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松
　　恩格斯在1872年写过一本经典著作：《论住宅问题》。恩格斯认为，工业化和城市的加速带来了生产方式的转变，导致大量农民进入到城市务工，而他们又在农村失去了土地。这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何等相似。
　　“那么怎样解决住房问题呢？……这不仅要以当时的情况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
　　“资本即使能够办到，也不愿意清除住房短缺，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弄清了，于是只剩下其他两个出路：工人自助和国家帮助。”
　　我们不得不感叹恩格斯在138年前就认识到不清除 “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住房问题就是一句空话。在恩格斯看来，资本的贪婪、自由市场、垄断，导致地价推高房价必然引起住房短缺。但恩格斯并不会想象到100多年以后的中国，作为土地国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会出现严重住房问题。今天中国的住房问题，也因为房价的一路飙升，不仅使工薪阶层、工作多年急待成家的青年买不起住房，连许多白领也难以改善住房条件，2010年9月13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总理一言九鼎：“住房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民生问题，稳定房价和提供住房保障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
　　但今天中国的住房问题之所以严重，在于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房价飞涨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有房地产商公开叫嚣 “我的房子就是给富人建的”，江西宜黄强迁事件发生后有官员公然放言 “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为建造昂贵住宅和为 “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提供理论依据者大有人在，他们甚至曾左右了房地产界。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上海市房管局原副局长殷国元在2005年面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多次发表 “看多”高调。他说：“上海地价仍有上升空间，现在是开发商在上海拿地的好时机。”“地价是房价的成本组成，不是决定房价的主要因素”。同样，某著名学者也认为：“在竞争性市场上，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房价是由市场对房屋的供需所决定的，地价的高低只是影响房屋的成本，并不能决定房价的最终变化。”国土资源部官员在2005年针对第一波全国性的“地王现象”就明确表示：“地价上涨客观上可能影响房价，但不是主要因素。”2009年6月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示 “地价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因素。”该领导说，目前中国地价占房价成本的15%至30%，平均成本为23.2%。而美国是28%，加拿大是24%，英国是25%至38%，韩国是50%至60%，日本是60%至75%，新加坡是55%至60%。
　　事实上，今日中国的住宅问题，无论其广度和深度及其波及的方面，都要比一个多世纪前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影响也大得多。
　　一方面，中国新生的“欧斯曼”们故伎重演，又利用波拿巴主义“这种趋势来敲诈勒索”，获得了惊人的暴利。而与100多年前的资本家相比，中国新生的“欧斯曼”中不乏官商勾结，官员在位时利用职权为开发商牟利，离任或下海后再到房地产公司担任要职；或利用职务之便，以亲属、朋友的名义，从开发商处打折购房，转手出售；等等，不一而足。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资本集团和炒家又加入了推高资产泡沫的博弈，中国将长期面临美欧等国转嫁危机，压迫人民币升值和输入通胀的国际环境，也将长期面临国际游资进进出出加剧房市和股市动荡的局面。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和市场提供者，成为最主要的利益主体，加上土地收入全部归地方政府征收和使用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形成了“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企业和社会民众普遍存在与房地产调控政策博弈的心理；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和中央监管部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时有发生，而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使非法占地合法化、修改规划、囤房囤地等规避监管的做法，似乎成为战胜市场风险获取暴利的通行“潜规则”；监管薄弱所引发的典型腐败事件的传播，已经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政策的执行力；房地产领域已经存在或将引发的执政风险不容忽视。
　　（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