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走的却是小国经济的发展路线。大国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大，以国内消费拉动整个国民经济，而中国这些年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的小国经济。这种模式曾在七八十年代的“东亚四国”有过出色表现，于中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正在被逐渐拉平，这一模式将难以为继。从小国经济模式转向大国经济模式，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意。
　　为什么会陷入靠出口驱动的小国经济模式？原因在于国进民退。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推理：由于民营企业不发达，导致就业不充分；就业不充分，农村人口就转移不出去，城市化程度就低；而城市化水平低，必然会导致第三产业不发达；第三产业不发达，又影响到老百姓收入；老百姓收入上不去，国内的市场需求不振，消费就启动不了，所以只有依赖出口；依赖出口，顺差过大，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自己手里的美元越来越不值钱，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低水平循环。我们从上世纪90代起就讲启动消费，为什么这些年启而不动？原因就在于民营经济不发达。
　　所以，要进入良性循环，要把中国经济真正变成大国经济，必须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发展，就业充分，城市化程度高，第三产业随之发达，老百姓收入渠道增多，国内市场需求旺盛。如此一来，真正发挥了大国人口多、市场大的优势。讲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偏重于出口驱动的外向经济模式转变为依靠国内消费市场拉动的内向经济模式，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中国经济还有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国民储蓄盈余过大与国内居民消费比率偏低同时并存。什么原因？仔细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并没有提高，甚至比重有所下降，储蓄盈余的扩大主要是企业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及其储蓄的增长。当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效益提高导致的结果，但这些现象的背后是资源等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和偏低。尤其在目前体制下，居于上游产业和基础产业的国有企业，其利润即不上缴公共财政，也不向全民分红，结果是进一步导致储蓄上升，消费下降。
　　由于资源开采权几乎免费，资源收益不缴税，政府就开始干预资源价格。这样，资源系统的价格信号失真，供求关系也不再对资源配置起作用。价格不能对稀缺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资源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而资源的免费开采，又决定了只能把它们交给国有企业开采，使民营企业不能自由进入。民营企业无法自由进入，资源开采业的市场竞争难以展开，从而进一步妨碍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整体提高。
　　董辅秖、吴敬琏等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所承担的使命不是赢得市场竞争优势，而是以某种方式弥补市场失灵，实现政策性非效率目标。国有企业往往受到政府多方保护，从而很难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而民营企业资金预算硬约束，精打细算、精细作业，乃是本性使然。处于政府控制和保护下的国有企业，做大容易，做强很难；高速扩张容易，高效率发展很难。如果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国有企业制度还有某些可取之处的话，那么在中国已经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集约化发展之路的今天，继续由政府控制和发展大量国有企业将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重新回到十五大以来党中央所一再强调的 “对国有企业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同时，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改变能源、劳动力、资金、土地、环境等要素价格被全面压低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