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记得几年前，我曾为一本大学校长的访谈录作过序，题为《大学校长：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近些年来，这种关注不仅没有消减，而且呈增长之势。它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当我们一说起“教育家”时，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转向过去，向蔡元培、唐文治、梅贻琦、竺可祯、张伯苓这些高山仰止的先贤致敬。当年他们关于“大学之道”的理念和实践，穿越历史时空，正在今天的校园和书斋中回响。这种反思和重温来自当下的迫切需要。而且，对历史的反思越是深入，对现实的焦虑就越为深重。2009年的重大教育事件，发生在武汉大学的副校长、副书记贪腐案，打破了人们对“985高校”的传统“迷信”。科技英才钱学森辞世，留下的“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教育“天问”，与教育部长易人同时“引爆”了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集体质疑。
　　面向未来的中国教育，必须破解钱学森的“天问”。教育的问题千头万绪，积重难返，虽然没有一个立竿见影，一抓就灵的办法，但是必须有清晰的理念、目标模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当我们关注优秀人才的匮乏，看到的往往是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但是，如何教、如何学的问题，本质上应当是由教育家来承担，而不是由政府来解决的。只要有一个教育家办学的体制，教育家自己可以解决教学过程的问题，就好像农民知道该怎么种地，并不需要政府给他很多规定。这直接指向了实质性的教育体制改革。有感于当年大师办学的万千气象，“教育家办学”正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紧迫命题。这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大学校长问题的关键所在。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中国当代大学校长的形象和“谱系”令人关注。中国早期大学的校长，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学校长主要由两个不同群体构成，一是前辈教育家和学者，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郭沫若、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等等。此外是党的高级干部，大多是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和学者，如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复旦大学校长杨西光等等；还有一些是政工干部，如北京工业学院院长魏思文等。在极左路线肆虐之时，他们大多努力依靠和保护知识分子，尽量减少“左”的干扰，在文革期间备受迫害，在师生中享有良好声誉，为大学校园留下许多佳话，成为特殊年代一段沉重而温馨的传奇。
　　改革开放初期，中断已久的“大师办学”的传统重新得以接续，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谢希德等等，但大师的身影毕竟渐行渐远。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进程中，一批知识分子干部走上校长岗位。从党政干部办学到知识分子和学者办学，是一种实质性的历史进步。在8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涌现了一批真正的教育家，如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华中师大校长章开沅等。他们为改变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下形成的陈旧、僵硬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勇敢和富有成效的探索，做出难能可贵的贡献。世纪之交，大学校长的接力棒传到了更为年轻的一代。在当代大学校长的行列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不同凡响、有理想、有追求的形象，例如特立独行的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重视对工科学生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树子，以拒不扩招、不建大校园传为美谈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等等，他们不仅成为高教风景中难能可贵的亮点，而且发人深省，使我们认识到在大致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中，教育家的个人努力、首创精神——所谓“教育家精神”——的独特价值。
　　对于新一代的大学校长，人们的期待和评论更多，不仅因为他们更为年轻，而且因为他们正在经遇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以1999年的高校扩招为特征，近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教育规模急剧扩大，教育机会大幅度增加，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然而，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教育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或曰教育发展的“经济主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公办大学的公益性、公平性；日渐回潮的“官本位”和“行政化”，损害了现代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性和创造性活力，大学的品质和公信力逐渐出现了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大学不仅遭遇中国社会转型的危机，诸如市场经济、人口压力、劳动就业、腐败风气等各种矛盾的压力和冲撞，面对“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还面临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网络技术、大众文化等人类文明整体转型的共时性挑战，需要我们以更大的智慧去适应变化、迎接挑战。
　　高等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的严峻现实，急于赶超的高远目标，以及人们对当下教育的不满和批评，转化为对大学校长“超人”般的高标准：既要是学问家、教育家，又要是政治家，还要是公关专家和理财专家。而在教育行政化的实际过程中，我们是将大学校长主要作为官员来管理和评价的。因而，和前辈教育家不同，当前大学校长的实际关注，主要是建设一流大学、重点学科等数量化指标和校际竞争，主要是被体制所规定而非学术所引导，也不是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的。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的双重角色、党政关系二元格局的杠杆，使得并非所有校长都能够一展身手。《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没有落实。大学同时并行着官场、市场、学界的不同机制，大学校长的形象于是在学者、官员、企业家、政治家的多重影像之间逐渐模糊。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知识权威逐渐树立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大学从社会的边缘向中心移动，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现代社会的大学不仅是经济增长、科技发展的加速器，而且是社会的文化中心、思想库和创造性源泉，这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学被称为是“社会良心”、“世俗的教会”。诚如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所言：从今天大学的情形差不多就可以看到未来三十年以后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因而，我们有理由对大学校长有更高的期许。毕竟，他们的胸襟、抱负、视野和作为，影响着中国大学、中国社会的未来。他们最需要完成的，是从学者向教育家的升华；最需要抵御的，是从学者向官员的蜕变。
　　伴随教育供求关系日益宽松、教育投入不断增加，教育的外部环境正在明显改善。今天我们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去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对于高等教育而言，至少这一理想是清晰的：重建作为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和学者自律，重新将大学还原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从而重新焕发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教育大国的学术活力和创造性才智。令人欣慰的是，这不仅是一种祈愿，而且，新的实践正在悄悄产生。正在筹办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从一开始就是制度创新的产物，采用国际通行的大学校长遴选制度，产生了朱清时校长。南方科大的办学理念十分清晰：将克服中国教育的“癌症”——大学行政化作为重要目标，“把学校重新恢复成为学术机构，让学者都去追求学术卓越，而不是追求行政晋升，崇尚真理而不是崇尚权力！”
　　当新一轮的南风北上，这一改革不限于岭南一地、不止于朱清时一人时，我们是否会看到与当下很不相同的清新风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