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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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最重要的智力挑战之一是理解互联网对世界和我们生活的改变。同样的智力上的挑战曾经包括：如何理解人口增长对世界的影响、极权主义的兴起、发现第三世界、经济增长的哲学、地缘政治和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以及同样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如何理解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吉姆·克拉克和马克·安德森将互联网的幽灵从军队和大学的实验室中释放出来，让它赢得大众的欢呼，使投资银行家们狂热，让年轻的创业家们迷恋上快速的金钱哗哗流动的声音。网景公司1995年8月在纳斯达克的公开上市成为当时美国商界最为轰动的事件。它开启了随后的互联网繁荣和互联网泡沫。网景甚至让当时科技界最强大的公司微软战栗。科技记者们纷纷嘲笑比尔·盖茨如何错失了互联网。一名当时雄心勃勃的创业者曾经前往硅谷去拜见马克·安德森，当他在公司前台报上家门时，公司的保安说：“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想见马克·安德森。”
　　全世界最想见的互联网明星在此后不断变化着：雅虎的杨致远、谷歌的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YouTube的创始人查德·赫利和陈士骏、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布格。他们对应的是一波波的互联网创新浪潮：门户、搜索、视频、社交、博客、微博客……成功所需要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缩短；赢得的欢呼声和金钱流动的哗哗声一次比一次响亮。
　　但如果认为这只是少数互联网明星的盛宴，那显然就犯了最大的错误。与这些互联网创新和创业明星们同时出现的是史无前例的公众的大合唱。《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互联网是让世界扁平的推土机之一；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是释放公众巨大发言欲望和创造热情的扩音器。它形成了一种新的可能浅薄的哲学。以《连线》为代表的新兴商业杂志是互联网的传教教堂；凯文·凯利、克里斯·安德森、杰夫·贾维斯、克雷·舍基等人就是互联网哲学的传教士。他们的互联网哲学有一些基本守则：相信群众的智慧而不是精英的言辞 （代表的创新是维基百科）；人人都有话语权，人人都是阐释者（代表的创新是博客和微博客）；大家都知道的才是值得知道的 （代表的创新是搜索引擎）；每个人都是明星和表演者 （代表的创新是YouTube）等等。
　　杰夫·贾维斯的著作《Google将带来什么？》中的言论就是这种互联网哲学颇具代表性的说法：“谁能想到，一种免费的分类服务方式会对整个报业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谁能想到，那些仅仅拥有摄像头和网络连接的孩子们会聚集起比有线电视网络更加海量的观众？谁能想到，那些仅仅拥有键盘的孤独者能够打倒政客与公司？谁能想到，那些中途辍学的学生能够建立起资产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巨大企业？”第一句话指的是Craiglist，这个分类信息网站由克雷格·纽马克创立。Craiglist提供的免费分类信息服务，让依赖于分类服务广告的地方报业陷入收入衰退的垂死境地。第二句话指的是 被 Google收 购 的 视 频 网 站YouTube。第三句话可以有很多例证，博客作者们发表对大公司CEO的质疑文章，让对方难堪，比如杰夫·贾维斯自己的例子，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戴尔真烂！戴尔撒谎！微博客Twitter在伊朗政变中发挥了让互联网观察家津津乐道的作用。第四句话也有很多例子，年轻的互联网明星们几乎都有着同样的经历。YouTube、Cragilist、维基百科、谷歌、Facebook、Twitter，还有曾经的MySpace，它们蓬勃发展，改变一切。它们让世界变得扁平，环球同此凉热；它们打破了知识和信息的垄断让知识获取变得更加容易；它们让人人都变成记者、摄影师、专家和导演；它们在改写规则（比如对版权规则的改变，相对于copyright的copyleft），它们让梦想成真。这既是对技术和创新的颂歌，也是对大众智慧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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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在2004年的9月之前，安德鲁·基恩还是这样一位互联网哲学和大众智慧的信奉者。互联网带给他财富，他曾经创立过一家数字音乐网站，四处向记者和投资人兜售自己 “让音乐无孔不入”的梦想，“我希望人们能在笔记本电脑上听到鲍勃·迪伦的全部音乐作品，在手机上下载到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戏剧性的转变发生在他于2004年9月参加的一次活动上。这是200个新媒介专家、互联网技术爱好者和网络新贵们的露营活动，“没有观众，只有参与者”，“遵循维基百科式的自由开放的参与原则，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发言人，但每个人都不是主持人”。但是安德鲁·基恩却沮丧地发现，原来网络欢迎的不是巴赫或者鲍勃·迪伦，而是网民的原创音乐，“听众和作曲者是同一个人”，而“露营者聚在一起不是为了谈论新兴媒体，而是为了争相发言，这不就是新兴媒体的特征吗？”
　　安德鲁·基恩在2007年出版了激烈的反对互联网哲学的作品：《业余者崇拜：互联网如何杀死我们的文化》（中译本为《网民的狂欢》）。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般，他是一个大众智慧的反对者，认为这种大众的狂欢只不过是在鼓励业余者来取代专家，最终的结果是造成文化消亡。
　　在这本书中，安德鲁·基恩对 “群众智慧”和业余者们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清算。和凯文·凯利、杰夫·贾维斯等人一样，安德鲁·基恩也认为“数字革命给人类的文化、经济和价值观”带来的深远和巨大的影响——杰夫·贾维斯说，Google将带来什么，“在管理、商业、新闻、媒介、制造、营销、服务、投资、政治甚至是教育、宗教领域，正确回答这个设问，是在快速变革的当今世界中游刃有余的关键所在”。只是基恩更强调它的阴暗面，“伴随着网络的繁荣、愚昧和低品位，个人主义和极权统治也大量涌现”，“创作者与观众、生产者与消费者、专家与业余者的传统区别被人为地掩盖起来”。
　　他的论述从那个著名的假设出发：如果向猴子提供足够的打字机，总会有一些猴子能够在键盘上敲出 《莎士比亚全集》。在他看来，当今的技术就是使“猴子们”拥有足够多的“打字机”。“在Web2.0的时代，‘打字机’就是联网的电脑，‘猴子们’就是成千上万的网民。很多网民虽然能力平平，却毫不谦逊地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数字产品。很多‘业余者’用他们的电脑在网络上发布各种各样的东西：漫无边际的政治评论，不得体的家庭录像，令人尴尬的业余音乐，隐晦难懂的诗词、评论、散文和小说”，而这种业余创造的繁荣，“将混淆公众对政治、经济、艺术和文化的认识”。
　　“尽管（网络）民主化的梦想是崇高的，但是民主化正在破坏真理，腐蚀民众的智慧，削弱经验、天才和专业技能的作用”；在群众的网络民主中，“只有那些声音最大、最固执己见的人才能胜出，只有那些通过冗长发言来阻止别人发言的人才能胜出”；Web2.0并没有带给我们它承诺的“更多的真理、更深刻的信息、更丰富的全球观念和冷静观察者所得出的偏见更少的观点”，而是“生活中肤浅的观察而非深刻分析，无聊至极的观点而非深思熟虑的判断”。
　　大众的智慧并不一定靠得住，尤其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大众的智慧。他引用美国作家马歇尔·波的话说，由于网络共同体的逻辑是“依靠共识”，那么“如果共同体改变了看法，认为2加2等于5，那么2加2真的就等于5了。共同体虽然不会在这样简单的事情上犯傻，但是它具有这样的能力和可能性”。
　　它的平等也是可疑的，以维基百科为例，“一名普通工人难道会比一位权威的物理学家更了解弦理论？一名汽车修理工难道比一位专业的遗传学家更懂遗传性疾病？一名宗教原教旨主义者难道比一位生物学博士更能讲清人类的起源？”大量的业余者以专业者的口吻在发言，但是看到这些发言的人却难以区分谁是专业者谁是业余者。看似崇高的“民主”反而造成了混乱。而对版权的不尊重则几乎要毁灭掉音乐界；接下来可能就是电影界，以及作家们的劳动。更别提网络带来的那些明显的弊端和犯罪。
　　因此，基恩说道：“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提出的民主化观念冲昏头脑，不要摧毁我们的专业主流媒体，不要用网站上的业余内容来取代电影、音乐和书籍……一方面我们要鼓励革新、开放和进步，另一方面要尊崇真理、权威和创造的专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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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鲁·基恩承认，尼古拉斯·卡尔的《Web2.0的道德》一文对他写作这本攻击“大众智慧”和“业余者崇拜”的书起到了重要作用。尼古拉斯·卡尔本人2008年在 《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封面文章《谷歌会让我们变蠢吗？》则是一篇更加重要的试图向互联网挑战的文章。
　　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尼古拉斯·卡尔说：“有人或者说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扰乱我的大脑，改造我的记忆，重构我的神经系统。”曾经非常容易地接连几小时沉浸在读一本书或者长文章中的卡尔，如今“注意力常常在两三页后就分散了。我变得烦躁不安，丢掉原先专注的线索，开始找其他的事来做。我觉得好像我常常在把自己任性的大脑拽回文本。以前很自然的深度阅读，现在变成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
　　原因正在于互联网提供的便捷、迅速，以及由于这种便捷和迅速带来的注意力快速转移。“我们倾向于成为‘单纯的信息解码器’。我们解释文本的能力，在深入阅读时进行丰富联系的能力，正在大规模消解。”尼古拉斯·卡尔引用另一位研究者的话说。人们，正如你我所做的那样，在浏览网页时总是快速地从一个链接转移到另一个链接，最后往往迷失在信息的汪洋之中；而我们用在每个网页上的时间又缩短到只是足以捕捉到大略意思的程度。毫无疑问，微博客正在鼓励这种碎片化的思维和信息的快速掠取。它的字数限制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就明白它想要传递的琐碎信息。
　　“这种人类大脑应该如高速数据处理器一般运行的想法，不仅仅塑造了有关网络的活动，同样统治了商业模式。我们在网络中冲得越快——点击的链接和浏览的页面越多——Google和其他的公司就有越多的机会获得我们的信息，提供给我们广告……公司最不想做的就是鼓励人们从容阅读，或者缓慢、专注地思考。经济利益使得他们驱使我们分神。”尼古拉斯·卡尔写道。
　　显然，这位重要的互联网思想家，前《哈佛商业评论》的主编认为，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最终将会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会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运行产生影响，正如时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电脑和打字机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一样——我想所有人都会承认用笔写字时，他的写作风格会和在键盘上打字时不同。确实，网络上的编辑风格和写作风格也和在报纸和杂志上写作时不同。在中国，我们所称的“标题党”，大多见于网络上的编辑和写作。人们惯于用耸人听闻或者能够勾起人好奇心的词语和一句话来作为标题，但是往往整篇文章的全部亮点可能就是这个标题，其余全无可取之处。对篇幅的限制又让为它撰稿的人习惯于只有判断，但是全无论述和逻辑推演——如果使用微博客的140个字或160个字的限制的话，也的确没有推演的空间。而换句话讲，即使其中有了推演，习惯于迅速和快捷地获取信息的浏览者，也只会急于找到结论，然后一掠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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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经说过：“谷歌就是我的图书馆。”大前研一显然是一个互联网的辩护者。他在2009年用日语出版了一本言辞激烈的图书《低智商社会》，在其中他激烈地指责日本社会集体智商的衰落，日本人变成了笨蛋，“随着信息化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们对手机和互联网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的思考能力和交流能力面临日趋下降的危险。甚至有种说法称，当代的年轻人只关心自己周围3米以内的事情。”
　　大前研一说，在日本，可能有些优秀的企业家、建筑师、电影导演或艺术家等的个人智商很高，但是整个国家的集体智商却非常低。他甚至说，日本是世界上“集体智商”最低的国家。不过如果按照他衡量集体智商的一些标准来看，中国人的 “集体智商”也不会高到哪里去。他列举出的一些现象包括书店中摆满了成功学书籍；电视上各种毫无智力含量的综艺节目；以及对待一些国家采用极端的民族主义态度；政府部门对本土的公司采用保护主义态度，“仇视外资对日本企业的收购行为和外资购进日本股票的行为”；没有考虑过强化法治带来的高成本会带来的影响；不关心税收制度；把大部分的钱存入银行；仍然将房子和车子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认为在网络时代没有必要读书……
　　作为互联网的拥护者，大前研一为互联网辩护，称只是要更好地利用互联网。他也提到了尼古拉斯·卡尔著名的文章《谷歌会让我们变蠢吗？》，但是他也承认：“对网络能够应用自如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以缺乏知识、思考能力欠缺、不懂礼节、公共规则意识淡薄的居多。”当善于使用网络的人碰到一个新的问题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到网络上使用搜索引擎来搜索答案，而不是自己首先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而“利用网络交换的信息，如果只是单纯地讨论‘什么有趣’、‘最近在做什么’的话，智商很快就会衰退下去”。尽管如此，这正是大部分年轻人使用网络的目的。他们不是去思考，而是去娱乐和交际。
　　这三位批评家对我们津津乐道的互联网时代的集体智慧的抨击各有侧重。安德鲁·基恩担忧的是网络造就的“业余者”的狂欢最终将使我们整个文化体系的标准崩溃。我们茫然地看着一对猴子在打字机上自得其乐地忙碌，还希望它们能够打出一部莎士比亚全集。尼古拉斯·卡尔的担忧则是我们对网络的使用会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让我们难以集中注意力来分析复杂的事务、阅读长文章；大前研一则索性直接称整个群体的智商都在下降，因此怎能指望一大堆胡言乱语聚集在一起，然后从中产生真理？
　　反对者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辩解说，互联网最终也只是工具，如何使用它只能取决于使用它的人。但是无论反对者们怎样辩称，可能他们都无法回答尼古拉斯·卡尔的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越发对琐碎的事情感兴趣，而越发难以集中注意力于复杂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