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
　　读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时，感觉这是一本既成功又失败的著作，成功在于说理论证令人折服，每个细节都精致、引人入胜；失败在于作者的结论——疾病就是疾病，而不是别的。也许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疾病只不过是某种显微镜下可见的病原体导致的人体功能异常，有些可用药物杀灭，有些我们仍束手无策。然而无论科学能够提供多么有力的解释，都不可能消灭很多看似无稽的奇谈怪论，原因很简单，人类本来就是一个内心孤独的物种，机械文明的先进、商业的发达，人口的过量繁殖，都让人更加孤独了，同床共枕的另一半不一定了解你的想法，何况钢筋水泥丛林里的其他同类。孤独的个体会本能地为自己的存在编造故事，特别是那些带浪漫色彩的故事，买件衣服、喝杯咖啡都能成为戏剧化的原料，何况是发生在身体上的变化。我相信只要人类存在一天，疾病就不可能仅仅是疾病，人们永远会把各种可能毫不相干的东西寄托到自己的病上来。写《疾病的隐喻》之缘起，不也是因为作者罹患癌症吗?癌症患者在当时面对很多污名，如果作者得的是“浪漫”的肺病，或许这本学术名著的整体面貌要发生改变了。
　　肺病本身当然没有什么浪漫可言，起决定作用的是，肺病的载体是否有浪漫的嫌疑。鲁迅的小说《药》中，小栓就是得肺痨病死的，普通人家的孩子得病首先面临的是经济问题，咳嗽、虚汗、消瘦的病状都没什么浪漫可言。当然，如果小栓是个美丽的女孩子，而这时偏偏有一个……比如说，邻家店铺的憨厚小伙计隔三岔五来看望她，带几朵小野花或者庙里求来的平安符，这样至少可以让小栓死后坟上也多一串象征纯洁爱情的小白花，丝毫不输给捐躯的革命党人夏瑜，《药》也就变成乡土小说了；如果探病者是个年轻老师，每天带来国文课本或裴多菲诗集之类的小册子，毫无疑问，这是“鸳鸯蝴蝶派”。
　　在此我们可以得出肺病浪漫定律的第一条：肺病“得主”须是年轻美貌的女性。不管是茶花女、林黛玉还是《绝唱》中纯情的小雪，对于不想让自己年老色衰的悲剧女主角们来说，肺病曾是最佳选择，当然，前提是必须远离自然主义的死状，因为除了恋尸癖，不会有人认为活人变死尸的过程是美的。红学家蔡义江极度厌恶红楼续书用“老太婆说见闻”的方式描写黛玉之死：“两眼直瞪，又咳嗽起来，又吐了一口血”，“喘成一处，出气大，入气小”，“目光也都散了”，“身子渐渐的冷了”，最后还要“两眼一翻”，把神仙妹妹的美感都破坏了。不过这么一来，的确很苦情，正好用来控诉 “封建礼教的罪恶”，此版本的黛玉之死建国后广泛流传可能与此不无关系，连香港邵氏拍的几部 《红楼梦》也不无因袭这一思路，让“世外仙姝”在宝二爷成亲的鼓乐声中连咳嗽带吐血，两眼一翻咽了气。搞不好“老太婆说见闻——不嫌其琐碎”真是一种最普罗的艺术表现法，况且艺术审美有时也像时尚，大有风水轮流转之势，脸色苍白、眼神迷离、嘴角滴血的帅男美女显然正在审美时尚的风口浪尖上，肺病吐血的特征很有望成为新的性感增长点。
　　现代史上有一位得肺病的浪漫人物瞿秋白。他的浪漫是出名的，在上海大学当教授时，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也因此被讥为小资产阶级习气。小资产阶级也好，没落绅士也罢，对此瞿秋白并不讳言。他承认自己真的向往共产主义终极理想，注意，是终极理想，其间的过程，像瞿秋白这样性格的人是根本无法认同的。浪漫人物的一个特点是想法太多，而且总是想到自己，事实是，无论是在自己人的队伍里打拼还是跟敌人打仗，都得冒着枪林弹雨拼命向前冲，如果运气好保住性命，甚至升到一个较高的阶层，可以喘口气，看时机等下一轮冲锋。这过程容不得左顾右盼，少了一往无前厮杀的劲头，结果只能是崩溃或被吞掉。
　　瞿秋白的肺病给了他思前想后的契机或借口，养病的时候，总不免问一些“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之类后印象派式的问题。瞿秋白的矛盾在当时很难解决，他是个看重情调和生活品质的人，这从他的兴趣爱好就可见一斑，他喜欢书画、古玩、昆曲、好烟好酒，喜欢给女朋友买糖果点心、玻璃丝袜，要做这些事情需要钱，也需要闲，连他得的肺病，都是需要休养的“富贵病”。不劳作而衣食足，这在古代士大夫那里是天经地义的事，到现代才成了问题。或许可以说，我们并不痛恨阶级压迫，只要我们自己不是被压迫的就行了，不劳动不得食固然理想，不劳动亦享受更加美妙。这种想法可能更深入人心，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天天上网看电视的啃老族呢？于是我们得出肺病浪漫定律的第二条：养病很浪漫，既要有钱，又要有闲。
　　在张爱玲50年代的作品《赤地之恋》中，有个肺病患者、报社的资料组长戈珊，也是个少有的性生活放荡的女人。我曾认为张爱玲笔下没有真正的欲女，就连《红玫瑰与白玫瑰》中那“热烈的情妇”娇蕊也终于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还说了一番关于“爱”的道理。而戈珊不可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因为她有肺病，可能活不了几年了，更因为她曾是美人，虽已迟暮，仍没学会安安分分过日子。实际上读了《赤地之恋》后，我相信了像张爱玲这样的天才也会在某种政治授意下写作，原因可能有很多，最主要的大概还是人人都需要钱来维持生活。
　　戈珊是《赤地》中唯一保留着张氏风格印记的人物了。她同张爱玲一样生活在上海，住在狭窄老旧却充满各种魔幻记忆的巷弄里。戈珊的肺病，同她对男人的欲望一样，并不是本来就有的，而要用来控诉，“过去她为了党，把自己的健康毁了，而在全面胜利后的今日，她还得靠出卖她一点残余的青春给自己付医药费。这是连她自己也不愿承认的”。肺病让她自暴自弃，她也因此而浪漫，因为，只有三年可活的人跟准备再活三十年的人的生命哲学是不一样的，如果戈珊是个健康女人，她大概不会再追求什么“蚀骨的欢情”，而是赶紧抓住青春的尾巴嫁个老干部是正经，然后像她周围的赖秀英、周玉宝一样过着精明算计的生活。
　　于是我们发现了浪漫肺病的最后一条定律：它是绝症，让人随时会死，却还有精力吃喝玩乐。张爱玲把结核病菌称为“解放菌”，是讽刺革命的艰苦助长了肺病的生存环境，新制度的建立也无法消除这种致命的疾病，殊不知没有肺病何来革命？如果人人都想活到头秃齿缺，全身插满管子在医院病床上善终，哪里去找那么多冲锋陷阵的勇士、慷慨就义的烈士呢？而今天社会中的许多怪现象都与人类寿命的延长相关，失去浪漫疾病的神话，多余的热情多半都投入到养老保险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