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
　　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认为，有形的神是人造出来的；如果马也会绘画，他们的神必然是马的形象。色诺芬尼比孔子大10多岁。他和孔子一样，都不相信有积极干预人间事务的神，但他没有把视线转向人间的统治者。
　　大多数中国人不是虔诚的宗教徒，却信奉各种神灵，并且在不断地造神——在地上、在人的世界造神。他们最后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神压垮。在地上被树立起来的权威又制造神话，借以肆意欺压人民。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造神，乐此不疲，却从来不敢杀神，因此受到越来越大的重压。其实，一些原始部落的人就已经知道，如果他们崇拜的偶像永恒不变，他们就完了。他们的偶像有神、也有国王。随着国王的衰老，这个社会（或部落）也将随之衰老。所以，在较为原始的社会中，“杀王”和“杀神”是比较普遍的行为，然后代之以新的王或神，为他们的部落注入新的活力。杀王或杀神需要付出代价，经常是生命的代价，需要极大的勇气。
　　现代社会也需要杀王和杀神。需要说明的是，“杀”是象征性的表达，不是鼓动凶杀。
　　在他的人类学巨著《金枝》中，弗雷泽用了比较长的篇幅介绍了世界各地“杀王”和“杀神”的习俗。他举例说明，在国王生病或衰老的时候，就会有人杀死他，另立新的国王。他说：
　　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人是要死的，他自然认为他的创造物也处于同样可悲的境地。……人神的能力一露衰退的迹象，就必须马上将他杀死，必须在将要来的衰退产生严重损害之前，把它的灵魂转给一个精力充沛的继承者。（《金枝》）
　　这个传统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国王也将因为身体衰弱而被处死。这种事情在非洲一直流行到近代。君主是神灵的化身，人、畜、庄稼的兴旺都依赖他们的健康。非自然死亡是神王和君主必须履行的责任，也是他们为权力付出的代价。原始统治者知道他们将为权力付出的代价，他们在任职之前已经知道了结局。直到19世纪早期，祖鲁人的国王一旦有了皱纹或者灰发就会被处死。在印度南部，国王每12年一换。到期时，国王在公众面前自我凌迟，最后割喉自杀。在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郑和和达·伽玛到达的地方），国王也是每12年一换。届时，勇敢的人将冲破国王的卫队，他或者被杀，或者杀死国王而成为新国王。直到1743年，这个传统还在继续。卡利卡特的皇家档案保留有关记录。在古代瑞典，国王任期是9年。不过，他们可以用别人为祭品代自己而死。古希腊国王的任期是8年。“至少每当八年之期终结时，要重新举行就任圣职的仪式，重新接受神所恩赐的新的活力。”（《金枝》）
　　雅典等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或许由此而来。血腥残酷的权力史结束，更高的文明开始了。国民取代了神，他们赐予统治者权力，并且保留收回的权利。
　　小说《狼图腾》曾经畅销。在作者姜戎看来，蒙古人对待狼的态度的要害是“杀狼”。他们在树立起偶像之后，有勇气随时杀死它。狼有点类似汉人的龙。但狼是实在的，对于生活在大草原上的游牧民，狼的危害时时存在，牧人不得不杀；龙是虚构的，只可顶礼膜拜，人们不能看到真实的龙，所以有许多“叶公好龙”的故事，也有许多伪装成龙的人。在欧洲，威尔士人是崇拜龙的，但与中国的龙不同。区别之一是他们的龙是火龙，中国的龙是水龙。西方的龙基本上是从威尔士人所树立的形象而来，而且经常被人类的英雄当作屠杀的对象。
　　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以齐格弗里德杀死巨龙开始。瓦格纳的四部曲《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四部是《众神的黄昏》，在结尾时，众神死于大火。尼采曾经很佩服瓦格纳，他也要杀神。在《上帝之死》中，尼采笔下的狂人发问：“神去哪里呢？我现在告诉你们吧！是我们杀死了神！是你和我。……神死了。就那样死了！杀死神的是我们！”
　　英雄杀死了巨龙，我们杀死了神。神不是永生的。他们可能死去，也可以被我们杀死。只有狼性的人才可以做到杀神。尼采所赞美的是狼性的，而不是 “人性的，太人性的”。尼采后来与瓦格纳闹翻，原因是尼采认为，在瓦格纳创作中，“人性”开始占上风。
　　尼采推崇超人和权力意志，却鄙视崇拜英雄的托马斯·卡莱尔。他声称卡莱尔 “不断被对于一种强大信念的渴望和无能为之的感觉搅扰着”（《偶像的黄昏》）。超人需要坚定的行动，不能有无力的感觉。尼采是矛盾的，他又以摧毁偶像为乐。他想要毁灭的偶像有抽象的概念如理性，也有具体的英雄和伟人：
　　伟人和伟大时代的危险是异乎寻常的；种种耗竭、贫瘠尾随着他们。伟人是一个终结；伟大时代例如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终结。天才（创作天才和行动天才）必然是一个挥霍者，耗费自己便是他的伟大之处……自我保存的本能似乎束之高阁；汹涌的力的过强压迫禁止他有任何这种照料和审慎。人们把这叫做“牺牲精神”；人们赞美他的“英雄主义”，他对自身利益的漠不关心，他的献身于一个理想、一个事业、一个祖国：全是误解……他奔腾，他泛滥，他消耗自己，他不爱惜自己，——命定地，充满厄运地，不由自主地，就像江河决堤是不由自主的一样。（《偶像的黄昏》）
　　其实，正如色诺芬尼所说，有形的神是人造出来的，地上的神和英雄也是人造出来的。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英雄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如果芸芸众生没有独立的精神，就不能够自主自立。他们崇拜偶像，寻求指导，却被伟人们当作工具，用完了被随意地抛在一边。文艺复兴的伟人不会再现。中国人似乎更在神话和期盼政治伟人。但是，我们要看到，政治中的伟人消耗自己，更消耗国家和国民。
　　在中国，神和国王都是长生不老的万岁、万万岁。在政界凶残较少的时候，坚守到人生最后、比对手活得长的人就是胜利者。政见、能力、品德都不重要。统治者不需要对神、对人民负责。这个风气至今仍出现在社会各个角落。比如，学术界的糟糕情景。许多在较年轻的时候贡献较少的人、没有贡献的人，甚至投机钻营者，老了之后却成了“神”，变成著名学者、科学家。现在的体制中，认真做学问的人很难生存。一些著名学者、大师擅长的其实是招摇撞骗，尤其在那些与金钱联系很多的行业。这些恶行都是模仿政治界的标准而来的。
　　创造力、企业家精神、社会活力、国家繁荣都离不开“杀神”和“杀王”，尤其在神和王都很强大的时候。否则，人们就会匍匐在神和王的脚下战栗，甚至被他们吞噬。这是原始人都懂得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