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
　　春节期间多宴饮，吃饱喝足之后，遇着电视里说相声的还在那儿“报菜名”，就不免感到油腻。不过饮食文化又实在是文人雅事，随园食谱，红楼家宴，文字铺陈的美食，不在乎“口福”而是过“眼瘾”。
　　读汪曾祺。
　　他有一篇小说，讲的是扬州大盐商宴请新上任的盐务道铁大人。这铁大人已经吃了几天满汉全席了，只想喝碗稀粥，就一碟香油拌疙瘩丝。盐商赶紧按大人的意思安排。扬州请客的规矩，菜单先请客人过目。凉碟是金华竹叶腿、宁波瓦楞明蚶、黑龙江熏鹿脯、四川叙府糟蛋、兴化醉蛏鼻、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糟鹌鹑、糟鸭舌、高邮双黄蛋、界首茶干拌荠菜、凉拌枸杞头……热菜也只是蟹白烧乌青菜、鲫鱼脑烩豆腐，甲鱼只用裙边，鲫（鱼季）花鱼不用整条，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炒芙蓉鸡片塞牙，用大兴安岭活捕来的飞龙剁泥、鸽蛋清。头菜不用翅唇参燕，清炖杨妃乳——新从江阴运到的河豚。铁大人听说有河豚，就要吃炒蒌蒿——诗云“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嘛。“有有有！”炒菜也极素净，素炒蒌蒿薹，素炒金花菜……素炒凤尾——只有三片叶子的嫩莴苣……铁大人满意地说：“这样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他还请陪吃的扬州一文人过目，那文人说：“一箪食，一瓢饮，一介寒士，无可无不可”。——见识了汪曾祺的讽刺，也辛辣，也谐谑。他还不过瘾，接着写那文人——尝了尝这一桌 “非时非地清淡而名贵的菜肴”，想起他一直较着劲儿的另一文人袁枚袁子才的《随园食单》，“把几味家常鱼肉说得天花乱坠，真是寒乞相，嘴角不禁浮起一丝冷笑”。
　　汪曾祺是美食家。不是饕餮之徒。他在小说里、散文里写吃食，不油腻，不带馋相儿；也不奢靡，很平民化，简净雅洁。这是个态度或者说是个品位问题。他写过扬州的干丝、翡翠烧卖、加蟹包子，也写云南的气锅鸡、玉麦粑粑、椒盐饼子西洋糕。经他的笔布摆出的种种美食，没有了烟火气，直接进入了审美境界。在一篇小说中，他写一个卖果子的，应季卖时鲜——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红玛瑙、白玛瑙般的樱桃。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买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山药（粗如小儿臂）、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见了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这篇小说的题目是《鉴赏家》。
　　美食家遇到灾荒年份，是在1959年。那篇小说题为《荷兰奶牛肉》。农科所的工人对那头进口的荷兰奶牛很生气——因为牛吃得足，人吃不饱。铁路两旁的榆树干都被剥光了，榆树皮磨粉可以吃。总务和食堂大师傅创制出十几样粗粮细做的点心：谷糠做的桃苏，苹果树叶子磨碎了加白面做的“京八件”。几位技术员把日常研究工作都停了，集中精力鼓捣小球菌、人造肉。人们吃苹果，吃萝卜，吃大葱——大葱搁在炉盘上，翻几个个儿，就熟了。熟了的大葱很甜。但是都不解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得吃肉。肉，哪儿有？食堂连炒菜也由“下搭油”（油煸锅）改为“上搭油”（白水煮白菜，菜熟了舀一勺猪油浇在上面。）必须吃肉。有一天，奇怪的事发生了。那头价钱不菲的荷兰奶牛自己走出了栅栏，溜溜达达到了火车站，恰好一辆列车进站，牛就从月台上跳下去了。据查，这次事故是奶牛自找的，谁也没有责任。那晚仿佛是个节日，人们吃着肉了。那肉非常好吃，细，嫩，鲜，香。“他们不猜拳，也不说笑，只是埋着头，努力地吃着。”
　　那头荷兰奶牛像一个圣徒。
　　据说，汪曾祺晚年很乐于下厨房，露一手，像他写的《沙家浜》里的唱词儿那样，“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文人雅集，事后也有人写文章记述尝到的滋味。看到过，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