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让人感到有同感、痛感的那一种东西。在它的一头，紧紧连着现实，而另一头，则连着更为丰富广大的思想的成果。最终，思想（及其批判）是建设性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承纳、祈祷和祝福。”李永刚性格内向，言谈谦逊，文字朴素，他所研究的世界却与“冷静”绝缘：这里群情汹涌、众声喧哗。
　　然而，现实与虚拟，网外到网内，界限其实并未如人们想象中分明。网络一方面为现实提供了情绪与信息的宣泄出口，同时也将积聚到一定程度的舆论能量引爆成现实的热点事件。而监管一方也开始意识到利用互联网的真实属性——比如物理线路、网民的公民身份、运营商等——来寻求更为有效的监管办法。从绿坝到“魔兽”之争、从网络视频领域的清剿再到谷歌退出中国，互联网与监管间的博弈日益凸显在世人面前。
　　在2009年出版的《我们的防火墙》一书中，李永刚“以传播为入口，以政治学为工具，以社会发展为旨归，对互联网管理视域中的根本问题予以了细致梳理和深入检讨，大者高屋建瓴，中者条分缕析，小者洞幽烛微，令人印象深刻。”（杜骏飞语）而在接下来为《经济观察报》撰写的系列专栏“网内·往外”中，他将延续对这一话题的观察和思考。此为开篇。

　　晚近以来，中国正在陆续展开复杂的现代化转型：其一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其二是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型，其三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多重路径、多重任务错综交织。执政者不断调整治国纲领，社会多元力量也渐次生长。从官员的心态看，时而充满着繁荣在握的自信，时而流露出难以驾驭的焦虑；民众的情绪也起伏不定，有时表现出幸福感和爱国热情，有时也暴露着裂痕、挫折感和互不信任。互联网的强势“闯入”，使得这种微妙的博弈格局更加复杂。
　　短短十余年间，互联网应用以整体扩张而非枝蔓延伸的方式迅速普及，网络起初是改变信息获取的方式，继而成为时代的基础设施和互动的媒介，现在则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互联网在推动中国变革的进程中显示了巨大的能量。就其效应而论，却又像很难界定的变量。
　　要理解互联网，不仅要理解其技术特征，还要理解其中的主角——网民。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调查报告，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横向比较，互联网的普及率达28.9%，超过21.9%的全球平均水平。纵向比较，该数字已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时的619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10-29岁的年轻网民占到网民总数的60.4%。
　　规模如此庞大的新式人群，从严格的户籍管制和身份识别系统中局部剥离出来，以更加模糊的面孔在互联网上游弋，既可以轻易跨越信息化的领土边界，又能在瞬间聚集起群情汹涌的议事广场；既可以孤单冷静的阅读思考，也能众声喧哗甚至促成集体行动。这肯定是不曾有过的新现象。
　　仔细观察，互联网的变化与网民的结构变化息息相关。对于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进入网络如同“移民”进入新领域，各种应用都像是外置的工具，可以连接，也可以卸除。但1990年后出生的城市年轻一代，几乎和互联网一起成长，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网络应用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难以区隔。
　　教育普及造成的文化权力下移，加上互联网愈发强悍的功能，正在局部改写年轻网民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成就，他们没有那么多悲情记忆的历史包袱；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导致的宠爱地位，让他们也不容易滋长对长辈和权威的温顺驯服心态。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新世界里，他们如鱼得水，娴熟跟进。快速增加的新生代网民，仿佛已在现实的社会阶层之外，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社群。凭借“无所不在”的时空分布，“群众雪亮的眼睛”得以探照灯式扫射社会问题，又依托其 “面具”特征，放大了围观和参与者的数量级别。
　　原住民们的互联网行为模式，虽然越来越难以依托旧有的经验来描述，但其后现代的解构和反讽样式，似乎可以用创意语文和娱乐革命来形容。就表达而言，其大致可见的动作包括：新造汉字的戏谑式表达，革新句型的简约化表达，图说立场的动漫式表达，虚构信仰的无厘头表达等。这些应接不暇的花样表达，在许多时候还突破了日常生活的边界，隐约迈向了某种初具雏形的社会运动。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报告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为新闻舆论的独立源头和最强舆论载体。
　　剖析若干互联网传播聚合的典型案例，我们可以发现，网络原住民的表达行动呈现出以下渐变的新特征。
　　有社区无单位。互联网在短时间内跨越了几个阶段。起初是机器之间串并成网的门户时代，人们连线接入，主要还是人机对话，静态的“读互联网”；后来发展出大型社区、博客群，逐渐进入分享的“写互联网”阶段；现在流行的则是沉浸在各种社会化交友网络中 “玩互联网”。人以群分，原来的关系圈向线上社区转移，新的关系圈不断拓展，天南海北大批原本熟悉或陌生的宅男宅女穿越时空，变成了日日见面的死党闺蜜。话痨一般的交流，提供了情绪与信息即时宣泄的畅快出口。和传统时代的人际关系显著不同，网民之间基于网络社区的沟通交往，摆脱了“单位”的强约束，不用顾虑科层制的权力结构，也不用人盯人、人防人的小心戒备。玩得开心就多点投入，一言不合，也可以立即闪人。极度多元的跨阶层、跨身份组合，让社区渗透着微型社会的丰富感觉。
　　有意见无领袖。很长时间里，大众媒体受到政治把关人的严格控制，信息发布和意见传递权掌控在少数人手中，沉默的多数并没有参与和议论公共生活的合适渠道。即便是在互联网兴起的早期，民意表达虽然已经相对活跃和自由，但仍带有较强的 “知识分子”气质，直到2003年“孙志刚收容致死案”引发“新民权运动”时，精英的主导作用还显而易见。2008年前后，网民规模突破两亿，“新意见阶层”崛起，更多个人意愿的表达和群体围观随之喷涌而出。尽管焦点人物的影响力还是不可低估，但纯正草根的声音，已经可以透过顶帖、跟帖、转帖等方式放大出来，积沙成石，一鸣惊人。在类似“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样的千万人参与的行为艺术中，我们能听到意见，却看不到领袖。它以一种触碰心灵的方式，直接唤起共鸣，激荡回音。
　　有行动无纪律。“人肉搜索”、“恶搞”和“山寨”是极具中国互联网特色的集体行动，把“无权者的反抗”发挥到淋漓尽致。略有差别的是，人肉搜索带有强烈的进攻和问责性质，恶搞和山寨则以戏谑的姿态表达消解意义和嘲弄主流价值的防御意图。在诸多这样的网络群体事件中，参与者各怀心思，各展所长，看似零打碎敲，又处处形成合力；或者看似步调一致，其实全无指挥。那些零成本传播的故事，那些慷慨激昂的道德指控，那些探究真相的趣味游戏，那些四两拨千斤的奇特反攻，都可能使强者陷入十面埋伏，使弱者得到爱心呵护。
　　有人担心，随着互联网监管政策的升级，网民的生存空间会受到大幅度压制。这可能大大低估了原住民一代玩转互联网的能力。反过来对政府而言，在变革激烈的时代，强管制筑起的高坝只会增加社会的风险压力，而适度的释放与疏导，才能提供减压阀般的内在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