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云
　　3月24日，中国银行（601988SH）公布的2009年度年报显示，当年中国银行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们，包括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瑞士银行集团（UBS）都大规模抛售了持有的中国银行股份，合计获利约82.6亿港币。而李嘉诚基金会也把手中中国银行股票大部分获利了结。
　　这并非个案。2004年、2005年中国银行业大改革时，各家银行引进的这些外资战略投资者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撤离的七零八落。现在看来，他们更像是一群在中国银行改革中获益的财务投资者。
　　据统计，2009年，包括工行、建行、中行等大型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将其持有的价值1300多亿港币的股权变现，获利高达900亿港元以上。
　　这背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金融危机后，部分战略投资者和他们投资的中国各家银行之间的关系可谓貌合神离，被寄予厚望的技术合作也变得形式大于内容。这些急于脱身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正在失去往日的兴趣。
　　2010年5月，相对控股深圳发展银行（000001SZ）的美国新桥投资公司（NewbridgeCapital）持有深发展的股权将全面解禁，新桥在获得巨额回报之后去意已定。这不是最后一家。
　　获利了结？
　　2008年12月31日,禁售期满的第二天，瑞士银行集团（UBS）悉数抛出其持有的34亿股中行H股。这引起市场对外资集中抛售中资银行股的担忧。
　　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
　　仅仅一周之后，华人首富李嘉诚旗下的慈善基金也将手上2/5的中行股份抛出。两周之后，苏格兰皇家银行也以1.71港元每股的低价悉数出售所持108.09亿股中行H股。
　　根据时任中行副行长朱民的解释，3家股东中，RBS是因为收购荷兰银行支付了1400亿美元的对价现金流紧张，而UBS和李嘉诚方面都因为金融危机中投资失措，带来的资金压力所迫。
　　与此同时，建设银行的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更加大手笔，分两批将大约191.1亿股建行股份悉数抛售，换取约合700亿港币的现金。对于减持建行，美国银行给出的理由是，出于自身财务状况等因素考虑。而且，美国银行依然看好建行，减持不会影响双方的战略合作。
　　外资战投的集中撤退引起香港市场的恐慌。
　　2009年1月7日和8日，两天里，恒生中国H股金融行业指数大跌了11%，建行、工行、中行等大盘银行股下跌约15%。
　　这不是结束，与高盛共同组成投资团的两个投资者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则在4月28日部分股权解禁期当日迅速出手抛空工商银行股权。
　　去年8月，作为招商银行H股主要股东的瑞银、摩根大通等机构也有在二级市场上减持招行H股的动作。
　　对这样的境况，业内的金融研究专家也是颇有微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曾说，战略投资者要强调长期投资行为。他不希望当年千辛万苦引进来的战略投资者迅速套利。
进与退
　　尽管财务上获利丰厚，但对于外资战投而言，这并不是他们当初入股时的战略意图。回头这5年，外资战略投资者并没有实现他们在中国更大的野心，中国银行业却在越走越好。
　　中国银行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入股初期，RBS和中行战略合作有很多内容，包括：海外业务合作，国内财富管理、私人银行、信用卡等。不过，随着RBS股权的撤出，战略合作也逐步淡出视野。
　　“现在只有一些培训项目收尾了。”该人士称。
　　这位中行人士指出，战投的思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照搬他们在澳大利亚的成功模式，以新业务为主，例如和中国的银行一起开设私人银行、信用卡、电子银行等新业务的合资子公司，生产一些创新产品，再利用国内大银行的网络去卖，这样就可以迅速占领国内市场。
　　以信用卡业务为例，花旗、汇丰、运通等外资机构无一不想切分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大蛋糕，也和国内银行有了诸多合作。
　　早在2002年，浦发银行与花旗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当时双方就把合作焦点放在信用卡业务上，希望在未来中国法律法规许可时，向监管部门申请设立信用卡合资企业。
　　根据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2007年的合作安排，第一步先在建行建立独立、集中的信用卡业务单元，第二步将该业务单元转换为中国境内注册的中外合资信用卡公司。
　　中行和RBS也曾经考虑设立合资信用卡中心。
　　时至今日，只有交行在去年发布三季报时宣布与汇丰银行已完成关于合资组建信用卡公司的项目谈判。
　　随着近年来中资银行信用卡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发卡量也迅速增长，各行信用卡服务体系也逐渐完备，留给合资公司的市场份额已经很小。
　　中行人士称，中行当时和RBS都沟通好了，费用也给了，分成也形成协议了，不过实际操作中还是困难重重。
　　“外方对我们的信用卡从种类到盈利模式评估根本就不到位，外资银行主要是靠借贷来赚钱，而我们的信用卡主要靠交易赚钱，这根本不一样。外资银行对此根本没有清晰的认识。”中行这位人士告诉记者。
　　另一个普遍问题是，战投们对于成立合资子公司的需求很迫切，而中国从监管层到银行在新业务开展、合资公司准入等行政审批都非常慢，这都让战投们头疼，以至于在中期内根本看不到赚钱或者赚市场的可能性。
　　“除此以外，对于战投而言，入股的时候和大型银行都签有排他协议，不能在国内开展竞争性的业务。目前，对于部分战投而言，显然在中国开设子公司更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获利了结也就成为战投们更实际的选择。”另一家国有银行的人士称。
　　对不少国内银行家而言，和外资战投的战略合作早已经形同鸡肋。
　　中行相关人士分析，战投派来一些与我们对接的人虽然也是黄皮肤，但是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操作，很多项目根本无法对接。
　　该人士进一步指出，实际上，现在和外资战投所谓合作就是一些培训课程而已，真正的业务合作已经非常少了，即便是这些课程也都是基础课，毫无技术含量可言。
　　一位股份制银行董事会人士告诉记者，对于中国的银行业而言，市场化转型初期很多建章建制的基础性工作已经完成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发展，而这些也是洋股东们无法解决的。
　　工商银行投行研究中心副处长史晨昱则认为，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业盲目迷信外资银行技术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中国的商业银行更多依据自己的发展阶段和现实需要引入相应的技术和合作者。在目前形势下，即便没有股权关系，引入技术合作依然可以很顺畅。
荣光时代离去
　　在国内银行业内的人士看来，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撤退并不仅仅是短期获利了结的问题。
　　“境外股东的撤退一方面是为了拿回大笔的现金，但更重要的是，几年下来，这些战略投资者的特殊身份没能帮助他们在中国市场攫取更大的蛋糕。”一位中国银行人士告诉记者。
　　曾几何时，这些外资银行曾经被中国同行奉为“教父”。其严谨的公司治理结构、目眩的金融技术以及丰厚的工资都是中国同行们羡慕的对象。
　　史晨昱告诉记者，2004年进行中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商业银行内部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
　　当时的中国银行业正处于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刻。政府决定改变以往那种对国有银行财务援助的方式。因为机制没有改变，往往救助几年之后不良贷款继续大规模出现。
　　2004年8月，交通银行率先引入汇丰银行，让出19.9%的股份。
　　“当时引入外资的考虑有三个。其一，外资股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从外部督促商业银行建立现代化的管理流程和风险控制手段；其次，便于引入西方先进的金融创新工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帮助大型银行在海外上市，取得合理定价。”史晨昱说。
　　2005年6月17日，建行和美国银行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与合作最终协议，根据协议，美国银行将分段对建行进行投资。首期买入了不到9%的股份。第二阶段将在建行海外IPO时认购5亿美元的股份，未来数年美国银行还可增持建设银行股份至19.9%，美国银行最终峰值持有建行19.13%的股份。
　　2005年8月18日，苏格兰皇家银行（RBS）联合李嘉诚的私人基金和美林国际，以31亿美元购入中行10%的股权。
　　高盛参股工商银行虽然一波三折，但2006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高盛投资团最终以37.8亿美元入股工行8.45%的股份。
　　五大国有银行，除了农业银行外，全都顺利引进战略投资者，这在当时被视为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崭新阶段。同时伴随的还有行业内外隐隐的不安，“贱卖论”、“外资入侵”、“东欧金融业的警示”等等都在考验着中国银行业。
　　当时，不少学者认为，相比有几百年经验的外资银行而言，国内的银行业还远未成熟，让战投入股国内大行无异于引狼入室。未来看这会成为欧美银行业大举占领中国金融市场的第一步。
　　然而，时至今日，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当初对外资银行那种又敬又怕的感觉正在改变。而随着国有银行的顺利海外上市，解禁期后的不少外资战略投资者并没有出现想象的局面，他们更多选择获利了结。
　　潮水退去。外资战略投资者的荣光时代在渐渐成熟的中国银行业面前，正在渐行渐远。就在2009年初战投退出最凶猛的时候，时任中国银行副行长的朱民的表态颇为耐人寻味。他说，在过去几年的合作过程中中行已经学到了很多技术和经验，没有他们，中行一样能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