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玮丽
　　2008年11月25号，杨宪益因淋巴癌住进北医三院。这是老人第三次与癌症交锋——前两次是口腔癌和前列腺癌。
　　第二天我前去探望。这是位于北五环肖家河桥附近中央党校院区内的新建分院。我在众多一模一样的房间中找到5号，老人双目半合，静卧在白色病床上。几天前在小金丝胡同的家里见到他时的鹤发童颜早已不知去向；雪白的墙，雪白的被罩映衬着一张苍白无奈的脸。我心里一紧，这里可不是九旬老人该待的地儿。
　　这是一个双人房间，两张病床，两个床头柜和两把蓝色的塑料椅子占据了大部分空间。邻床是一位做了喉癌手术的七旬老人，喉头装有塑料气管套管。在我探望宪益先生的20分钟里，护士进来两次为喉癌病人从塑料套管处吸痰或清洁护理，咕咕噜噜吱吱啦啦，听得我起鸡皮疙瘩。
　　夜间，双人病房就变成了男女混杂的四人房。喉癌病人陪床的妻子和宪益先生的护工小薛再展开两张折叠床，填满两个病床间的剩余空间。
　　需要化疗、理疗的肿瘤病人每天由医院班车送往十多公里外的北医三院总部接受治疗。由于宪益先生坐轮椅，上不了班车，交通问题只能自行解决，所以不得不搭乘出租车。而出租车又常常因为老人的行动不便和轮椅而拒载。
　　亲友们苦于老人看病难，可又一筹莫展。一位好心的朋友建议，为何不向相关人士写信求助呢？他说认识相关人士，肯定能把信送至领导手中。
　　当提此建议的好心朋友把信转给相关人士时，相关人士给大家浇了一头冷水，说此举毫无用处。他批评好心朋友和写信人太幼稚。
　　大家顿时明白了，不得不放弃了改善老人看病难、住院难的最后希望。
　　住院一周后，放射性粒子植入两天后，宪益先生出院了；虽然并没有得到医生同意。此后宪益先生也没有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期去医院复查。
　　2009年10月10日，宪益先生住进了北京煤炭总医院，再次接受放射性粒子植入。
　　入夏以来，老人颈部肿块又有明显增大，同时进食和说话都渐感困难。不难推测，淋巴肿瘤又回来了。但老人像孩子般执拗，不肯去医院。这能怪他吗？一个年过九旬、行动不便的老人，每每要像打仗一般去应付医院里推搡的人群，长长的排队，甚至是医护人员的呵斥。我“急中生智”，跑到北京和睦家医院门诊大厅，从医院张贴的医生简介中找到一位来自美国的肿瘤专家白飞逸大夫（PhilipBrooks）。我立即给他发了电邮，简单介绍了杨宪益何许人及身体状况，问能否请他去看望一下老人。白大夫欣然同意。8月底我带白大夫去小金丝胡同为宪益先生做了初步检查；白大夫建议请另一位同事，耳鼻喉科的林大夫也为老人检查一下。几天后，林大夫随我来到杨家，并携带简单器械，为老人做了检查。随后在林大夫、白大夫的共同努力下，和睦家医院于9月23日免费为宪益先生做了B超、验血等系列检查，确认了肿瘤的大小及部位。住院治疗已不可耽搁。
　　经过家人的多方努力，终于在煤炭总医院为老人找到了干部病房的单间。
　　10月15日，老人做了放射性粒子植入微创手术。术后颈部肿块迅速缩小，同时老人也随之失声，无法吞咽。
　　最后一次听到宪益先生的声音是11月2日，星期一。我约好与Z、F同去看望老人。前一天北京下了罕见的初冬大雪，鹅绒般的雪花飘了几乎一整天，处处都裹上了厚厚的银装，晶莹洁白。我在院子里拍了许多照片；身为摄影师的F也去圆明园拍了许多美丽的雪景。一对拍婚纱照的年轻人在冷风中瑟瑟，也被F抢入镜头。我把我们两人拍的照片都转到苹果笔记本中，带到病房与老人共同欣赏。
　　病房中难得的欢声笑语。
　　那对冒着严寒拍婚纱照的情侣是否让老人想起自己在牛津的年轻岁月和与乃迭的热恋郊游？偶尔我会听到他的声音，虽然微弱，却也足够清晰。“我也看到下雪了”，老人手指窗户说。这使我想起老人常常会提到户外天气的变化。每次去拜访宪益先生，老人总是坐在绛红色沙发椅上，面对客厅的大玻璃窗，时常会说，“要下雨了”；或者“雨停了”；或者“起风了”等等。这些天气的变化在老人评论之前往往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原来坐在沙发椅上关注着窗外气候的变化是老人与户外的不可或缺的联系。宪益先生又开始注意窗外的天气了！又开始发声了！这让我很兴奋。这位可敬可爱的耄耋老人开始康复了！也许再有一周或两周老人就可以回家了。
　　早就知道老人着急回家，我想劝老人家在医院安心静养一段，便说：“医生护士都很热心，对您照顾很周到，对吧？”
　　老人微微点头。
　　住进煤炭总医院的杨宪益给了医生护士们一个惊喜。他们的病人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位享誉国际的文化老人。“您是我们的国宝，”主治医生马大夫在Google了“杨宪益”之后对老人说，“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您！”护士们总是轻声轻语地唤着“爷爷”。
　　“在医院里多住几天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情，”我说，“医生们配的营养液会尽快帮您恢复体力”（老人术后只能依靠输液或鼻饲）。
　　“我想回家！”老人说。尽管声音微弱且沙哑，但字字清晰。
　　两天后我再去医院，满心期望老人的状况更加改善。但刚刚有所恢复的声音又不见了；从此再没有听到宪益先生说话。“我想回家”是老人留下的最后的声音，至少是我所听到的最后声音。
　　11月23日，星期一，清晨，杨宪益永远地闭上了目睹了人间沧桑、世态炎凉的双眼。
　　当我赶到医院时，老人已换上了自己的衣服——白衬衣、深灰暗格粗花呢西服、铁灰色西裤；裤子上还有烟头烧的小洞。多富有老人的个性啊，我心想。除了脸色煞白，老人就像在睡觉，安详地睡着。我摸了摸老人放在床边的左手，就像我每次看望他时那样，手还是温的。自老人失声以来，我每次看望他时都会这样摸摸他的左手；输液的针头，测量血压、心跳等的仪器往往都接在不听使唤的右手。
　　当外文局有关领导赶来时，他们同家属商量后事，我便同Z一起把老人送往医院太平间。根据老人和家属愿望，仪式从简。一个小型告别仪式安排在了星期五，11月28日。
　　一两天后，告别仪式又改为29日，星期六。据说国际媒体与外国使馆对杨宪益去世倍加关注，有关方面认为后事不可太低调。
　　我心里纳闷，告别仪式提高规模，意味着什么呢？
　　11月29日，星期六。北京的天空低沉灰霾，寒风凛凛。自宪益走后天空就没有晴朗过。杨宪益告别仪式于10：30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厅举行。并没有谣传的政要出席。但摆在东厅显要位置的花圈挽联确实来自政要，从前主席江泽民的花圈开始一一排开，几乎所有现任政治局常委都送了花圈。
　　告别仪式上没有传统的哀乐，伴随着手持白花，前来道别的人流是低回的中国歌曲《告别》和英文歌曲《丹尼男孩》、《罗蒙湖畔》和《奇异恩典》。
　　我常常回味宪益先生的最后一句话，“我想回家”。这恰好是乃迭晚年失忆后常说的一句话。她常常是沉默的，但有时会突然蹦出一句 “我想回家”。守在一边的宪益会慢声细语地用英文说“这就是你的家啊，亲爱的！”
　　1990年代，乃迭身体渐衰，需要人照顾日常生活。1994年夏，外文局把杨宪益夫妇搬进了外国专家居住的友谊宾馆，那里的生活条件方便一些。但乃迭不同于那些短期来华的外国专家，她生在中国，她嫁给中国，她在中国生儿育女、安家落户。也许友谊宾馆对她来说不像是家。“我想回家”是她的一种怅惘。
　　或许，在她病魔缠身的晚年，不再抑制潜意识里对英格兰家乡的思念。她在1966年圣诞节前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多么期望也能加入你们的家庭圣诞聚会，你们大家一定很快乐！”但这种思乡之情她是极少流露的。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处处拆旧建新。乃迭在给英国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大院真可谓满目疮痍，楼房拆了，管子挖了，建筑材料满地都是，走在院子里都让人感到危险。院外的大街上则交通日益拥堵，事故频发。我真嫉妒你在威尔士乡村的静谧生活。”（此信写于1986年11月2日；当时杨宪益夫妇住在外文局大院的宿舍楼）
　　这样的抱怨与怅惘只是在乃迭的晚年渐渐出现。在1987年7月的另一封信中，乃迭写道：“由于缺乏锻炼，我越来越胖了。但我真不想挤公交车，去友谊宾馆游泳。我们居住的一带越来越拥挤，甚至没有一条可以散步的路。”
　　乃迭这一年68岁，身体尚健康，渴望锻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们搬至友谊宾馆，游泳池近在咫尺，可散步的小径蜿蜒于绿草花坛之间，乃迭已经生活难以自理；游泳池、花园小径对她都已失去意义。多年后，这种乃迭曾经渴望的设施在北京的许多高档小区里已是司空见惯。大概没有人会想到，就在不太遥远的过去，一个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付出了毕生心血的英国友人，竟没有一个游泳池在附近可游泳，找不到一条安静的小路可散步。
　　戴乃迭于1940年随杨宪益来到战乱中的中国，在大后方颠沛流离，以教英文和翻译为生。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乃迭对未来充满信心；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努力让他们放心。“我们现在比从前更富有了(或者说不像从前那样穷了)；如果政治局势稳定，我们的生活条件会渐渐改善。无论如何，经过了战争的洗礼，我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满足于简朴的生活。瞻望未来，那些都快被遗忘的物质享受——黄油、巧克力、浴缸、盥洗室、电影、外文书籍等等等等，都会给我们带来纯真的喜悦。”这是乃迭在战后计划随国立编译馆从重庆迁往南京时对一种安定美好的生活的展望。那时他们的儿子已经三岁，大女儿也即将出世。抗日战争的胜利鼓舞着他们编织着未来的梦想。“宪益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为自己建一个书房；我的梦想还有点遥远，我想拥有一栋带着大花园的房子，花园里有我们的孩子们在玩耍。”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梦想；一种当今许多人，尤其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都习以为常的生活。然而它却是乃迭一生都未能实现的梦想。宪益在他生命的尽头也没能“回家”，一个他深深热爱的家，一个他无倦无悔为其付出毕生精力的家，一个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从未想过遗弃的家。（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