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龙
　　来自西南边陲一个平凡县城的行政改革试验，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质疑。这项被称为“一把手组阁”的改革诞生在云南楚雄州元谋县。2008年7月，元谋县委决定在城管局开始第一个试点，由局长提名，经组织部考核、县委常委会任命了两名副职；今年5月，试点进一步推广到元马镇，元谋县委免掉了该镇党委、政府全部6名副职，然后依照该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的提名，重新任命了8名副职。
　　这项改革试验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伴随而来的是大量质疑：“一把手组阁”，如何防止班子团体化，权力绝对化？有人担心，“一把手的权力更加绝对化，很容易成为官员走向腐败的‘催化剂’”。甚至有评论说，“如果没有内部监督，光指望上级部门像蜻蜓点水一样的监管，后果是很容易制造各种各样的窝案”。
　　相比于这项改革本身，这些质疑声背后隐藏的潜意识，更发人深省。为什么社会对制度改革所带来的监督问题如此敏感？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政府监督问题？
　　按照常理，难以想象一次政府内部职权分配的组织变革，却让社会的关注焦点停留在与之不相干的监督问题。从事实看，这项所谓的“一把手组阁”，与国外的“组阁”相去甚远，而更类似因循汉代之辟署。按汉代官制，地方长官由中央派，但郡县掾属，其辟用权则在地方长官，名为辟署，即所谓“公府之掾佐、郡邑之属吏、诸侯王国之内史以下，皆得辟于其长”。
　　云南的试验实质上是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地方行政体制的效率与权责问题，即权责一致。实际上，这也并不是孤案，在江苏灌云等地，早已进行过各种名义的乡镇扩权试验。而按理说，“属吏”无论由上级组织部门任命，抑或地方官员“辟用”，都属政府的组织法范畴，并无触及政府权力边界、政府与社会沟通桥梁之变革。
　　表面越奢望，心底越绝望。一次政府内部的组织变革，轻而易举地拨动了公众对于政府监督的敏感神经。这恰恰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潜意识——如果不是正当监督渠道不通畅，又怎么会奢望于指望通过政府内部的属下、副职进行权力制衡来约束权力？难道官员们内部的权力制衡，已经成为我们监督政府、防止腐败的倚仗了吗？
　　不久前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再次强调了政府应该受到多重渠道的监督：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政协的监督和人民法院依法实施的监督。还要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度。重视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行政曝光，并且要求加强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审计、监察等专门监督。
　　但遗憾的是，在现实中，一些基层政府、官员的行为轻易摆脱所有这些监督形式，这类事实数见不鲜。这些事实不仅损害政府公信，也令公众对人大、政协、人民法院、群众举报投诉制度等正当监督渠道的信任度岌岌可危。无效的监督，对应着一个难称健全的监督体系，而当问责和监督在行政体系内自我运行，制度的异化和失范就是必然。
　　内部权力制衡，背后是政治人事、权术；正当监督渠道，则有其制度。眼下，公众监督政府不信赖制度而倚仗权术，这种现实心态，实是一种社会悲哀。法治政府、阳光政府的愿景，仍需社会各阶层、各层面的力量，去共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