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琪
英国人贾尔斯·钱斯(Giles Chance)现在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教那里的MBA学生“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课题”。他这样回忆自己第一次来中国时所看到的，“当我第一次踏进中国，吸引我的并不是这里的贫穷和满眼的灰蓝色服装，而是那些在大街上与我擦肩而过、已届中年和更老的中国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目光空洞，表情绝望。”那是1980年代末，中国人刚刚从文革的混乱和残酷中解脱，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复苏后，政策突然诡异地发生转向，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动荡更让整个形势笼罩在压抑之中。在贾尔斯·钱斯看来，这样的绝望情绪至少一直持续到了1990年代中期，他的证据是，这个国家当时的文学作品、绘画和诗歌中，反映出的都是由于社会震动所带来的阴郁和悲伤。
自他辞去在伦敦的基金管理工作到中国的20多年里，最初是作为商人，为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到中国投资提供咨询服务，或者帮助中国公司到香港或伦敦上市融资；现在，作为学者，贾尔斯把他对中国的观察和理解写在纸上，出版了《中国与信贷危机：新世界秩序浮现》一书。
在书中，他把1976年以后的中国分成了三个时期，上述他第一次到中国时所看到的情形属于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告别过去重新出发。标志是大量学有所成的海外留学生归来，进入到外资银行、企业和咨询公司等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时至今日，这些人已经占据了中国政府、商业和学术等领域的关键职位，其中佼佼者如易纲、高西庆、张维迎以及新浪前CEO茅道临等。贾尔斯认为，这些西装革履、喝星巴克咖啡的“海归”们有着满脑子的西方思想，却又在内心有着对中国文化和价值的深刻认同和留恋，他们随着同时期大量涌入中国的外国公司如可口可乐、联合利华、家乐福和梅赛德斯奔驰，把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带给了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逐渐涌现的中产阶层开始相信，西方就是比中国好，并不是因为它们更民主，而是因为富有，能够提供给人们更优越的生活。“很多人认为，中国要想更好地发展，就要把自己变得更像美国。”
然而，金融危机的发生改变了一切。贾尔斯用了几乎整本书的篇幅去描述这种变化，也即第三个时期。“2009年初，在同几位光华同事们的谈话中，我惊奇地发现他们言语中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所流露出的不屑，‘美国已经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们不想把这些麻烦输入到中国，我们不应该模仿它，我们应该从自己身上找未来，而不是他们那里。’次贷危机是否捅破了弥漫在中国人中间的西方优越性‘泡沫’？”另一方面，整个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因危机而改变，在西方那些成功符号纷纷崩坍陷落的时候，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却从阴影中慢慢显现，人们开始回忆起就在不久之前，这个“中央王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和富有的国家，而它仅仅是顶峰时期的历史，就是整个美国历史的两倍还要多……
贾尔斯所关注的并无特别：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金融危机，中国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金融危机给美国和中国各自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未来在国际中将扮演何种角色？……然而，正像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前言中说的那样，贾尔斯应该是写这样一本书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已经非常了解中国和中国人。“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金融力量的平衡，这改变了、在某些方面加强了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我认为贾尔斯是第一位直接和比较深入地探讨这个话题的人。”
可资佐证的是，在他的书中，经常出现的名字不仅有里根、撒切尔和格林斯潘，还会有朱基，甚至马云、李书福，多年丰富的咨询经验让他很善于在把握宏观事件和趋势的同时，关注到那些小的细节：“阿拉丁和他的神灯的故事在1999年被马云借用，成立了阿里巴巴。这家总部设在杭州的公司利用互联网帮助外国进口商采购那些无力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中国中小企业的商品……2007年，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到2009年4月，它的市值已经接近50亿美元。阿里巴巴的成功反映了加入WTO为中国带来的急速的贸易增长。也正是从中国加入WTO那一刻起，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进入了高挡位，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也在那一刻被改变……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预见到了所要发生的，可是对中国的庞大和动能缺乏认识的西方人，却无从想象到中国将会给整个西方的经济体系带来多大的冲击。”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贾尔斯·钱斯：在经济运行表象的背后，危机最终是由过多的举债引起的。这不仅仅是美国一国的问题，但美国是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领导者，经济总量占到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所以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必然会给全球带来重大影响。在过去的60年里，最终控制全球货币政策的是美联储。但是现在，情形发生了改变，造成这种改变的是全球化。在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发生之时，欧美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向东欧和亚洲转移它们的生产基地，中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员。2001年中国加入WTO，给全球的产品供给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向全世界出口了大量的廉价产品和劳动力，使得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CPI在长期内保持零增长。货币政策权威们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面对如此平滑的CPI曲线，大大低估了网络泡沫之后经济面临的衰退程度。面对不断下降的价格，以及通货紧缩的表象，他们认为是需求不振造成的，于是，他们开始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从2001年2004年，美国的货币政策非常宽松，以刺激人们借钱消费，房地产价格开始疯狂上涨。贷款是如此便宜，人们开始不顾偿还能力大量举债，银行通过证券化也从中赚取了高额的利润。这一切终于在2007、2008年走到了尽头，整个体系过度杠杆化，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金融大厦顷刻间坍塌。
经济观察报：中国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贾尔斯·钱斯：中国没有造成金融危机，但是，如果没有中国，这场危机就不会发生。一些美国人指责中国应该为危机负责，说是因为中国制造了价格低廉的产品，冲击了美国经济。但是没有人强迫你买中国的商品，美国人买是因为这些商品比以前质量更好了，美国企业把工厂放到中国是因为那里更适合生产。这样的指责是荒谬的。归根结底，这场危机是因为美联储自身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如果他们看清了事实，就不会一直实行这么低的利率。
中国今天同样存在利率过低的问题。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大约在8%-10%，CPI是2.7%，而存款利率大约只有2.5%。不久前，《中国日报》发布了中国银行业年度报告，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2009年在存款上付出的平均成本大约为1.9%，可以看出实际的利率是非常低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真实利率将是负的。这样的利率政策就像当年的美国一样，会促使人们把钱投入到房地产、股票等市场，长此以往就会造成资产泡沫。所以中国应该改革自己的货币体系，虽然现在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很凶，但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国内的金融体系应该进一步市场化，利率应由市场机制形成，银行之间要充分竞争。
经济观察报：所以，你认为中国应该首先改革国内的金融系统，然后才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贾尔斯·钱斯：是的。先别管什么汇率，政府应该先放开利率，让市场自发调节利率到一个正常水平，比如工行说你在我这里存款我给你5%的利率，同时贷款利率只有10%，这个时候其他的银行为了争取存款，就要把存款利率提到更高的水平，这样整个市场的利率水平就会提高。这时，你再放开人民币的汇率，想想会发生什么？利率提高了，人民币的价值也会跟着上升，这就是美国现在想要的结果。但我很支持中国政府目前在汇率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
另一方面，放开利率并不必然会增加储蓄。中国当前的存款总量相当于GDP的50%，其中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而不是家庭。朱基在1990年代领导了国企改革，免除了国有企业大量的社会福利责任，巨额的利润最后都以存款的形式进入了银行体系。所以，降低储蓄率最公平和有效的方式是向企业的储蓄课税，用来支付国民的社会保险。同时，要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部门，让他们上市，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国有部门员工的收入水平，也会有效降低储蓄。
用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经济在短期内有效，在长期看来则是危险的。这样会人为推动物价上涨，最终形成泡沫。中国要警惕自己制造泡沫。
经济观察报：如果美元最终失去其国际国币的统治地位，你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贾尔斯·钱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由1944年英美两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演化而来。美国人拒绝了凯恩斯关于国际货币由很多国家的货币以及商品包括黄金构成的提议，全世界决定由美元与黄金挂钩、作为国际间基本的交易和价值储藏手段。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美国当时而且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它的经济占到了全球经济总量的50%。
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对货币的需求超出了黄金的开采速度。首先在1971年，美元放弃了盯住黄金的政策，接下来的全球化，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巨额的中东战争开支，让美国从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当前美国的赤字大约有14万亿美元，接下来还会以每年1万-2万亿的速度增加，除非某种措施能够扭转这种不断举债的现实。这种情况对于国际货币的使用者和投资者来说当然不是好事。只要美国不能证明自己解决赤字的能力，美元就一定会被取代。可能的结果有两种：一个是世界的领袖国家们——也许是G20——会趁机根据自身利益出发来制定一种新的世界货币，然后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来发行和监控这种货币。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组织早就存在了，那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用于管理从未存在过的凯恩斯倡议的国际货币体系。
但不幸的是，历史（包括当前的情形）证明国家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全球共同利益之上。所以这种理想的解决方案发生的可能微乎其微。取而代之的是，美元的式微将最终任由市场来完成，而不是通过国际间的合作。市场将会将结果引向另外一种主要货币如欧元、日元或者人民币，来作为国际货币。这种改变并不会立即发生，但必然会发生，因为我不认为美国会投入足够的努力来大幅度削减开支和赤字。
经济观察报：你在书中所提到的“新世界秩序”是指什么？
贾尔斯·钱斯：是指在危机之后，中国和印度、巴西——我不确定俄罗斯——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将会变得比以往重要。它们的经济会继续增长，它们庞大的人口也会越来越富有。在长期内，非洲国家也很可能会同样步入快速发展轨道。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世界会必然衰落，中国也不会取代美国。到2014年，美国经济仍将占到全球GDP的23%，而中国将是11%；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才有可能达到和美国一样，人均GDP将达到1万-1.5万美元。在那之后的五年里，中国将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老龄人口数量急剧上升。经济增长会因此受到严重制约。中国将是全世界第一个面对如此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因为它还很贫穷。日本虽然也有老龄化问题，但日本很富有。所以，也许再经过20年，中国的经济会赶上美国，但是否还能继续增长，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我很怀疑，而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现在的人均GDP数字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将拥有强大影响力，但永远不会变成像美国一样富有的国家。美国将同以往一样重要，但我们将面对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发言权，而不再是某个国家决定一切。
经济观察报：人们很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引发外界的过度反应，而来自外部的压力无疑会影响或阻碍中国自身的改革进程，你怎么看？
贾尔斯·钱斯：中国是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喜欢甚至惧怕共产主义。他们很难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当作一个长期的同盟者来对待，不管他们多么清楚社会主义只是中国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不要忘了，美国曾经在朝鲜和中国作战，若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否决，美国也很可能对中国人使用了核武器。如果考虑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的改变和演进，三十年并不是很长。我知道面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成长的反应，很多中国人感到泄气，但实际上他们不应该这样，他们应该充分利用毛时代的勇气、悠久历史中的经验和知识，来继续自身的发展和改革，逐渐让西方国家理解和接受中国。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过去30年来中国私营企业的表现？
贾尔斯·钱斯：我认为它们的表现非常出色。吉利就是一家私营企业，我非常了解李书福，2003年吉利在香港上市，我曾经帮助李书福到欧洲融资。我非常欣赏江浙一带的私营企业家们，他们勇敢、聪明，而且非常勤奋。他们常常有非常伟大的想法，看看李书福，他原本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可以说一无所有，但是现在，他已经收购了一家全世界最伟大的汽车公司。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我认为，中国民间有惊人企业家人才储备，而实际上他们很可能是中国过去30年来经济崛起的最主要因素，他们敢于承担很大的风险从家庭或其他私人途径融资来开创自己的事业。但不幸的是，他们也常常会做一些本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是由政府来掌控的，企业要发展，企业家就必须取得政府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寻求和官员们进行交易，例如取得在某个区域以某种价格生产和销售某种产品的许可，而往往这些交易是不合法的，但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样的事情让人觉得很遗憾。我认为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更加强大的法律制度，我知道这有难度，因为中国以往从来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但官员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事，政府不应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于政府来说，他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改善法律环境，建立完备的私人物权体系。
经济观察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去海外收购外国公司。但是当它们这么做的时候，外界的反应往往是质疑和不懈，而不是鼓励，甚至中国人自己的态度。在最近的吉利-沃尔沃并购案中就表现得非常清楚，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贾尔斯·钱斯：外国现在还在慢慢习惯中国成为一个有力的国际性强国的角色，他们对于中国作为一个主要投资者的欢迎程度还取决于信任。问题的关键是，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尊重不是仅仅基于对其经济实力的敬畏。中国必须继续发展并进行法治改革，法律的公正必须置于政府和政党的权力之上。只有这样，外国人才会真正地尊重这个由法治来管理的、他们能够真正信任的国家。
经济观察报：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行为开始越来越受到争议，如谷歌和力拓事件等。也有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在华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怨言日增，那么对于双方来说，你有什么建议？
贾尔斯·钱斯：跨国公司们如力拓都应该留意一下上月力拓在上海的四名雇员所受到的判决。这个判决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贪污都是不被容忍的，而且中国会毫不犹豫地保卫自身的利益，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不好的是，此次金融危机过后，一些中国人急于向西方尤其是美国表明，谁才是老板。这样的做法看起来有些自大，或者说过份自信。希腊人有句谚语说，自大会带来毁灭。中国要真正地发展自身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美国衰退在某种程度上把中国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上，但是对于这个角色，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准备好。我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句话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或许非常合适：说话客气，手持大棒。力拓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业务，只要经济不崩溃，外国人还会持续不断地来到这里，对他们友好相待也是中国自身利益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