思的事。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个依靠发行量存活的媒体，这是读者的选择。我爱去报摊上买《人民日报》，报贩还会跟我说“老头，回你办公室看去”。
　　日本好几份报纸都上了一千万，而在中国几十万的发行量就已经算很好的。现在好像是出版开始先做一些改变，平面媒体可能还要晚一些。也可能是中国的特色。
　　经济观察报：你从小到大，就在不同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地区间迁徙，又一直从事国际政治方面的报道，还被派驻到很多地方，你觉得哪儿最自在？
　　刘香成：我和北京有缘分，我的事业是从这里开始的 （指1976年任 《时代》周刊驻华摄影记者）。从那年25岁到今年58岁，我好多的时间都在这里。1994年我第一次回来，《中国青年报》的朋友介绍我来到这个四合院，我看到了北海的白塔，东边的景山，就决定要在这里买房子住下来。我有10块钱的北海公园月卡，2块钱的景山公园月卡。
　　全国的人才都跑到北京来，北京有特殊的文化政治地位。在很多北京的外国人都会说中文，但是上海的外国人不会说。来北京的是对中国感兴趣的，外交官、专家等等，而去上海的纯粹是为工作。
　　生活在北京，会遇到很有意思的人，你坐在家里，《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会来敲你的门，找你喝茶聊天，在纽约反而找不到他们。我爱听各行各业的人说他们在做的事情，我很好奇。在北京，你能遇到所有这些人。我现在一出差，常常要着急回来。
　　经济观察报：你是怎么从记者变成媒体管理者的？
　　刘香成：1984年，泰国的林明达很想做亚洲的默多克，我第二本书在他的印刷厂印，跟他认识。他说那你回香港来为我工作吧。他借了银行很多钱，办了《亚洲时报》，买了很多刊物。美国的新闻体制是可以自己给自己放假一年去休息学习，我就拿了一年的假期回亚洲。我回来替林明达办了一本《中》月刊，后来因为亚洲金融风暴，他支持不住了。我把这本刊物给时代华纳，时代华纳看了看觉得“刊物不错，但是买它还不如请你回来”。所以在时代华纳工作了五年，在新闻集团工作了六年，做顾问一年。我和中国政府打了12年的交道，中宣部、广电总局、地方的相关部门——北京歌华、上海文广、广东省台广电厅。
　　对新闻集团，时代华纳这两个集团，我做了很多努力，政府也放了绿灯，让他们在珠三角落地星空卫视（新闻集团）和华娱卫视（时代华纳）。当时，国内一直在宣传要“走出去”，我说，要走出去就要有所表现。这句话政府听进去了。我们想办法把中央九套在美国落地，这样就算是一个对等的合作。
　　（本报记者王隽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