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
　　在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史研究领域具备深厚功力的本·伯南克，看起来不是一个芝加哥学派的信徒。面对“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全球金融危机，他显然忘记了令人尊敬的货币主义大师弥尔顿·弗里德曼的教诲：政府应该谨慎而明智地控制货币发行量。
　　11月3日，美联储启动了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QE2)。由于美元所处的全球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地位，这种实际上就是开动印钞机的政策必将引发全球流动性泛滥和新一轮美元持续贬值，进而造成世界性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并损害其他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因此，它甫一出炉就招致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增长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的大声抗议。
　　对于中国而言，除了与其他新兴市场面临的热钱涌入、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共同问题外，还将单独面对一个特殊问题：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元的大幅贬值将直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
一
　　很明显，是将近10%的高失业率和1960年代以来的最低核心通胀率促使美联储和伯南克做出这种被比喻为 “从直升机上往下撒钱”的赌博举动。伯南克本人在第二天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为自己的决定辩护，他认为，目前美国面临的更大风险来自失业率居高不下，且美国的核心通胀数据已处于令人不安的低水平上。在伯南克看来，那些认为量化宽松会为未来埋下通胀隐患的担心实在是 “过虑了”，相反，当前美国经济真正需要担心的是通货紧缩，“进而导致经济长期迟滞。”他还在稍后一些时候回应：量化宽松或资产购买 “这种措施不过是用不同工具执行的有效、传统的货币政策而已”。
　　静态和孤立地看，伯南克的想法也许不无道理。了解伯南克学术背景的人或许能够揣摩得到，这位满身书卷气的美联储主席之所以在“撒钱”上孤注一掷，表现得更像一个危险的赌徒，很可能是缘于他对美国重蹈日本覆辙的强烈忧虑。伯南克在普林斯顿大学当经济学教授时，曾深入研究日本经济模式及其长期通缩问题，1999年还专门撰文批评日本的经济困局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并呼吁日本除了应当继续保持低利率外，还要用购买国债等手法放宽银根，刺激经济增长。也许伯南克从日本经济 “失去的20年”里收获的最大教训是：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于是，他果断地背离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主流，而成为了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说起来伯南克确实是别无选择，这很可能是美联储大规模干预市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中期大选以后已经分裂的新国会很可能不会同意实施任何进一步财政刺激的措施。赢得了众议院控制权和参议院更多席位的共和党一定会给经济政策带来显著变化，共和党人至少在口头上从来就不喜欢扩张性的政府政策，他们更想要减税。
　　然而，问题在于美国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美元更不是一种普通的货币。当今全球经济的高度一体化和美元的“世界货币”的实际地位决定了伯南克的这种靠“撒钱”来刺激美国实体经济的想法必然要大打折扣——只要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能够回升，再多的美元流动性，不要说QE2，就是搞到QE12，都会轻而易举地流淌到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市场去套利，尤其是成长率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新兴市场，并吹起全球性的资产泡沫。实际上，6000亿美元的QE2计划公布以后，全球几乎所有投资市场及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应声迎来全线大涨，仅仅隔了一天工夫，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已经涨回到2008年9月8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之前的最高点位；而黄金价格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而这一切，与仍然低迷的经济形成了多么尖锐的反差！与此同时，美元指数则触及近一年来的最低点，所有其他货币的汇率对美元普遍上涨。
　　更为复杂的是，美联储的这一轮量化宽松，是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正在收缩的趋势完全背道而驰的。这种“全世界向右、伯南克向左”的政策“拔河”肯定会对双方的政策造成双重削弱——一方面，美国印出来的钱因为大多流到了其他市场而不能对美国经济产生有效的刺激；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为抵御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收缩政策也因为来自美国的热钱涌入而同样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二
　　自从天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明了一套据说是“成功拯救了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学说以后，凯恩斯主义就一直是世界上所有政府难以拒绝的巨大诱惑。尤其是每当危机降临，它总是很容易成为政府驾轻就熟的不二法门。除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表面上看似能够在短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之外，这里面更为深层和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这种以财政扩张——必然意味着不是大肆举债就是干脆直接印钞票——为核心的政策导向有助于让政府获得更多和更广泛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合法借口，从而为政府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强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凯恩斯主义的现实效能从未得到过证实。20世纪70年代以后，无论是经济实践还是经济学理论研究都已经证明，就算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能够取得效果，它对经济运行造成的长期损害也很可能远远大于短期收益（假设存在短期收益的话）。说得更极端一点，凯恩斯主义就像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充其量只能收到暂时缓解危机症状的表面功效。更大的危害还在于，止痛剂是很容易用上瘾的。因此，最近30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即便不能说对凯恩斯主义做了一次彻底清算，也已基本上扬弃了它。
　　当然，理论学术与现实政策永远不是一回事。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是凯恩斯主义最忠实的信徒。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们更是创纪录地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过去10多年里每年两位数以上的GDP增长率仿佛就是这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屡试不爽的明证。然而，真正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有深入观察和研究的人，无不清楚这种“成效”背后越来越难以承受的代价。而且，在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制度语境下，中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还带来了额外的后遗症，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行政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对民间经济活动空间的挤压和蚕食。因为中国不仅有比所有西方国家更加庞大和昂贵的公共部门，还有与之剪不断、理还乱的无所不在的国有企业。依我之见，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半段国家政治大局并未改变但经济上却出现明显的“国退民进”这种逆转现象的源头。
　　自雷曼兄弟破产以来，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已逾两年，这期间，各国政府该用的“输血”、“电击”疗法都用了。如今再回头客观地评价，它们在阻止大萧条重演、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取得过一些成效，也付出了惨重成本，更留下了无穷后患。因此，率先感受到凯恩斯主义药力副作用的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正试图从这个“输血-刺激”的无底洞中抽身出来，而伯南克的美联储则好像打算一条道走到黑。当然，它在这条路上也不是一个同伴都找不到——经合组织最近就发布声明建议，鉴于经济成长比预期更为不振，美国及欧元区央行应该进一步延后利率正常化时间表，到2012年再推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
三
　　令人颇感安慰的是，在凯恩斯主义的故乡，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凯恩斯主义经济试验已经拉开帷幕。10月20日，就在中国央行出人意料地宣布提高基准利率的第二天，上任才五个月的英国联合政府宣布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节支计划。按照这项大胆的计划，英国将在未来4年内削减高达810亿英镑 （合1284亿美元）的公共部门支出，它将导致福利支出减少70亿英镑，公共部门裁减约49万个就业岗位，其力度之大甚至超过上世纪80年代早期撒切尔夫人所做的政府瘦身。
　　在当今很多经济体——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仍然指望用巨额预算赤字来刺激经济的背景下，卡梅伦和奥斯本的“冒险”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其理论依据在于：大政府对私营企业形成了挤出，因为公共支出使用的是以税收和借款的方式从私营部门获得的资金，而私营部门利用资源的效率实际上远比公共部门更高。基于这种观点，卡梅伦政府认为，在经济疲软的时候削减政府支出，将恢复市场对政府财政的信心，并最终鼓励私营企业开展真正能够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投资与经营活动。事实上卡梅伦和奥斯本也不得不这么做，两年来，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已经使英国的国家债务攀升到令人不安的9500亿英镑，预算赤字高达GDP的11%，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甚至高于正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的希腊和葡萄牙！
　　现在就预言这项“冒险”的前景，还为时尚早，但正如《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所指出的，在经济复苏势头尚未稳固的今天，英国的紧缩也许的确有点过头了，但它至少“已启动一项令人关注的政策试验”。与美国人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相比，英国人已经从危机中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全球其他国家最终也不得不如此。另一位经常在大众传媒上发表观点的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则评论说：2010年春天的希腊危机把英国从睡梦中惊醒，英国的应对措施理应带动其他工业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去治理它们长期性的脆弱财政。
　　令我分外吃惊并钦佩的是，四年一届的英国内阁和国会竟能够相当顺利地通过如此大规模的紧缩计划，况且，本届英国内阁还是历史上少有的联合执政模式。更让我吃惊和钦佩的是英国民众的理性态度。810亿英镑财政紧缩计划公布后，伦敦等地立刻不出所料地发生了反对的示威游行，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地方政府大多认为这一计划过于严厉，来自媒体和学术界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但总体而言，英国社会还是相当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无疑会在短期内带来痛苦的政策变化。这也从一个侧面再次印证了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深湛的法治底蕴。英国人仿佛想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既然他们当中能够涌现凯恩斯这样的巨人，他们也就有同样勇气和智慧走出巨人身后的阴影。
　　我觉得，从宏观政策的角度看，哪怕今后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采取更多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中国也必须坚决抵御住诱惑，毅然与之脱钩。中国经济如此严重的失衡现状已再也容不得我们继续跟随美国的轨迹亦步亦趋，否则我们的结构性问题还必然会继续恶化下去。那么，中国经济就不会有未来，何况中国远不是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
　　首尔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必然是一个不同观点激烈交锋的政策辩论台，论战的各方在见面之前已经亮明了各自的政策主张，有一个新的共识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要扭转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重新实现健康增长，需要的不再是输血和印钞票，更不是压迫别国货币升值而让本国货币贬值，而是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管。
　　现在已经到了摊牌的时候，全世界必须联合起来抵御住凯恩斯主义的强大诱惑。从过去几周内中国与德国、法国、英国这欧洲三驾马车之间走马灯似的外交互动中，我们看到了实现这一努力的越来越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