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黎明
　　原定一个月的广州地铁、公交免费，实行5日后被迫取消，改为发放交通补贴。广州市这一“朝令夕改”的举动，引发争议的同时也被赞赏为“知错就改”。与之相似的是，福州市取消二手房限购令的决策反复。
　　一项行政决定的出台和实行，经过一系列决策和准备，骤然取消必然带来不应有的浪费和民众不适。然而，这种“朝令夕改”仍然能够被解读为“知错就改”，并且得到赞赏，皆因历来行政决策“知错不改”的先例太多。
　　当然也有反思，认为出现此类情形实则源于民主决策机制的欠缺。识者认为，民主决策机制，既是一种听取民众声音、吸纳民众智慧的机制，也是一种分担责任和分化风险的机制。
　　倘若广州市和福州市的这两项决策，事先经过民意征集，经过人大审议和通过，或许会更加完善可行。即使实行后“朝令夕改”，政府多少也会因此减轻决策失误的骂名。
　　道理谁都懂，为什么就难以实现？一个分担责任和分化风险的机制，行政部门本应求之不得，为何总是绕开不走而自行其是？
　　责任即义务，义务与权利相呼应。将责任和风险与人大等民主代议机构分担，也就意味着义务减轻了，相应地，地方政府的权利也就必然被限定在一个范围内，不得逾矩。
　　然而，某些地方政府很多时候不愿意让渡自己的这种权利，因其自身有利益诉求。很多时候，政府与民众的利益诉求是一致的。正如地铁、公交免费，民众得利，政府得名。一旦实行不下去，则民众不得利，政府非但不得名，还要背骂名。因而，相关决策才会乱哄哄地出台，又急哄哄地取消。
　　问题在于，这种一致性更多是因为某些地方政府自身有利益诉求，并且在形象工程和政绩追求上有自己切实的需要。不唯广州，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现象。
　　而当需要在自利和利民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天平倾向了自利一边。目前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强拆事件，不可避免地扰民、侵民。然而仍然有相当多地方政府一意孤行，甚至抬出“不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论调。关键就在于，强拆是盘活土地资产、招商引资以及快速提升GDP数字的有效途径。
　　因为自利，地方政府就对民众有了更多的“要求”。地方政府要稳定，所以民众不能越级上访；地方政府要发展，所以民众不能对征地“漫天要价”；地方政府要财政收入，所以民众只能忍受不合理的税费负担；地方政府要政绩，要形象工程，所以民众只能容忍正常生活被侵扰……
　　此次广州取消公交和地铁免费政策，福州取消“限购令”，表现上看来，都是尊重民意的结果，都是将自利与利民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才会有的决策。就此而论，视之为给地方政府加分的举措并无不当，不过我们还是想问问，如何保证各地政府有错必纠，甚至在决策初始就少犯错，甚至不犯错呢？
　　同样在广州，为了美化街道，政府花4000万元购置了1000盏路灯，面对媒体和民众质疑，有关部门不为所动。少数机关幼儿园常年获财政补贴数百万、上千万元，人大代表和媒体追问多年，有关部门依然我行我素。
　　如果前者可以看作政府官员顺应民意之举，对于后者又该如何解读？如果说有些时候官员表现出了对民众权利的尊重和民众利益的体恤，那么在另外一些方面，譬如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社会保障难题，民众称之为“新三座大山”，而某些地方政府却总是苦于求治无方，往往止于发牢骚，讲困难，又该如何解读——尤其是，这种两面性体现在同样一些地方和同样的官员身上。
　　或者可以说，无论顺应民意或者置民意于不顾，一些为政者都是从“我”出发，站在权为我所用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如果恰好其决策符合民意，也只是恰好而已——归根结底，不改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体制，不建立“权为民所赋”的权力观，各级地方政府自利的冲动就不可避免，而行政与民众的诉求就难免会产生背离。正因为如此，类似广州、福州的“知错就改”善则善矣，却并不是真正长久地从善如流，与民同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