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
留美学者，生物化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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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期）
　　中国特色的地震预报系统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遗产，它源于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由周恩来总理做出了指示：“我们不能只留下地震史实，要抓住地震现场不放，希望在你们这一代搞出地震预报。”1971年，国家地震局宣告成立，其首要任务就是从事地震预报。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把地震预报作为政府职能的国家。周总理甚至还对地震预报有过很具体的指导。例如，在1971年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召开期间，他曾经找过几名地震专家了解有关地震预测的进展，并指示说：“你们说有10余种方法，才说9种，动物为什么没有提到，是不是不重要？地震前动物是否有反应？动物观测不能取消。动物某一种器官比人灵敏，动物要研究。蚂蚁虽小，下雨天就知道要搬家。各种动物有各种反应，有的迟钝，有的不迟钝；不仅动物要研究，植物也要研究。”
　　这位政治家既非地质学家也非生物学家，不过是根据一般人的直觉随口说点感想。但是在权力即等于真理的年代，国家领导人既然开了金口，地震能够预报、动物能够预感地震，在国内就成了重要科学定论广为宣传。直至今天，周总理的有关讲话仍然被一些地震 “专家”当成关于地震预报的“最高指示”信奉。
　　因此，中国的地震预测曾经是由国务院总理亲自领导的一大政治任务。周总理不仅给地震预测工作定了性——“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而且也指明了方向——“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走群众路线，“因为真正有本事的是群众，其次是专家”（周恩来《加强地震科学研究》）。1975年海城地震据称预报成功，一度被夸大为未死1人（实际上死了1000多人），被宣传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补拍的群众疏散场面个个喜气洋洋，仿佛不是在逃生，而是去赶集。地震能够通过“群策群防”成功预测的信念从此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人们不知道海城地震预报只是众多误报中的一个偶然例子，即使次年唐山大地震的悲剧,也无法动摇中国已掌握地震预测技术的信念，反而要怪罪为地震局的失职和打压人才。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每发生死亡惨重的大地震，地震局都会成为悲痛的人们的泄恨对象，对其无能、失职、瞒报的指责不绝于耳。汶川地震如此，玉树地震也是如此。在其他地震频发的国家，例如日本、美国，就见不到这样的怪相。在那里，一次大地震之后，似乎并无人想到要去追究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的漏报责任，因为他们的公众虽然有地震预测的需求，却也知道科学目前无法做到准确预测地震。但是中国则不然。当年政治家定下的基调似乎无可置疑。中国公众普遍相信地震能够准确预测，如果有人敢于否认这一点，就会被当成是在为地震局开脱责任。而且，几乎没有哪个中国地震专家敢于公开否认地震可以预测，最多只是承认很难预测。在汶川地震之前，中国地震局乐于高调宣传我国地震预测预报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先后对20余次中强以上地震做出了“不同程度”的短临预测预报。汶川大地震之后地震局才来强调地震预测的难度，那么人们以地震局以前的宣传资料反过来指责地震局的失职，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每发生死亡惨重的大地震之后，也总有很多人出来声称他们有能力准确预测地震，早已预测到这些地震，但是遭到地震局的打压。他们自称或被称为“国宝”，不仅受到许多公众的热捧，而且国内时评家和海外媒体也跟着炒作，将它作为批评当局的一个政治武器。这类地震预测“高人”在国外也有。“里氏震级”的发明人里克特曾经讲过一段名言：“记者和一般公众冲向任何有关地震预测的建议，就像猪冲向满槽的猪食……地震预测为业余人士、狂人和欺世盗名的骗子提供了一个狩猎乐土。”只不过，中国从事这一狩猎的人数之多，算得上世界第一。
　　中国纳税人养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研究地震预测的队伍，他们发表了无数预测地震的论文、递交了无数地震预报材料，把各种可能性都预测了个遍，甚至年年发预报，所以每次大地震之后回头去找，总能发现有人曾经“不同程度”预测到了——当然，每次预测到的人都不同，而预测的“程度”实际上也是模棱两可。例如，陕西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一名23岁硕士生于2006年发表在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期刊《灾害学》上的一篇论文，在对发生地震的年份做了一番等差数列的凑数游戏之后，得出结论称“在2008年左右，川滇地区有可能发生≥6．7级强烈地震”，被许多人认为准确预测了汶川地震。但是“川滇地区”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而这个区域发生强烈地震的频率又太高了，平均每年发生0.45次。那么，预言任何一年川滇地区将发生地震，就有45%的概率蒙对，何况用的还是不确定的“2008年左右”呢？又如，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兰州地震研究所一名研究员即声称他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已预测到了这次地震。实际上那篇论文预测的是“2012年在东昆仑断裂带有可能再次发生7级地震”，时间不准，范围也太大。
　　他们或者玩数字游戏推算地震发生的年份，或者玩仪器游戏监测地震发生的“前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采用的是伪科学方法，例如兰州地震研究所的前所长竟是根据 “古人穴位论和经络学说”来预测地震，意图给地球把脉。又如，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所养了一对虎皮鹦鹉，号称根据其跳动次数能够预报世界各地发生的地震。中国地震局还专设 “老专家预报专项基金”资助那些搞伪科学研究的退休人员，给做出了“不同程度”的短临预测预报的群众颁发奖金。地震局的理由是，地震预测还是个难题，所以要鼓励各种各样的探索，于是连伪科学、迷信也被宽容。中国地震局前任首席预报员就公开声称，湖南常德有一位女教师有特异功能，事先感觉到了玉树地震即将发生。这也是国际地震学界绝无仅有的怪相。这些退休人员和民间人士还要指责中国地震局打压他们，可谓恩将仇报了。
　　这些自称能预测地震的退休人员以及相当一部分民间人士也是历史的遗物，是文革时代鄙视专家、权威，搞“群策群防”、“土法上马”以及文革刚结束时号召全民“攻关”、发动群众“向科学进军”的产物。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伪科学狂人，他们不仅热衷于预测地震，也热衷于预测其他天灾、制造永动机、推翻相对论、破解哥德巴赫猜想，总之，热衷从事一切与主流科学对立或主流科学无法做到的重大“科学发现”。他们不相信科学研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而是相信只要“悟道”，就可找到解决难题的捷径。于是，在他们看来，不必采用尖端仪器深入细致地研究地震机理，甚至不必做任何野外勘探工作，只要发现了窍门，用简单的 “地震预测术”就能让自己成为“预测大师”，坐在家中就可以预测世界各地的地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地震“专家”多次发布错误的地震预报引起社会恐慌，国家立法禁止个人擅自发布地震预测，即便如此，仍有很多人用各种方式发布地震预报，甚至几乎天天在网上发布预报，而且受到了众多网民的追捧、捐助，能以此谋生。由于世界范围内地震的发生极其频繁，只要把时间、地点或震级说得模糊一点，就不难给人说中的感觉，因此这种地震预测骗局很容易蒙人。
　　这一现象也夹杂了民族主义的因素。在这些预测“高人”看来，既然“西方科学”对地震预测无能为力，那么就给“东方科学”的兴起带来了契机。因此他们的地震预测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易经、太极、天象、穴位等等都派上了用场，而他们的批评者则被视为 “科学主义”、“崇洋媚外”、“西方科学的代理人”，乃至被骂为“汉奸”、“美国走狗”。
　　这一现象的产生也是由于它能迎合许多中国人的侥幸心理。如果真有“大师”能够准确预测地震，那么等着临震时逃生就是了，平时用不着费心费力费钱预防地震了，这是多么美妙的事。但是，把赌注押在地震预测而不是预防上，几乎总是会输的，成本似乎很低，代价却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