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2010年1月的海地大地震将这个历经战乱的加勒比海岛国抛入了绝望的深渊，在全球媒体的短暂聚焦之后，这个小国的悲剧又缩回到了新闻纸上的冰冷角落。一个月之后智利发生强度大得多的地震，虽然因其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小于海地地震，令世人再度对该国完备的抗震措施赞叹有加，但余震至今还在不断发生，令其新政府头疼不已。4月，一场7.1级地震降临青海玉树，像两年前的四川汶川地震一样，令整个中国陷入悲痛和哀悼之中。
　　这一年虽然只过去了不到一半，但强烈地震的消息不断冲击着我们的神经，令我们忧心忡忡。在这个曾让无数人充满希望的“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里，死亡万人以上的残酷地震已经发生了多起：2004年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强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22.7万人死亡，汶川地震的死亡人数在8万以上，海地地震则为20万人。
　　层出不穷的地震和这些令人揪心的数字使很多人怀疑，地球的板块运动是否进入了一个活跃期，因为在十年里发生这么多起伤亡惨重的地震，在地震史上实属罕见。再加上全球变暖的巨大阴影、冰岛埃亚菲亚德拉火山喷发带给欧洲的阴郁气氛，不免让人担心，我们是不是正在一步步走近好莱坞影片中描绘的世界末日。
有关频率的争议
　　自古以来，地震、山崩、飓风、海啸之类的自然灾害一直在考验着人们的想象力，人类一直试图给那些不可解释的东西提供一种符合现实经验的解释。
　　在古代的印度教徒看来，地震不过是因为支撑大地的白象摇晃了一下它巨大的身躯 （在印第安神话里则是巨龟），而古希腊人或许将此视作在极西之地撑天的大神阿特拉斯暂时休息了一下肩膀，或是海神波塞冬突发雷霆之怒，撼动大地，以致海水倒冲，山崩河裂。
　　现代人应当将这些观念视为荒诞可笑的迷信，但一些科学家的研究也表明，如果有人认为近年来的连续大地震预示着大难将至，这些人的思维也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事实上也许古老的神话确有一些合理之处：地震确实是偶然发生、无法预测的，就像我们不知道阿特拉斯何时想歇歇肩膀一样。
　　英国地质学家罗杰·马森（RogerMusson）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里对近来频繁地震造成的困惑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地震其实并没有变得更频繁，如果人们觉得地震变得更频繁了，其原因只不过是现在全球的地震监测站比过去更多了，从而能够报告过去人们所未能察知的地震。根据一项统计，在1931年现代地震学尚在雏形中的时候，全世界仅有31个地震监测站，而现在这个数目已经增加到了4000多个。
　　与此同时，只有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造成严重人员与物质损失的地震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撒哈拉沙漠的生命禁区或南极洲附近洋底发生再大规模的地震，也只会得到地质学家而不是公众的注意。也许不幸的是，近年来地震爆发的总频率并没有变化，但在人口聚集区发生的几率却偶然间上升了，让人误以为地震在总体上变得更频繁了。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发生过，马森举的例子是，1976年世界各地也一度频发地震，包括极其惨烈的中国唐山地震，曾让一些人忧心忡忡，担心地壳运动是不是变得更为活跃了，但后来该年却被证明为地震总次数较低的一年。
　　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的数据显示，自1900年以来，全球每年平均发生16次7级或者7级以上地震。但1986年和1989年仅发生6次，而1943年发生了32次。虽然2010年在头四个月已经发生了6次大地震，但仍在正常范围内，而从2009年4月15日到2010年4月14日全球发生了18起大地震，这也在可预期范围内。
　　在任何科学中都没有定于一尊的学说，另一些科学家也提出，可能存在一些其他的使地震变得更加频繁的因素，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就是全球气温上升所带来的变化。
　　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科学家理查德·贝茨（RichardBetts）等人认为，虽然传统上科学家认为地震、海啸、山崩、火山爆发等现象和气候变化毫无关系，但据他们猜测，气温的上升确实在增加这些灾害发生的几率。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冰川消融等情况，可能使大量物质（如水）在地球的表面漂移，改变其分布状况，从而给地表带来轻重不同的压力，使得地层断裂的可能性增大。
不成熟的科学
　　在目前西方的环保压倒一切的氛围之下，我们还无法判断，这些科学家的理论究竟是有严谨的推论，还是为了让人注意到气候变化的风险而刻意做出的耸人听闻的夸张。
　　事实上从古代开始，学者们便对地震的成因做出过种种似是而非的“科学化”解释，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地震是由巨大的风吹动大地造成的——那当然是错的。而在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之后，年轻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以一位自然科学探索者的身份，在柯尼斯堡的一份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探讨地震成因的文章，他的结论是，地震的发生是因为地底存在着许多充满热气的大洞。和 “星云假说”一样，这也只是一种不成熟的设想。
　　在所有科学的解释中，最有说服力的一派始自1910年德国科学家魏格纳提出的大陆漂移理论，魏格纳本人后来在为验证该理论而进行的格陵兰岛探险之旅中葬身雪原，在他身故之后，板块学说才日渐成为显学。
　　美国地震学家苏珊·哈夫（SusanHough）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认为，虽然从原始时代开始人类就对地震充满畏惧也充满好奇，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任何试图解释地震现象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就像如果我们不理解人体内部的血液循环系统便无法理解心脏病的成因与治疗之道一样，不理解地球深处涌动的力量及其变化规律，也无法理解地震。
　　哈夫认为虽然很多人自认为可以预测地震的爆发，但基本上都是不足为信的伪科学。因为至少从目前的科学发展水平来看，地震是无法预测的。地震预测就像是地质学上的 “歌德巴赫猜想”，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却始终得不到解答。哈夫认为，虽然美国地震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曾把预测地震作为攻坚目标，但现在很多人不得不承认，地震是无法准确预测的。我们至多可以列出一些地质活跃带，例如地震最多发的太平洋周边地区，预测地震的一些长期变化趋势，但要准确地预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则是不可能的。她的建议是，如果我们本来就无法预测那些不可预测之事，那还不如在这些问题上少浪费点时间，集中精力来为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的不测之事做准备，例如像日本、智利等国那样，提高标准，修建抗震性能更高的房屋和校舍。
里斯本之痛
　　哈夫等地震学家的回答也许让一些人失望，尤其是对于那些喜欢把万事万物纳入一个系统的哲学、伦理或宗教框架，喜欢认定存在一个严整有序世界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在这些人看来，像地震这样惨重的灾难，不可能是无法解释的，必定有其深刻的根源。还有什么比人本身的罪孽更能解释这样的惨祸呢？
　　在皇权时代的中国人看来，山崩地裂是对背德失道的君王示警，预示着上天的愤怒与惩罚，晚至1976年，这样的联想仍会在中国的普通民众中流传。直到已经步入“后现代”的21世纪，类似的解释仍然没有消失：在海地地震发生后，美国传教者帕特·罗伯逊（PatRobertson）宣称，这是因为海地人信奉了源自非洲的伏都教，“与魔鬼立约”，方才招致了如此的惩罚；与此相应，据报道，在地震多发的伊朗，一位高级神职人员表示，由于女性着装过于暴露，不够检点，才导致地震在当今世界上如此频繁地爆发。
　　他们的言论都遭到了严厉抨击，但值得探讨的是，地震为何与宗教等信仰体系的联系如此紧密，教徒为何会以像地震这样的大灾难作为其信条的证据？一个回答是，面对上天降下的无法解释的灾祸，人们试图从信仰中寻求安慰，信仰为无逻辑的现实世界提供了逻辑性，从而造成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当然在务实的人看来，这是纯粹的脱离现实和心理自慰。但罗伯逊与那位伊朗神职人员所表现的，也是一种罪恶的快感，这在历史上即有先例。
　　美国哲学家苏珊·奈曼（SusanNeiman）在其著作 《现代思维中的罪恶》中写道，在1755年惨烈的葡萄牙里斯本地震发生后，正统的神学家毫不掩饰地幸灾乐祸，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显示了“上帝之鞭”，是神对于葡萄牙人不道德行为的惩罚，也是他们反驳无神论的论据。
　　1755年12月1日清晨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和火灾将葡萄牙国度毁于一旦，国王若泽一世避居城外，居民死亡数万人，葡萄牙的海外殖民运动备受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奈曼写道，18世纪的人们谈及里斯本，就像今天的西方人谈及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因为那场地震代表着人们对世界和文明的基础失去了信任，它冲击了欧洲启蒙时代人们的整个思维，激发了康德对地震的思索，使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与卢梭陷入新的争论，并使时年六岁、未来德国的桂冠诗人歌德产生了对世界的意识与疑虑。
　　当时的主要争论是，如果世界是由一个至高无上、全知全能、无限慈悲的神创造和维持的，像里斯本地震这样的大劫如何可能发生？即使以罪孽说来解释，那些死于灾祸的初生婴儿又有什么罪孽？在探讨此事的作品中，伏尔泰强烈批判英国诗人蒲柏以 “一切现实皆合理”表达的乐观主义，也批判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谓 “此世界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世界”的说法。
　　伏尔泰在《老实人》中借邦格罗斯博士之口讲出了一段看似严密的逻辑：“由于里斯本有座火山，它就不可能在别处，因为事物不可能不在它应该在的地方，所以一切都很好。”隐含的矛头所向即是莱布尼茨的 “神义论”：一切事物构成严整紧密的链条，不存在罪恶和不完美，表面上的不完美服从于整体的完美。但在里斯本的残砖瓦砾和成堆的尸体面前，除了邦格罗斯博士这位伏尔泰虚构的天生乐天派，没有人会对世界做出如此赞许的断言。对于这场争论，奈曼评论道，“正是在人们努力不把神归咎为现实世界的原因，并自行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的过程中，现代的罪恶观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将里斯本地震带来的思想冲击波视为一个更为悲观、但也更为明智的时代的诞生之痛。”
放弃徒劳
　　在《老实人》一书中，当邦格罗斯博士还在就完美的世界、完整的链条冥思苦想，大发议论的时候，老实人就提醒他，“讲得很对，不过，还是把我们的园地种好更重要。”不知伏尔泰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故事或许构成了对历史的真实比拟。
　　在历史上，当哲学家还在为大地震的合理性争论不休时，英国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约翰·米歇尔已经开始从科学的角度研究地震，提出新的假说。当宗教人士还在因地震而做出道德宣讲时，若泽一世的宰相庞巴尔侯爵已经大刀阔斧地主导重建工作，并就如何修建抗震房屋进行了历史上最早的试验。他们不是空想家和理论家，而是踏踏实实把园地种好的人。
　　对地震这种古老自然力量的恐惧、敬畏与好奇诞生自人类的鸿蒙时代，并贯穿至今，展现在诸如《2012》这样的美国影片中，也展现在现下中国一些地方的地震流言中。达尔文在《贝格尔号之旅》中写道，“我们总是要对这种震山撼岳的巨大力量惊诧莫名，痴迷不已。”惊诧引发思索和寻求解释的冲动，但正如科学家的研究表明的，地震可以以科学的方式解释，但无法从伦理或哲学的角度解释。
　　中国在两年里已经遭遇了两次地震浩劫，对于这可怕的灾难，人们总是试图为完全随机之事构建起某种逻辑，但不论我们在对待灾难时构建起何种“奇迹”、“精神”与“意志”，都是在试图为一种不合理之事建立合理性，而那是徒劳的。正如奈曼在《现代思维中的罪恶》一书中写道的，“每当我们认定一件事不应该发生时，我们直接开始了对罪恶问题的讨论。”这样的哲学与道德探讨会将我们引上一条思索的道路，但那也是一条不归路，明智的选择是放弃这种徒劳，开始真正和扎实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