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松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始终是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采取灵活也更谨慎的货币政策，在短期救急和长期发展之间不断进行平衡，在抑制通胀和防止通缩之间不断进行调整。进入2010年世界经济摆脱危机走向复苏未稳，欧盟债务危机再次使形势更加复杂和动荡，美、欧等为转嫁自身矛盾，一方面开始自我调整、减赤瘦身，同时始终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高度关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技术竞争新格局和金融创新趋势。在网络泡沫破灭、美国输出次贷、制造了“金融+房地产”的一系列神话，自2008年以来次贷危机纷纷破灭之后，预计美国仍将再次走“技术+金融创新”之路，既利用传统的股票、债券市场等渠道，又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开辟新的渠道，比如碳交易权、碳税等手段，再如要求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要求中国尽快开通国际板，等等，总之，通过输出新的金融产品实现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帮助美国政府发展新兴产业的目标。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将长期面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波动加剧的局面，形势的变化将可能会来得很迅猛，比如，从通胀到通缩的转换，从增长到下滑的转换，拐点也许会很突然，曲线可能会很陡。从总体上看，我国将长期面临在释放流动性保持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及资产泡沫中寻找政策的平衡点的“两难”。
　　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仍将继续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对金融监管将前所未有地予以强调。房市和资本市场最大的风险是政策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或者说是政策的多变性，不可持续性所带来的预期的混乱，并导致市场的大起大落。而房市和股市调整幅度和时间长短取决于政府的信心和决心，严厉的房地产信贷政策，是控制信贷推高房价泡沫的必然要求，因此必然要持续较长时间。同时，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可以缓解加息的压力，并为人民币升值预期引发大量外资流入搭建一道防火墙。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首要任务是扩大内需，有效激发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促进刚性需求向实际购买行为的转化。真正服务消费者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政府行政改革的潮流和必由之路。
　　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要从目前主要调控和打压消费者，转变为主要调控和规范机构行为，包括规范政府在土地出让方面的行为，实行强制性房地产信息披露制度。
　　从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同土地有关。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城市居民的生存空间(住房)的核心也是土地问题，土地已经成为众多问题中的“纲”。在这个根本性资源上，如果能做足功课，减少短期功利色彩，那么“土地”就可以完成其在如此复杂、动荡时期的支柱使命。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经历了两次改革，第一次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土地从无偿划拨变成有偿有期限使用；第二次是实行经营性土地“招拍挂”制度，使交易从协议转让走向依靠市场配置资源。但是，当前高房价、高地价的根本症结在于：国家、集体和个人（或者法人）在土地收益划分上不明确，政府作为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和市场提供者，成为最主要的利益主体，就必然形成“政府与民争利”的格局和“城乡二元土地结构”。
　　尤其在土地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实现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通过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格局。土地问题事关重大，为什么不借鉴过去好的经验呢？譬如，按照对土地开发投入的多少来确定不同收益主体在土地权益上的比例，通俗地讲，就是要实行土地的“股份制”改革，探索土地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这样做一可以实现“同地同权”，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二可以规避和淡化70年、50年使用期限的难题；三可以根治“政府与民争利”的原始冲动。
　　（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