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松
　　作为第一个在取得美国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之后全职回国的学者，张春把当年的选择视为一次“大胆的决定”。2004年，张春离开了任教17年的美国明尼苏达卡尔森管理学院，加盟了成立仅10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用张春自己的话说，如果继续留在美国，他几乎可以看到未来的样子，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与此同时，他所加盟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正雄心勃勃地朝全球顶尖商学院的目标迈进，对一个具有学术野心的学者来说，其间的未知与挑战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也是在那一年，同样具有海外背景的经济学者杨国安、张逸民、许斌等也是在同一年加盟了中欧。
　　这批学者的回归并非偶然。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个国家对管理学教育的饥渴前所未有地显现出来。大批商学院应运而生，目前，经教育部资格认定的商学院已经有100多所。与西方的发展历程类似，以MBA为主要形式的管理教育，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商业文明的演进。
管理来到中国
　　虽然早在清朝末年中国就已开展商科教育，但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教育在中国出现，已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缺乏产生管理教育的土壤。
　　现代管理教育被视为社会经济交易活动日益复杂化和精细化的情况下，所有权和经营权不断分离的产物。钱德勒在其经典著作 《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指出，当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所需的工人减少时，从事监督这些流程所需的经理人员却在增加。大量生产的工厂于是变成经理密集型的企业。到20世纪50年代时，在美国经济的一些主要部门中，经理式的公司已经成为现代工商企业的标准形式。在那些现代多单位企业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的部门中，经理式的资本主义已经压倒了家族式的资本主义和金融的资本主义。
　　美国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过程，亦即职业经理人出现并成为经济活动中核心力量的过程，与美国现代管理教育从诞生到繁荣轨迹是一致的。从1881年第一家大学层级的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诞生，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MBA教育在美国的兴盛，管理教育一直与经济发展及其模式变革之间关系密切。
　　而在中国，这种关系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确立。随着计划痕迹的逐渐消退和市场取向的日趋明显，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教育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李燕萍认为，在那个阶段，产生了三种新型的企业管理者。一种是国企改革后从国有企业脱颖而出的企业家，这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走上历史舞台，取代旧体制下的行政决策者充当经济运行主体，组织生产、从事创新活动。而这些企业经营者，其角色身份、升迁路径和素质要求完全是按照传统计划体制规则来设计和塑造的，他们缺乏真正意义上企业家所应具备的自主经营的魄力和勇气，缺乏企业家最重要的竞争意识、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
　　另一种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自发产生的企业管理者，他们大多由农民演变而来，这批人在市场意识和开拓精神上毋庸置疑，但他们大多只受过小学、初中教育，自身素质成为影响企业做大做强的最大瓶颈。
　　还有一种是市场经济下产生的职业经理人阶层。这一代的职业经理人由于自小缺乏对商业世界的切身体验，同时，由于中国理论研究、教育以及实践的严重滞后，导致中国职业经理阶层无论在理念、工具还是操作手法上，与西方职业经理阶层相比有着太大的差距。
　　中欧的创始人之一李月庆在其回顾中欧创业史的著作《中欧神话》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经济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机制、新思路，使得社会对管理者的要求不断提高，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传统体制下的经济管理人才却有点无所适从，简单地说，经济搞活了，规则开始改变了，脑袋却有点适应不了了。
　　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需要一种更基于实践的管理学教育，以便迅速培养一批适合“现代化”目标的企业管理人才。
西学东渐
　　邓小平被认为是中国管理教育的积极推动者。早在“文革”时期的1975年，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就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强调：“企业管理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认真搞好。”第三次复出后，他再一次强调：“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我们要在技术上和管理上都来个革命。”
　　1979年，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与美方达成协议，决定合作举办“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大连项目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引进国外现代管理教育的办学机构，第一期为期5年，开设厂长经理讲习研究班等非学位课程。
　　1984年10月，大连项目开始与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合办工商管理硕士（MBA班）。而比大连项目早一个月，1984年9月1日，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与欧共体在北京联合举办的中欧管理项目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MBA）班第一届学员已正式入学。这是中欧工商管理学院的前身。
　　整个1980年代，合作办学都是中国引进西方管理教育的主要模式。在“大连项目”和“中欧项目”之后，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也先后和美国及加拿大的学习开展了MBA办学合作。基于这些合作办学的成功经验，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设立MBA学位和试办MBA教育。次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正式招收MBA学生。中国MBA教育的雏形逐渐显现。此后几年，中国MBA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管理制度也逐渐规范。MBA教育得以迅速扩张，在校生从1995年的2956人上升至2001年的32392人。
　　但到了2003年，中国MBA报考人数首次出现了下降。这与专业硕士学位增加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国外商学院开始加大在中国的招生力度，分流了生源。为此国内的商学院纷纷展开了价格战，有统计显示，这一时期学费在5万人民币以下的国内商学院占到了将近70%。同期伦敦大学、香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合办的EMBA项目学费高达28万港元。
　　这时，有一些商学院意识到，如果国内院校全部集中在低端竞争，只会把MBA教育市场越做越滥。因此，像中欧、北大、清华等商学院开始探索高端差异化的发展路线，并且加入了争取国际认证的行列。如今，这批商学院中有一些已经步入世界一流的行列。与此同时，中国的MBA教育市场也在2006年后逐渐回暖，报考人数止跌回升。
管理改变中国
　　如何评估管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一直是个难题。因为人才对一个商业社会的作用很难量化，你无法知道上过MBA的人为这个国家贡献了多少GDP，更无从知道这种贡献有多少是来自商学院的功劳。但是，考虑到商学院极为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我们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商学院的成功等同于管理教育的成功，因为只有市场需求才能推动商学院的繁荣。
　　商学院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状况也是对商学院教育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英国《金融时报》在分析了1995年至2009年间1109位首席执行官后发现，拥有MBA学位的平均表现要好于那些没有MBA学位的人。同时，那些在50岁以前就爬到首席执行官位置的，从商学院教育中获益尤其大。
　　这种情况同样也在中国发生。2009年，《福布斯》中文版对符合入选要求的50所中国商学院及其毕业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毕业生的职位发生了很大改变。就读MBA之前，仅有22.4%的学员在企业中担任高层管理人员（总监以上职位），毕业后第一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9.8%，毕业4年之后则有50.5%的毕业生出任高管职务。
　　随着这些受过正规管理教育的企业管理者数量的逐渐增加，他们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影响也逐渐体现出来。据李月庆在《中欧神话》中回忆，在最初的几年，中欧的主要客户是国有企业，他们来学习的目的是“拿文凭”，在那个阶段，几乎看不到民营企业的学员。他们经常问中欧的销售经理：你们凭什么收这么贵的学费，你们对我有什么用？
　　但这种观念渐渐发生了转变。冯仑曾归纳过三代民营企业家的归宿：第一代死在不会办公司，第二代死在原罪没有根治好，第三代会死在没有商业技能上。改革开放30年，每年都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品牌倒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感到力不从心，感到一种莫名的阻力：销售额很难再突破，企业利润在下滑，企业文化缺乏生机。
　　中国最大的网上IT卖场京东商城CEO刘强东是中欧EMBA的学员。在2008年，快速发展的京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公司从几亿到十几亿的槛，一下子感到公司各方面问题暴露出来。定单处理、接听电话、出库、财务收钱、售后服务、前端的网站设计……从过去各个部门游刃有余，一夜之间都跟不上了。”刘强东说。在这种情况下，刘强东选择了进入中欧充电，系统学习管理学的知识。通过学习，他用了痛苦的十个月时间，才重新梳理了一整套新的流程，新的人才招聘培养，储备计划。“所以，从十几亿到四十多个亿几乎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今年销售可以突破一百亿。”他说。
　　李月庆认为，中国企业家大部分都不是科班出身，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管理教育。在企业经营的初级阶段，他们可以在市场在摸爬滚打，积累经验，但随着市场的成熟、跨国公司的加入，竞争水平不断提高，对企业家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全球战略规划、资本运作、兼并收购、风险控制……企业家不能再通过摸索来积累经验，而是迫切需要接受正规的、系统的商业教育。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肖知兴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管理的过程，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整体过程一样，也呈现一个由器具层面到制度层面，再从制度层面到思想层面的递进过程。器具层面包括各种分析性的方法、技术与工具，制度层面包括治理结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等具体管理制度，思想层面则包括价值观、信念和预设，集中体现在领导力、企业文化和社会资本等内容中。”
商学院的模式之争
　　商学院管理教育在西方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商学院引入中国之后，这个舶来品和本土的教育机制嫁接过程中，由于对商学院及管理教育的理解不同，以及各自诞生的环境的差异，也产生了许多“中国式”的商学院。
　　一位曾经在几个不同的国内商学院学习过的企业家对记者总结，中国的商学院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具有丰富的政策资源，在该类商学院任教的老师很多本身就是政策或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学员通过与他们的接触，能非常及时准确的把握国家政策的脉动；一类是具有广泛人脉资源，他们将交际视为商学院的重要功能，在这类商学院 “打高尔夫的时间可能比上课的时间多”；还有一类是国际化的商学院，这类商学院通常以教授管理学知识为第一要义，他们的教育模式也与国外著名的商学院比较接近。
　　当然，这三种类型的商学院之间彼此会有交叉，有些商学院甚至兼具了以上所有特点，但他们大多会专注于某一特点，并以此为核心竞争力。中国式商学院的产生，是全球化与本土化融合的产物，每种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和市场空间，但如果我们把商学院的管理教育视为中国全球化战略的最重要人才培养方式，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商学院，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回到管理教育的出发点来思考中国商学院的现状，我们就不难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1959年分别由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资助的两个关于美国工商管理的研究报告，在充分研究美国社会和企业现状的基础上，都认为管理教育应以培育企业所需的领导人和职业经理人为目标，管理教育应属于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要具有对企业实际问题进行决策和分析的能力了，要掌握对企业的研究方法。这两个研究报告对美国以后的管理教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明确了管理教育的实务性质。
　　MBA教育的本质是以研究生的形式来培养职业经济人才的职业教育。在这种视角下，政策型和交际型的商学院自身的局限性就显而易见了。学生以接近政策制定者为目标来选择商学院，动机很容易理解，即使了解政策动和国家的思路，无疑对企业决策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是可持续的吗？这就像通过内幕消息做了一笔股市交易，你能在这笔交易中赢利，但对于长期投资能力的培养却毫无帮助。那么交际型的商学院呢？广泛的人脉无疑对于在商业竞争有很大的帮助，但这种人脉积累是否必须通过商学院来完成？说得简单一点，哪里不可以打高尔夫球呢？也就是说，这两种商学院的可持续性和不可替代性都值得怀疑。
　　“管理学教父”彼得·德鲁克曾说过：2l世纪的经理人只有两类，一类是具有全球视野的经理人，一类是下岗的经理入。这很好地为中国商学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今的公司已经不受国界的保护或已经不能再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来赚取高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管理的复杂性变得越来越高，因此迫使商学院投入更大精力进行相关研究以更好地理解这些变化与问题，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与建设性的建议。企业管理者进入商学院的根本目的，还是学习商业技能，学习管理学最前沿的知识。这些技能的系统学习和知识储备，在商学院之外的地方很难完成。因此，即便其他形式的商学院目前还有充分的存在理由，但立足全球化、培养真正的管理人才的商学院应该是中国商学院发展的最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