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华 廖杰华 申兴
2010年8月26日，是深圳特区诞生30周年的纪念日，为了这个饱含特殊意义与期许的生日，深圳已成欢庆之城。
如果说正在深圳中心区莲花山公园兴建的 “深圳经济特区纪念公园”，是深圳为自己点上的生日蜡烛；那么，7月获批的深圳特区内外一体化建设，以及在8月将获得正式批复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展规划》，则是中央政府送给深圳的生日礼物。
30年前，整个中国都在注视深圳这个“改革的头生子”；30年后，在深圳摸出的石头上，其他城市一个一个地从深圳身边超越、奋勇过河。
在前20年中，深圳在建设和发展方面处于领跑者的位置；后10年中，特区的华丽慢慢褪去，那么，深圳这个没有传统工业基础、资源匮乏的新兴城市还剩下什么？
是岗厦拆迁批量制造的深圳土著亿万富豪？是外来务工人员赚钱回家盖房的希望？是白领阶层光凭自己努力永远、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买房梦想？还是富士康这个代工帝国行将迁移的惆怅？……30岁的深圳，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淘金的驿站，远不是幸福的家园。
如今，除了政府的公文，很少有人会使用“深圳经济特区”这个全称，深圳特区不“特”了——深圳曾经赖以成功的政策优势已经逐渐被抵消、被赶超。这也是一个机遇，在卸下为中国改革寻路的历史重任之后，深圳可以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了。
高风险的政改试验
如今，深圳经济特区已被认同，行政改革却仍旧举步维艰。
7月11日，媒体爆出，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除了 “一把手”，还有11个副职。由此，深圳政改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同时也变得更敏感。
实际上，以经济立市的深圳，政改类话题往往会被经济思维左右。
“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锋城市，广大干部更愿意和习惯通过发展经济和经济改革来创造政绩，而无意在行政改革方面冒风险，即使面对社会利益矛盾，也更擅长用财政优势花钱买太平，而不是用民主博弈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观点出自官方学者之口，也被众多学者认同。
事实上，这正是深圳屡试政改无疾而终的原因。在深圳30年发展过程中，类似的政改举措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推出一次。其中曾引起轰动的包括1983年的蛇口工业区管委会民主直选改革，1988年提出了“行政主导+立法委员会”的政改构思等等，但大都无疾而终。2003年提出的“行政三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再一次归于平静。
深圳市政府智囊机构——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深谙改革之难，他曾坦言：“现在深圳改革的最大阻碍来自于因‘部门利益膨胀’而出现的‘利益集团’。从改革初期的‘观念之争’到如今的‘利益之争’，改革的空间越来越小，力主改革者往往会触及政治上的风险，改革进入深水区就会产生深层次的矛盾，使得改革者举步维艰，付出巨大的牺牲。”
褪色的金融风光
金融是深圳的传统名片。但是，这张名片正在悄然褪色：平安力推的混业经营模式，即使获得了政策上的倾斜，依然有些捉襟见肘；招商银行在定位于零售银行之后，经历了短时间的高增长，如今也开始被迫二次转型；而深发展这家深圳第一家上市的纯本土金融机构，市场预期它的名字很快将不复存在。
与传统金融业裹足不前不一样的是，深圳已经成为PE式投机者的淘金乐园。创业板批量制造千万富翁的事实，吸引了一大群人源源不断地进入PE领域。这些人，梦想着一夜暴富能住进代表财富与权力的香蜜湖一号，但是痛恨劳动的辛苦和操劳。他们到处打听PE跟投的机会，却不知道所投资的公司从事什么行业。
数据显示，全国进入实业的创投等金融资本，有一半注册地在深圳。除了创业板设在深圳这个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深圳已经进入了全民PE的疯狂阶段。
不仅如此，一度担当金融创新尖兵的深圳在失去政策优势后，与北京、上海差距不小。2009年上海、北京、深圳的金融增加值分别为1817亿元、1720亿、148亿。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厉伟表示，“深圳市目前的投资环境并不比以前差，但在各地政府大力推进企业发展和上市的今天，深圳的优势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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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集团副董事长孙建一和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并不这么悲观，孙建一认为资金的涌入将形成洼地效应，并导致金融行业的壮大，而深圳的传统金融企业将为深圳的发展继续出力，因为这些金融企业已经打上了深圳的印记。“深圳出生的企业与一些外地企业的最大差别在于制度设计，制度设计决定企业长期的一种发展，设计好了，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富士康走了以后
在腾笼换鸟的策略下，高峰期拥有40多万员工的“全球代工之王”富士康正大幅撤离深圳。
撤走的不仅是富士康。6月底，世界500强之一的爱默生也传出即将撤离深圳的消息。
深圳需要的是高科技，科技创新企业正成为深圳前行的新动力。
8月3日下午，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媒体座谈会上指出，深圳在30年间成长起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现代化大企业，如中兴、华为、腾讯、比亚迪等。
王荣所列举的四家企业被称为深圳的“新四驾马车”。事实上，这四驾马车拥有影响全世界的能力。
美国 《商业周刊》今年公布的2010年度全球“科技100强”企业名单，比亚迪高居第一、企鹅帝国腾讯第三。按照《新闻周刊》的标准，比亚迪、腾讯均具有较高的净利润增长率、股东投资回报率以及技术创新能力。
但即便如此，比亚迪和腾讯仍被许多人怀疑。
作为IT创新的代表，腾讯无法摆脱“一直在抄袭，从未被起诉”的诟病；而比亚迪尽管已经成为深圳市政府新能源示范基地，其生产方式却是比富士康还要落后的人海战术型。有参观者感叹，“太落后了，人家一汽、二汽，生产一辆汽车以分钟算，可比亚迪却要按小时计算。”到目前为止，被吹上天的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售不过100辆。
和“山寨之王”比亚迪一样，在创新果实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创新者失去了动力，大大小小的企业家想的是如何去“山寨”别人——深圳的华强北已经“培育”出全球最发达的山寨文化。
山寨文化获得发展的一个基础是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招行马蔚华说，深圳过去的优势现在已经没有了。
富士康的 “十二连跳”事件也从侧面佐证，深圳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不过，创新基因对创业者来说依然有一种吸引力。
海普瑞的创始人李锂夫妇，曾创立了重庆通达，以此为平台开展肝素钠研究，可寻找合作伙伴屡屡受挫，1997年，决心要跳出西南的李锂夫妇，走遍全国的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最后选定了深圳作为新的落脚点，创造了数百人的企业市值近千亿的神话。他们认为，深圳适合创业，政府很少干涉，企业敢于创新，金融资本也比较活跃。
正如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耿旭所言，山寨可以说是创新的孵化器，经过山寨这样一个过程，创造性的东西最终会破茧而出。深圳现在所经历的就正好是这样一个破茧的过程，外界关注的是，富士康走了之后，还会再来海普瑞吗？
深港，谁是谁的新娘
港深合作，这是身处香港和广州夹击之中的深圳，在特区不 “特”之后，为自己寻找的一条道路。
其实，深圳与香港的合作，是一个双赢的选择。作为一个没有传统工业基础、资源相对缺乏的新兴城市，通过金融和贸易来支撑发展是深圳的必然选择。而香港的发展受到土地与物价的限制，形成了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过于依赖金融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模式。香港也已经意识到它需要更广阔的空间。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展规划》被港深两地寄予厚望，双方甚至希望前海能够最终取代中环成为整个香港和深圳金融及服务业共享的中心。
但是，正如香港议员何秀兰所说，前海区域的合作，还存在一个制度融合的问题。一位香港居民更是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如果我们在前海地区有抗议或者说是游行发生的话，应该怎样处理？前海是采用香港的法律，还是深圳的法律？”
另外一个问题是，基于产业层面的考量，广州似乎在与香港的合作方面比深圳更具优势。何秀兰直言，广州因为和香港具有更相同的文化背景，具有更广阔的腹地，因而也更具有与香港合作的优势。
也许，深圳与香港的合作确实是天作之合，但是，在“深港合作”还是“港深合作”，这个决定谁嫁给谁的问题还没厘定之前，深港合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事实上，迄今为止，港深两地的合作意愿仅仅是建立在框架协议上的书面文本之上和两地居民的未来畅想之中。
为产业插上文化的翅膀
深圳以其蓬勃的工业制造业闻名，并获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而现在，城市的管理者和它的企业希望为这些产业插上文化的翅膀，以设计创意拉动经济，以原有的经济基础孵化文化产业。
前不久，新上任的深圳市市长许勤表示，要把文化产业打造成深圳市第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早在2003年，深圳就提出文化立市，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方面并足推进。去年，深圳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已达到531亿元人民币，占全市GDP比重为6.5%。
深圳提出，到2020年，将打造成为亚洲领先、全球知名的文化产业先锋城市，全面进入创意经济时代。以腾讯、A8集团、华强集团、华侨城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企业已经被推向前台。
耿旭认为，“中国没有一个大城市有它所代表的形象是中国其他城市没有的，那么多人来到深圳，打造自己的事业，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创造一种文化。”
深圳一家手机制造企业的负责人对深圳的创意能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个城市还是做制造业，暂时不太适合创意的存在。”他同时抱怨深圳缺乏高校，缺乏文化氛围。在他看来，深圳制造固然强大，但这是复制而不是创造，工业产品的复制显然不适合文化创意产品。
该负责人于去年撤销了研发部门，他的企业又恢复了简单的来料、制造、出售，这样一个快速回本的链条上。
集中在文化领域内的机遇与挑战，恰似深圳面临的总体格局一个缩影，30年后的深圳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深圳能真正做到三十而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