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
　　去合川开路翎研讨会，从重庆机场乘巴士走高速，经过一个叫做 “草街”的地方，蓦然望见路标箭头指向“陶行知纪念馆”。车上人齐呼：这里要去看一看。回程路过，会议主办方就安排车子拐个小弯，参观陶行知纪念馆。
　　那馆坐落在草山荒野之中，像个寺庙，门前有两个放生池，有水的池中有鱼没鱼，未得细看，另一池中莲叶田田。遥想抗日烽火中流民生之艰辛，其中的难童失家失学失怙，能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生活，的的确确是到了福地。
　　说陶行知是当代孔夫子是不为过的。在那样艰苦条件下办学，而且获得成功，现在全国的育才学校都是由草街这个“育才”而来的。
　　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之根本就是他的名字所示：知行合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历史上由孙中山先生引发的关于 “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的大讨论，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是打下烙印的。陶行知也不例外。他的名字也是自己改过的。他提倡教学合一、手脑并用、学习与生活合一。育才教育中有一条“小先生”制度，是让大孩子教小孩子，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在互动中学习知识、锻炼能力、养成互助精神。在独生子女占大多数的今天，“小先生”模式倒是应该在学校里提倡、普及。
　　以前我对陶行知了解甚少，一般是看现代文学相关史料中、在作家回忆、传记中，瞥见他匆匆而过的身影，有时见他在募捐筹款，有时见他带着学生在公众集会上唱歌、宣传，有时见他奔走于山城重庆高高低低的路上，为延聘教师或请名作家到学校演讲——当时初登文坛的作家路翎就在育才学校当过老师……但不知道他曾留学美国，与宋子文同学，与胡适同是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1919年杜威来华，他与胡适陪同在老师左右、做翻译。从杜威那里胡适学到的是“疑”，不盲从“主义”，凡事须实践证明；陶行知学得了凡事实践的理念，“行是知之始”，使他的大众教育面向生活实践。他的老师杜威曾这样夸奖他的学生：“陶博士致力于中国大众教育建设的功勋和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后死者必定永远纪念他，并贯彻他的事业。”
　　1947年陶行知积劳成疾，在盛年去世。想他出身贫寒，知道平民百姓受教育的艰难而致力于大众教育。早年，他在金陵大学毕业论文中就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他选择了与同学胡适、宋子文这样政、学精英不同的路。陶行知深知，欲救中国，必救农民，必兴教育。他发愿要排除一切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有志之士，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筹建乡村师范学校——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1932年，陶行知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晚上由小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或由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印度的圣雄甘地非常认同陶行知的大众教育理念，认为对于印度是“极有用的”。
　　从晓庄到工学团，再到育才，是陶行知“行”过的道路——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开拓新路。他有言曰：“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的确做了大事。
　　陶行知逝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有极高评价。郭沫若书以“大哉陶子，陶子陶子；陶子以前，无一陶子；陶子以后，万亿陶子；大哉陶子，陶子陶子。”循环往复，大有“夫复何言”之慨。
　　现在，“万亿陶子”不知有没有；教育产业化了，亿万富翁肯定有了。当然也有捐资办学、资助贫困生的善举。问题是教育的理念。毛主席当年号召“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其理念似有陶子之遗风，但实际情况却是变相劳改和对知识的轻贱。
　　参观陶行知纪念馆的人不多，寂静中感慨先贤开创事业之不易，看那一池大如盖的莲叶边沿默默地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