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但是，改词后尽量“突出政治”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在“文革”中依然未能“幸免于难”，依然被当作“毒草”批判。也难怪，当时连《红珊瑚》、《红梅赞》、《十送红军》……都被批被禁，此歌被禁实属“自然”。“高、快、硬、响”，一时成为作曲的“标准”。但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导批“左”，对歌曲创作提出了“激情和抒情相结合”的要求，所以在1972年和1973年分别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一、第二集中，颇有几首令人耳目一新的抒情歌曲，如《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雄伟的天安门》、《老房东查铺》等。然而好景不长，毛泽东认为林彪的实质是 “极右”，所以又开始批“回潮”，以后几集《战地新歌》中“激情和抒情相结合”的歌曲几近绝迹。
　　在对“回潮”的批判中，表现“军民鱼水情”的《老房东查铺》被严厉批判。或许是因为这首风格温馨细腻的歌曲由生茂谱曲、马玉涛演唱，二人再次“组合”，立即使人想起被禁已久的《马儿啊，你慢些走》，许多听众因此激动万分，引起怀旧情绪。此歌挨批判的另一个理由竟是 “歌颂剥削阶级 ‘房产主’”（时乐蒙：《“四人帮”破坏革命群众歌曲的罪行必须清算》，《人民音乐》1978年第4期）。“文革”中，曾有一位文化馆工作人员写过不少歌词，只因其中一句“日出东方一片白”被揪出，罪名是与“东方红”唱反调，结果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开除公职，送回原籍农村劳动，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平反”。当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这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为求安全保险，甚至有人编了《歌词手册》，将歌词分为“工业学大庆类”、“农业学大寨类”等等，由这些反复斟酌因此政治上非常“保险”的歌词供创作者组合搭配，以求平安无事；“写战斗性歌曲保险，写抒情歌曲危险”更成为歌曲创作者的共识（程云：《从“通用”歌词说起》，《人民音乐》1979年第1期）。
　　“文革”结束，一些被禁的“革命抒情歌曲”被解禁，马玉涛重唱被禁已久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出人意外的是，她演唱的竟是“旧版”！这的确使人感到“新时期”的新气息。不过，此时的政策虽较“文革”大为宽松，但仍以五、六十年代为标准。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在中国音协声乐创作座谈会闭幕会上的总结发言中强调，对抒情歌曲“还是戴一顶革命的帽子为好”，因为“现在并不是‘黄祸’已除，许多地方黄色音乐录音盒私相传授，伺机活动，我们如果不戴上革命的帽子，他们就会先你而起，泛滥各地。革命的抒情歌曲还没有源源问世，黄色歌曲就会在一夜之间进入阵地。抒情歌曲戴上革命的帽子，黄色歌曲就不能以假乱真，毒害青年了”（吕骥：《谈当前声乐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人民音乐》1979年第1期）。
　　以“文革”前为标准，许多新创作的“革命抒情歌曲”未能达标。作曲家施光南的名作《祝酒歌》现在已成“胜利的十月”的重要标志，但当时也一度被禁。他后来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后，文化部门的思想也不够解放，例如《祝酒歌》这样的抒情歌曲开始也遭到责难，被封锁了一年之久才在电台广播。可见当时的音乐生活是多么枯燥。”（施光南：《抒情歌曲创作要走自己的路》，《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1979年电视风光片 《哈尔滨的夏天》的插曲《太阳岛上》被严厉批判，“这首歌即使和电视片联系起来看，其风格也谈不上‘明朗’。它并不能给人以‘明天会更美好’的美感”（赵复泉：《也谈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人民音乐》1980年第8期）；《请到天涯海角来》也因旋律“不像中国音乐”受到批判；最受欢迎因此影响最大、所以被批最严厉、时间最长的是王酩为电影 《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这本是“革命抒情歌曲”，但词曲都被批判。1980年4月，音乐界人士在京郊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主要议题就是批李谷一演唱的《乡恋》和王酩作曲的《妹妹找哥泪花流》。文化部电影局曾召开电影音乐创作座谈会，对电影音乐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了严肃批评，强调：“我们电影音乐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它。大家严肃地指出，电影音乐与人民有极为广泛的联系，为新长征的人民贡献最好的精神食粮，是我们责无旁贷的社会职责”（《人民音乐》1980年第6期）。直到1983年，仍有文章批判道：“这首歌词，无论如何也无法叫人相信是写革命兄妹之情的，相反却令人感觉是一首地地道道的抒恋人之情的诗。这是它的先天不足，而曲作者又为它添上了情意绵绵的翅膀。曲调自然是婉转动听并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的，但是其效果是更加增添了恋歌的味道。”（厚今：《浅谈王酩的歌曲创作》，《人民音乐》1983年第5期）“它的音乐形象是不准确的，思想感情是不健康的。因为这首插曲完全脱离了革命战争的历史现实，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人民军队行军的途中，竟然出现那种音调缠缠绵绵、哀怨悲凄的歌声，可谓之‘风马牛不相及’”。（齐平：《音乐界要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人民音乐》1983年第10期）《人民音乐》副主编、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伍雍谊在1983年8月召开的全国轻音乐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中也批评说：“模仿港台歌星的歌唱表现方法，把那种流行歌曲歌星的气质贯注到歌颂红军的歌曲中来，是绝对不可能反映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红军的热诚亲切的感情的。”（伍雍谊：《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需要》，《人民音乐》1983年第10期）
　　无论如何，《妹妹找哥泪花流》、《太阳岛上》和《请到天涯海角来》不是歌颂 “革命”就是歌颂 “祖国大好河山”，它们尚且被严批，此时“刚露尖尖角”的纯爱情歌曲创作处境更加困难。《安徽音乐》1979年第3期登了一首名为《风儿，你轻轻地吹》的爱情歌曲，歌词写道：“风儿，你轻轻地吹，轻轻地吹，风儿，快让鸟儿闭目入睡，闭目入睡。快让那垂柳慢慢地摆动，快让那花儿藏起芬菲，莫去惊动情人的拥抱，莫去打扰情人的约会。”第二段与第一段不同的一句是 “莫去惊动情人的接吻”。但此歌立即遭到厉声斥责：“对人的描写只有‘拥抱’、‘接吻’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作者对爱情的概括”，“难道爱情就是为了拥抱、接吻吗？生活中确有这样的人，他们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今天和这个拥抱，明天又和那个接吻。有的人玩弄女性，流氓成性，拥抱、接吻成了家常便饭。他们有什么真正的爱情？我们所说的爱情，应当是男女双方相亲相爱，互相帮助，同心同德搞四化。爱情、家庭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文艺作品是教育人的，它应当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也应当歌颂英雄爱模范的先进人物，应当鼓舞更多的人学英雄当模范”。
（王玉西：《要写什么样的乐章？》，《人民音乐》1980年第6期）从“拥抱”“接吻”四个字就能论证出诲淫诲盗，玩弄女性、流氓成性，不禁使人想起鲁迅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著名论断：“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而已集》）此时“爱情”刚刚解禁，还必须与革命、四化、祖国、英雄、模范等宏大叙事联系起来，但深受大众喜爱的《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还曾受到“一直以来都是党给我力量，爱人怎么能给人以力量”的批评。尽管如此，能谈“爱情”毕竟是难得的进步。
　　然而，不论有关部门如何严厉批判、如何谆谆教导，大众还是喜欢这些抒情歌曲，传入中国大陆不久的“新技术”——盒式录音机使禁止这些歌曲的传播成为不可能；而一些媒体也表现出了难得的勇气，使这些歌曲获得“合法性”。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主办的“听众最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揭晓。这次评选活动共收到了25万封群众来信，入选的都是当时传唱一时的抒情歌曲，俗称“15首”。包括《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永远和你在一起》等。然而在当时，这个评选仍然引发了争议，被视为集中反映了不健康思潮，是不符合时代的“靡靡之音”。由于有领导认为这个评选倾向不健康，入选歌曲思想性、艺术性不高，不同意对外发布，于是有人提出一个“平衡”办法，把排在第20位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排到第一。但一位工作人员大声说：“你们这是强奸民意！”此议遂罢。当时《周总理你在哪里》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分别排在18和20位，音协领导于是提出，将评15首改为20首评选，或者将这两首歌与《绒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替换。但《歌曲》的主编时乐蒙等人坚持应按原方案公布，中央广播电台方面也坚持原样发布，特别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全力支持，表示“就按群众的意见来”，最后15首广播歌曲才如实公布。但此事事后挨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被某领导大会点名批评 （《老艺术家李谷一曾被指为 “黄色歌女”》，《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1日）。
　　为了平衡影响，1980年12月，由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了一次“优秀群众歌曲评奖”，希望“以革命的、前进的、健康的歌声鼓舞广大群众”。这次评奖由各省市词曲作家、音协负责人，各省市文艺团体推荐，由专家评委会“以择优评选”为原则，选出31首。排在最前面的是齐唱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人民，战士的母亲》、《创业者之歌》、《走上练兵场》、《打桩机在歌唱》、《姑娘驾起插秧船》、《我们的锻工班》等。排在后面的独唱歌曲则包括《我爱你，中国》、《祝酒歌》、《再见吧，妈妈》、《太阳岛上》等较“软”的抒情歌曲。主办者在强调“这些歌曲应该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品质、情操相称”，提出“‘音乐是抽象的，体现不出感情的高尚与低劣’虽屡遭批判，但它的阴魂至今仍没消散”的同时，承认 “一些推荐歌曲往下 ‘推’而下不去”，“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力推广，还是没能被广泛的群众所传唱”。
（苏夏：《从获奖歌曲想到的》，《人民音乐》1981年第2期）的确，现在一提起“新时期”，作为标志的不是《妹妹找哥泪花流》、《太阳岛上》这类歌曲吗？还有几人会唱、甚至想得起《打桩机在歌唱》、《姑娘驾起插秧船》、《我们的锻工班》呢？一年之内的两个“评选”，一个成为时代标志，一个成为历史笑话，人们不应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吗？
　　在1983年底到1984年初来势凶猛的“不是运动的运动”的“反精神污染”中，虽然音乐界批判、“清除”的重点是“港台时代曲”、“流行音乐”，但抒情歌曲也被“陪绑”。有人总结出音乐界“精神污染”的9个方面，其中“爱情至上论”和“历史的伤痕”就与抒情歌曲有关。“如《妈妈，看看我吧》、《妹妹找哥泪花流》、《我怎能把你遗忘》，……其中有十年内乱时的伤痕，也有战争年代生离死别的哭诉。”音乐界现状是：“革命传统踪影难寻，社会主义很少声音；那管四化如烈火；情意缠绵苦呻吟。”（夏白：《八百多万盒录音带的美学价值在哪里》，《人民音乐》1983年第12期）作曲家王立平在1983年第10期《音乐生活》上发表《创造、发展及其他》一文，批评了《请到天涯海角来》。他说：“天涯海角是中国地方，但旋律不是中国味道，曲调不那么健康，我认为是一首格调不高的仿制品。”其实，由他作曲的《太阳岛上》也曾被批为“模仿港台”，“被认可”也还没几年呢。1983年第12期 《人民音乐》发表了署名“艾乐”的《效仿什么？》一文，批判《请到天涯海角来》是“港台舞厅、酒吧间里的‘流行歌曲’”，“其格调轻浮、油滑”，“低级庸俗”、“粗俗”，最后义正辞严地说：“那种以宣扬资本主义世界腐朽生活方式为内容的音乐，也必然有它相应的形式去表现；而反映我们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则需要以我们独特的形式去反映之。效法低级庸俗的东西，是不可能创造出美的艺术品的。”王酩再次成为“靶子，不仅《妹妹找哥泪花流》又遭到“应是抒发同胞兄妹之情的”，“可是歌词本身有些含糊不清，实有‘寻找情人’内容之嫌”的指责，而且被“算总账”：他为影片《扬帆》所作的《莫叹惜》被批为“使人陷入迷惘的情绪之中”，为电视片《人生的答案》所作的《人生之歌》被批为“与年轻人朝气蓬勃、热爱生活的形象，显得多么格格不入啊！”他为故事片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写的插曲《角落之歌》则受到如此指责：“从这首歌的音乐形象来说，没能倾注作曲家应有的正确世界观和艺术观。具体地说，这个悲剧虽然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但剧本和音乐创作却在三中全会之后。艺术家完全应该以三中全会 ‘向前看’的精神来指导创作。对于这部悲剧音乐，既要立足于悲痛的基调，但又应给人以力量，不能使人听后对生活和前途丧失信心。而《角落之歌》却采用了类似哀鸣般的哭腔。”（梅殷：《试论王酩歌曲创作中的音乐形象》，《人民音乐》1984年第1期）没有正确的世界观、艺术观，与“三中全会精神”不一致，对生活和前途丧失信心……罪莫大焉，充分显示了政治运动的特点。
　　影响到包括人们日常娱乐、文化生活的“清除精神污染”不久被胡耀邦总书记制止。到80年代中期，这种“抒情歌曲”才完全获得“合法性”。大众的强烈需求，一些媒体和领导的勇气，盒式录音机这种新技术的普及，最高领导人的开明，这些综合因素使抒情歌曲最终获得“解放”。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外在因素：如洪水涌来的“港台时代曲”和“流行音乐”。有关方面认为，这种音乐危害更大。必须以更大的精力批判、拦截，甚至“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不得不认可了这种软性的“革命抒情歌曲”。软性“革命抒情歌曲”从1955年对《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讨论”到“文革”的绝迹，再到1980年代中《妹妹找哥泪花流》等的完全“正当化”，其30年V字型的风雨历程尚且如此曲折，“非革命”种种歌曲的遭遇就更不必说了。文化史早已说明，艺术是高度个性化的精神产品，在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必然萎谢，只有在宽松的氛围中才能蓬勃繁茂。而艺术的凋敝太容易，繁荣，却相当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