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蘅
　　　　2010年11月23日，是杨宪益先生的周年祭日。本报特约请赵蘅、范玮丽女士撰文，回忆这位恪守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
　　——编者按

　　亲临过太多对舅舅的采访，没有一次能听够。老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不公正，被他本人轻描淡写到惊人的地步。而对于他这一生作出的巨大贡献，却被同样轻描淡写地让我们这些听者感到汗颜。
　　假如人人都像他这样思维，这样说话，这样做事，这世界该是什么样儿了？是不是没那么多的打打杀杀、是是非非、勾心斗角，更多一些仁爱、平等、诚实、宽容，更多一些修养学识和对社会的作为呢？
　　2005年5月17日，星期二
　　想想上午去看舅舅，时间有点紧张，改成下午。从电话里听出他盼我去。我许诺带这个那个，他在等。
　　舅舅家保姆说又病了，已经近三点了，小薛去买东西。我陪舅舅聊天并录着音。
　　他真和阿姨不同，阿姨不用问，她可以滔滔不绝。而舅舅，你问一句，他挤出一句，我一时问不出太多，几本书（自传和传记）上好像什么都有了，我就是怕重复，想另辟蹊径。我觉得自己挺可笑，昨天还在拍卖失败的漩涡里，今天却坐在舅舅身边，听他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略有点走神，进入情况欠点。
　　也许是对我的惩罚，回家想听回放，竟一点声音也没有，我忽然恍然大悟，记起自己下午在录音时的确没有按下录音键，我按的是回放键！幸好自己尚有记忆，马上在电脑上追记，打出2000字，直到深夜。
　　关于体育运动：“我那时走路走不好，小时是这样，鞋带开了，给我系上。别人给我扣扣子。后来大了些，家里安排体育器具是我提出的。有篮球架，有单杠，石滚举重，开始四十斤，后来一百斤，练臂力的。每天放学回来就练，一个男佣和我一起练，他比我大一点，是天津找的。他在另一屋里住，有五六个人一起。从1927年、1928年开始，一直到1934年。刚上中学，一个同学，个子大，摸我脸摸我屁股，我把他打翻在地。后来他们发现我知道得多，就对我很尊敬，再后来把我当中心。考代数，我抄了二十七份答卷，用糨糊贴在老师的背上，大家答的都一样，老师发现了来源。我承认是我干的，要不然他们就会不及格，后来这个考试都不算数了。”
　　关于读《三剑客》等侠客书：“中国的这类书我也看。佩服他们帮助弱小的人，家里的男女老少都喜欢看。自然喜欢当这样的人。”（我问：后来倾向爱国、共产党，和这些有关系吗？）“也许吧。”
　　关于罗沛霖(杨宪益妹夫)：“和沛霖熟了后，一起唱过美国好莱坞歌。”
　　关于读报和抵制日货：“上学时，报送来了，放学后回来看。主要有两种报，一是《大公报》，一是什么，上海的，忘了。1931年在报上看到‘九一八’，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了，那时没有收音机，有唱机，是摇的那种。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我知道得更早些，她们（妹妹们）知道晚些。
　　“抵制日货，不用牙膏，用牙粉。那时的牙膏是日本的，中国还没有。我们家向十九路军捐了钱，有十几块吧，是银元。”
　　关于回国的经历：“坐了三等舱，因为没钱。是加拿大邮轮，皇后号，和去时一样。走在太平洋上，经过大阪，一艘日本军舰听说我们船上有中国人，命我们的船停下，上船搜查。他们把人赶到甲板上，问我去哪儿。我说去香港。问去找谁，我说找中国银行，我父亲是行长。我们用英文谈。”（我问：害怕吗？）“不害怕。”
　　“在香港找到乃迭父亲的朋友，帮助我们买了飞机票。他是中国人，是和乃迭父亲一起工作的。”
　　（我问：为什么去贵阳教书？）“总得工作嘛。去了一年多，我不大爱教书。去西南联大开始是吴宓、沈从文请我们去，我们没去，第二年再让去，我们不好意思了。乃迭丢了护照，申请过加入中国籍，但英国不赞成这么做，没有批下来。后来没有再申请。”
　　关于结婚：“去过她家，那时还没订婚。没有住下。订婚时请了几个同学喝茶，乃迭父母没有参加。”
　　（我问：和母亲这么多年不见，见了面，她哭了吧？）
　　“那当然了。到重庆几星期后，我们是过八月节到的，第二年的二月结婚。乃迭的父母都来了。在一家饭店，证婚人有罗家伦。衣服都是婆婆 （母亲）做的。”
　　关于去过的国家：“在牛津上学时，假期去了法国。还有一次去游了地中海。去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都是自己一人。出国都是住旅馆，也有住朋友家的。有一个挪威朋友还请我去过挪威，也一起去了丹麦、瑞典和芬兰。去过挪威两次。那时没有坐飞机，有时坐火车有时坐船。和乃迭一起去过一次法国，其他是自己一人去的。什么都看，听过歌剧。”（我问：是不是花了很多钱？）“是的，在英国生活很贵。家里两年寄一次钱。”
　　“去日本是在战后，有日本朋友请我去，住了两个月。大概是五十年代初。去美国只待了四五天。只去过旧金山。是外文局几个人一起去的，是里根当总统时，他请一个中国女运动员留在美国。我们抵制，就提前回国了。”
　　“去印度，好像和尼赫鲁大学有关，是他们请的。”（我问：是国际翻译会吧？）“好像是的。”（我问：你发了言吗？）“说了点。从北走到南，太妃庙（泰姬陵）什么都看了。”（我问：喜欢印度吗？）“我哪儿都喜欢。”
　　关于编译馆：“卢冀野介绍我认识了梁实秋。他是编译馆的馆长，后来他去了北京，我接替他的职务。他建议我翻译《资治通鉴》，我同意了。卢冀野很胖，是个胖子，他爱写诗词。1952年他死了。”
　　“只见过胡适几次。（去台湾）走的人很多，我不走，我已是民革的人，他们不知道，我只说我喜欢南京。解放后，编译馆解散。1952年我调去北京后，去了一次天津，娘已死了，东西都卖光了，只有大姐在，她还认得我，她的神经已有病了。我没拿什么家具，只有一个白色柜子。后来也没了。百万庄的家具是我后来买的。（柜子）这个是我在隆福寺买的，才四块钱。”
　　2005年12月7日，星期三
　　顺利地请到了李辉、毕冰宾、韩敬群，各位一听是杨老的事，都肯帮忙。李辉、毕宾冰自己去，我接了韩敬群。
　　灯光布妥，采访开始。山东电视台女主持人找词儿问，舅舅慢慢吞吞地回答着。其他人在四周静静地守着、拍着和听着。我画我的画。
　　记者问：“您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答：“本来我们说好白头到老一块儿死，结果她先死了。”
　　都说舅舅舅母相爱，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直截了当的表白。第一次亲耳听到，心里一颤，顿时感到古今中外，所有的爱情，都会在他们的旷世之爱面前黯然失色！
　　问到杨烨：“他 （杨烨）不做中国人，他认为妈妈是英国人，他爸也一定是英国人。跑过几次（英国大使馆），我们对他没办法，医院不接受。乃迭姐姐来劝我们送他到伦敦去……”
　　问：“她（戴乃迭）是不是一直想证实母亲的话是错的？”
　　答：“是。”“反正（杨烨之死）对她刺激比较大。”
　　问：“对您来说，这一生什么最重要？”
　　答：“戴乃迭是第一，朋友是第二，烟酒谈不上。乃迭最重要。”
　　头一次听舅舅对记者说了这么多话。他抽口烟，看着四周忙乎拍摄和被拍，一定觉得很有趣。
　　毕冰宾一直在翻看书。过一会儿李辉被叫到小屋接受采访。韩敬群沉默一旁。
　　这时杨炽夫妇回来了，对家中来了这么一大帮“不速之客”略感诧异。女制片人一听是杨老的女儿，赶紧采访。杨炽勉强入座，但捧着茶杯一言不发。只好又问洋女婿：“你对中国的认识是什么？”达悟不假思索地答道：“就是她。”
　　她就是杨炽，我的表妹。正坐在他身旁。
　　2008年1月8日，星期二
　　凤凰台《冷暖人生》的编导张宁来电话找我时，我才知她是南京人。我直言：“你们 《冷暖人生》早该拍我舅舅了。”约好今天下午陪她去采访老人，原来他们凤凰会馆就在人大的对面，她开车过来接我。
　　我带去我仅存的 《漏船载酒忆当年》，借给她时叮嘱一定还我。
　　舅舅今天说了好多话：
　　“我原来念的是新学书院(戴乃迭的父亲曾在此任教)，还有南开、耀华，是天津有名的三个学校。英文老师朗万那年回国一年，问我母亲你的孩子要不要去英国留学，我可以帮助他。我家有留学传统。到了英国，我问老师哪个学校好，剑桥牛津哪个好？老师说牛津比剑桥好，但进牛津比较难。我就决定上牛津。我念的是英国文学。那是‘九一八’之后，考上后我就想回来抗日。在天津念书时我做过短期军训，训练绑腿，我想不一定当兵。”
　　接着他回忆了与舅母回国的事：
　　“我见了她母亲，给她买了白金戒指，找同学喝酒就算订婚了。我没认识过中国女孩。她喜欢中国，愿意做中国人，她说她有两个祖国。她知道中国在打仗。西南联大约我们去教书。那时日本侵略，我没钱了，钱不够用，他们家帮我买的船票。她母亲反对，说你们结婚将来孩子要倒霉，后来我们的儿子死了。她英文名字GL，格莱缩成乃，递就是迭，戴是她父亲的中国姓，戴乐仁，泰勒翻成戴。”
　　“困难不成很大问题，住罗家伦房子。西南联大叫我教拉丁文。我没有特殊本事，那时西南联大就是南开、清华、北大，都跑到昆明去了，在那教书当然好。但母亲让留在重庆，后来不想呆了，就去贵阳了。
　　“（抗战胜利后）按国民党说法叫‘复员’，我就跟着去南京了。之前我没去过南京。”
　　张宁问：“你太太什么性格？”舅舅说：“很温和直爽，很简单。”
　　张宁进屋看了郁风画的舅母画像，问起舅舅手上的黑戒指。舅舅说：“在国外买的。”张问：“多少钱？”“一镑。我就给他一镑。我想拿下来，可拿不下来。”
　　提到戒指，老人说：“1940年前，我买过两个戒指给她，自己没有。请了十几桌，在重庆，父母亲都参加，都在重庆。两个校长是证婚人，国民党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还有一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对“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和坐牢的事，舅舅说：“也没什么冲击，我也没参加国民党，也和官方没关系，也许是乃迭的关系。运动是很平常的事。我也没受罪。至于进监狱，是平常事，搞运动，把很多人当作右派。就是坐牢，也没什么奇怪。我不坐牢，就会划右派，关起来，不关起来一样，实际上做右派有时还会被打，坐牢实际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和家人没有来往，没法通信。我问过，他们说家人都挺好。具体没告诉我，我也没办法。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在一个监牢，但不能来往。我在一个房间，她在另一个房间和外国人在一起。我比别的知识分子好，坐牢比他们还舒服，他们有的人自杀，被打死，比呆在监狱里难受。我认识南京博物馆馆长，他就自杀了。我的好朋友向达划了右派，被他们整死了。在外面吃苦更多。运动中是另外一回事，无所谓想得开，每天三顿饭，也不用工作，关起来，没有自由，在外面也没自由。那时不是抓这人就是抓那人，搞运动不奇怪。早晚被抓。”
　　“那天晚上和乃迭喝闷酒。八点她睡觉去了，十点我被抓起来，被抓以前自己不知道。”
　　“在监狱里有人（管我的人）问要不要离婚，我当然不会。有少数人是国民党党员，劝他们也有，也有的关起来后自己要求离婚。一般和做官的有关系。我爱人不是国民党，我没当官，戴乃迭也没有。当然不会想到呆多久，不会想，别人也不会想，让呆就呆，也许两三天，也许几个月，两三年。审问我一次，以后就没审问。审问叫我交代，不交代就枪毙。我无所谓，没什么可交代。大概怀疑我给英国人做事，怀疑是英国特务。”
　　“出来说你有错误，是好事情，以后往好方向发展，再见，就完了。告诉我乃迭晚出来两个礼拜。后来告诉我，女儿回来了，单位帮忙的。”
　　“从监狱回来，没什么心情，把封条打开，屋里有很多耗子。我一回来耗子没了。衣服被耗子咬烂了。那天我们晚上喝的酒，还摆在那儿，变黄了，我没喝，白酒变成黄酒。仙人掌变烂了。两天收拾好了，吃完饭就跑到外面，喝点酒，单位也有一两人帮我忙。我爱人晚回两个礼拜，也许是让我先把屋子整理干净，才让她回。”
　　又谈到翻译工作。舅舅回答：“就是搞翻译，一般，我喜欢翻译，官方需要的东西，没意思。
　　“梁实秋是我到外文局以前认识的。他在国立编译馆，我后来到了国立编译馆。”
　　舅舅一而再地强调他没吃什么苦，他做的事没什么。他这样说：“书中有许多东西，也有许多夸大东西，比如坐牢，其实无所谓的，比划右派舒服点。我没做什么，我也没划右派。他们说你是漏网右派，漏网右派就漏网右派。她和我一样说话，更直爽一点，别人不爱听。国民党有个年轻三青团，我爱人说不赞成三青团，像德国的纳粹，他们不爱听。总的来说，解放后很多人吃了很多苦，我没受什么苦，一直不感到受多少苦，比较舒服。当然我家庭受点影响，儿子神经病自杀了，跟乱搞运动有关系。”
　　最后他建议这位年轻女记者：“传中有很多后来事，你有兴趣去看看，解放后大家经历的差不多，我算没受过太多苦。”他最后说：“我觉得自己很平常。我爱人很不错，英国小姐跑到中国吃了苦，没有牢骚，还是工作，做了不少事。”
　　2008年9月2日，星期二
　　几天来一直和南京译林出版社的编辑於梅联系，今天上午陪她去和舅舅签订合同。一共五本书，有鲁迅的三本：《呐喊》、《朝花夕拾》、《鲁迅杂文选》，沈从文的两本：《边城》和《湘行散记》。
　　我们约好在地安门商场门口见。她很年轻，又是南京大学毕业的，交谈并不拘束。
　　舅舅大概牙疼不舒服，一直用食指顶住门牙。这并没有影响他在於梅安排下正式在合同上签字。一会儿，合同签完了，他听於梅介绍社里的出版计划并谈些翻译行内的事。
　　於梅问：“翻译《彷徨》、《野草》、杂文选是怎么回事？”舅舅答道：“也不敢说全，那是冯雪峰选的，他选哪篇，就翻哪篇。他不是外文局的。”
　　“有没有流散到国外？”
　　“国外的，我记不起来。”
　　“订过合同吗？”於梅问。
　　舅舅回答：“订过合同，早过期了。《儒林外史》以后英国人也翻过。”
　　於梅问老人现在在做什么。舅舅说他在等死。还说他哪个朋友死了，哪个朋友还在。
　　於梅问到老人和毛主席对话的事。舅舅说：“魏巍拉我到毛主席桌上敬酒，朱德、周恩来也在。周说主席不喝酒，我替他喝。”
　　於梅问：“萧乾熟吗？”舅舅说很熟。“文洁若呢？”他说也认识。“萧乾在时我还见过，萧乾不在了，就没见过文洁若。他们翻了《尤利西斯》。”
　　於梅又介绍他们社出版的 《老人与海》、《飞鸟集》、《了不起的盖茨比》、《吉檀迦利》，中译外的有《人间词话》，还有《道德经》、《论语》。於梅还说，现在 《双语译林》、《名著译林》、《名著译林诗选》等有一百多部，市场好。软面精装。“但没您译的，用别人译的。变味了。”
　　说到 《芒果树上的小屋》，舅舅说他都没看过。他提到他翻译的英国诗选。
　　（标题摘自杨宪益打油诗《往玉泉营买草籽，路经白纸坊》。原诗为：“忆昔当年八角楼，牢房枯坐四春秋。同床惯窃谈‘雷子’，共屋流氓说‘泡妞’。警卫放风何日有，官家提审几时休。而今往事成遗迹，白纸坊前可暂留。”赵蘅新著《小金丝胡同六号：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暂定名]即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