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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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乡恋》的严厉批判持续到1983年初。这年中央电视台首次举办现场直播形式的春节联欢晚会，晚会现场设置了4部观众点播电话。晚会刚开始不久，记录电话的小女孩就端着一个盘子走到编导黄一鹤面前，上面放着的点播条都是点《乡恋》的。这让黄非常为难。“因为这是禁歌。禁止的东西如果在电视里播出去，特别是在春晚上播出，那是捅破天之罪，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要出问题了。”当时，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坐镇晚会现场。黄一鹤朝小女孩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找那老头去”。小女孩走到吴冷西面前，递给他点播单。起初，吴冷西看了之后摇摇头。几分钟后，小女孩又端来一盘，还是《乡恋》，吴冷西还是摇摇头。又过了一会儿，又端来一盘。连续递了五六盘后，吴冷西有点坐不住了，汗也下来了，在黄一鹤面前走来走去。黄看出“他在思想斗争”。最后，吴冷西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说，“黄一鹤，播!”至此，李谷一才得以正名。
　　继李谷一之后，受到严厉批判的则是苏小明。苏本是海政文工团的合唱演员，1980年春节前后，用自己学唱的港台校园歌曲参加了海军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演出，结果大受欢迎，引起了团领导的注意。1980年9月底，“金秋新星音乐会”在举行，海政文工团决定由苏小明代表本团参加演出。但海政领导又认为海军的“新星”在大型的演出中去唱外国、港台歌曲不合适，于是要求词作家马金星和曲作家刘诗召根据苏小明的条件，写一首具有海军特色的新歌。就这样，马金星与曲作家刘诗召合作，突击创作了新歌《军港之夜》。为她伴奏的是海政的轻音乐团，并把架子鼓拿到舞台。据说把架子鼓拿到舞台，海军是第一家。这次演唱会真正有流行歌味的只有苏小明，歌曲也只有《军港之夜》。演出效果却意外的好。演出结束，苏小明一曲成名，声名远播，一时间几乎成了青年人的偶像，《军港之夜》也迅速广泛传播开来。但是，苏小明反因此受到批判。
　　然而，群众的热情并没有使关于流行歌曲的争论停止。相反，在部分人中更加激烈。“海军有的首长强调，开放不是什么都‘放’，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言下之意，流行歌曲是右的。有人则公开表示，苏小明的歌，曲调咿咿呀呀，没有革命气势，纯属‘靡靡之音’。”“一位主持《解放军歌曲》编辑工作的军队音乐权威也称军队的歌曲应以反映部队生活为主，内容应是革命、健康和向上的。《军港之夜》格调不高:当兵就要提高警惕，怎么能唱海军战士睡觉呢？海军机关有人反应更激烈：这样的演员部队不能留，要处理。争论由机关波及部队。海军某基地俱乐部一名战士因无意中在有线广播中播放了苏小明唱的《军港之夜》而受到处分，被关了禁闭”。“1980年底，这场争论达到高潮。有关领导部门几次不点名地批评海军。此后不久，上级部门在下发的文件中严肃指出:军队文艺团体演出，应该有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有助于提高我军声誉……参加地方组织的演出，内容必须是革命的、健康的；作风要热情、庄重；服装要朴素、大方。参加地方活动必须经过本单位文化部门审定，等等。对苏小明，上级部门提出，请海政文工团领导找专人‘好好帮助她，在演唱上处理处理’，并明确要求，参加元旦、春节演出时，苏小明要改唱《十送红军》。”（吴殿卿：《叶飞上将与流行歌曲冲击波》，《百年潮》2006年第6期）有篇文章还别有用心地写道：“这首歌的曲调，听了使人感到亲切，尤其是那些广东沿海的咸水歌的乐汇，使人联想到南海的一些生活情景，曲调有‘海味’，也比较美。但作为一个完整的音乐作品，歌曲的乐队伴奏起了很不好的作用，那些铜管组的打击乐组的切分节奏和喧闹声，使人如置身于旧上海十里洋场的舞厅中，其气氛粗俗不堪。”文章结论是：“我们应有自己的轻歌曲，这些歌曲应该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品质、情操相称。”（苏夏：《从获奖歌曲想到的》，《人民音乐》，1981年第2期）
　　所谓 “咸水歌”是以前广东传统“水上”居民的民歌，开头结尾都是情郎妹子，“旧社会”被传统文人学士视为淫词邪曲，“新社会”又长期被视为“黄色歌曲”。而“使人联想到南海的一些生活情景”这句则更是暗指妓女，因近代“水上”妓女尤其专接洋客的妓女被称为“咸水妹”。这种批判不仅影响到海政文工团的演出，甚至影响到干部的使用和对问题的处理。此事惊动了担任海军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叶飞最终表态，肯定了苏小明的唱法和《军港之夜》。由于司令员明确支持，“总政、海政两级文化部门经过反复讨论、专家评审，同意苏小明继续演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活跃在演出舞台上，《军港之夜》成了她的保留节目，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通俗歌曲的经典。”（吴殿卿：《叶飞上将与流行歌曲冲击波》）
　　1981年初，就在苏小明的《军港之夜》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海政”又因程琳唱《小螺号》而惹出更大的风波。程琳本是海政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员，“出事”时只有13岁。她喜欢唱歌，尤其喜欢模仿邓丽君，被人戏称为“邓丽君第二”。海政的曲作家付林在1980年为她写出了儿童歌曲 《小螺号》，歌曲没有多深的内容，就是孩子盼望水手爸爸回来。程琳也是一曲成名，受到大众狂热追捧。1981年的春节，北京电视台推出了程琳的一组演唱录像，在新春假期反复播放，节目收视率很高，但却因此引起了“关注”。1981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陈莲”、题为《珍惜孩子的天赋》的批评文章，指责那位“只有十三岁”、学二胡、已是部队文工团团员的小歌手：“那浓妆艳抹的装束早已失去了孩子的纯真和质朴，所唱的歌，不论是新创作的还是风味很浓的传统民歌，甚至是儿童歌曲，一律使用轻声、送气、低音区，近话筒并带着哭腔，挑逗性的声调去唱。吐字和行腔那种矫揉造作，在目前国内舞台上也是很少见到的。”《人民日报》的批评非同寻常，结果，按上边要求，程琳被封杀。销声匿迹两年后，15岁的程琳随着李谷一《乡恋》的解禁也在1983年复出。
　　当时的宣传部门的主事者之所以坚决禁止、严厉批判流行音乐，除了“历史原因”，更由于他们坚持的“时代论”和“社会论”：“第一，今天我们的时代虽然在前进，在发展，但是，时代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仍是这个时代的中心。第二，党的工作的着重点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时代的主要内容的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是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强大国家。第三，时代的发展方向也没有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正指引着我们的国家向新的目标进军。它决不是像某些人所梦想的那样，放弃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倒退到资本主义世界去。”因此，要坚决反对“有害的”，而“无害的”音乐如果“占统治地位”“也就转化成它的反面，变成有害的了，”所以“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音乐不变质，就不能不对当前出现的靠拢海外流行音乐的乐风听之任之”（晓星：《我们应当提倡什么乐风》，《人民音乐》1981年第4期）。“‘无害’的太多也是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因为这是牵涉到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大问题，不能等闲视之。”（学而思：《“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争》，《人民音乐》1981年第8期）“它在我国青年中的传播，只能产生消极影响。在创作和演唱上模仿港台‘流行歌曲’，实际上就是在音乐生活中增加不利于青年培养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和高尚的审美趣味的消极因素。”（伍雍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美》，《人民音乐》1981年第3期）“凡此种种，我认为是音乐生活中的一种污染，是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化、商业化、庸俗化的思想影响的结果。它和我们的文艺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陶冶高尚的情操方面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百花齐放’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的文化政策，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好办法。但是，常常会被人误解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的目的是在各种风格的艺术作品的自由竞赛中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优势，而决不是在这个过程中使无产阶级的文艺向资产阶级的文艺靠拢。因此，在创作、演唱、表演上模仿庸俗、低级的‘流行音乐’的现象，要引起我们的警惕。”（瞿维：《关于 “流行音乐”的对话》，《人民音乐》1981年第8期）
　　1982年初，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规定》，“首都音乐界”召开了讨论贯彻十五号文件座谈会，音协主席到会并讲话，座谈会将 《何日君再来》等港台流行曲视为“文化走私”，将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女演员穿短裤、短裙在台上荡秋千，报幕员穿得珠光宝气等都斥之为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相容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首都音乐界讨论贯彻十五号文件座谈会》，《人民音乐》1982年第5期）。所以，“我们文艺部门、单位的有关领导人和演员同志，岂不该对一歌一曲、一腔一势，都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审慎掂量，决定弃取吗？”（拾华：《培养高尚的艺术趣味》，《人民音乐》197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