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浩大“运动”之后，2010年度“住有所居”的公共服务工程交出答卷。
　　这是一次典型的中国式惠顾民生样本。在2010年5月，高房价令主管居住的住建部与各省市强签“军令状”，年内必须完成保障房建造数量。尽管责任指向了各地方的行政长官，但事实上，对于基层政府来说属于纯粹开支的保障房，地方财政意愿薄弱。
　　2010年秋季时，来自全国人大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2009年的保障房开工率最好的也只完成80%，有些则还不到40%。而2010年的计划很多还处于零开工。”此后，保障住宅建造抢工轰然开始，一些地方竟然挂出“百日会战”的标幅。集体冲刺往往能带来令人目眩的结果，2010年全年保障房建造总量宣告完成。但这个消息传出的同时，却是房价的继续攀升。
　　保障房的建造可以突击完成，但分配环节却难有“完成”标准可做衡量，因此虽有公开监督、有核查程序，保障房分配却难尽如民意。不同类型的保障房，分配结果有着不同的“戏剧性”场景。
　　深圳最近的保障房分配名单中，有多个申请者住在价格不菲的“豪宅”中，有10户申请家庭拥有两辆私家车；北京市昌平区山峡村被拆迁后，村民们一直等待着回迁房，但三年过去了，村民仍未等来房讯，偶然的机会让村民发现，协议上详细注明的楼号、房间号确实存在，但已经不是他们的回迁房，而变身为对外销售的商品房。在京城著名的唐家岭，曾经以一曲《蚁族》唱哭政协委员的吉他歌手，或许不知道，唐家岭的公租房建造有望，但除非他把手中的吉他换成鼠标，把乐谱换成程序，否则公租房与他无缘，因为唐家岭公租房将“包租”给百度公司，用于员工居住条件改善。保障房分配加塞、拆迁房瞒天过海、公租房嫁入了豪门。
　　这让人对2011年年初新“军令状”运动的真实效果难免心生怀疑。政府新的豪言壮语是：“2011年全国保障房建设目标大幅提高到1000万套，为督促地方政府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住建部近期将与各省级政府签订军令状”。
　　政府对保障房高度强调。2011年，如果一个地区保障房土地建设指标没有完成，就禁止商品房土地拍卖。也就是说，土地供应将首先用于保障房，其次是商品房。这意味着商品房供应量将会继续变小。几乎不用仔细推理，我们就知道这必定意味着房价将会更高。因为政府此举减少了商品房的土地供给，基于简单的供求关系考量，高需求必然推动房价上升。
　　一边是政府负责的保障房，一边是由市场调节价格的商品房。政府倾力建造保障房，以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改善，而商品房则任由价格规律调整，这看起来是一个说得过去的逻辑。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正如我们在2010年的保障房建设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事实的一面是由于商品房土地供给减少，供求进一步失衡推高了市场房价；事实的另外一面则是，由于保障房分配过程中难以掌控的因素，保障房往往难以惠及真正需要的人群，反而被偷梁换柱。
　　当一个机体的瑕疵被正当的部分反复掩盖时，从制度层面的纠错其实已经无路可寻。
　　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富勒曾说，“一个真正的制度包含着自己的道德性，即内在道德或程序自然法，一旦所施行的制度没能蕴含道德性质，就会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制度的东西。”公开、公正当然是任何一个制度所标榜的字眼儿，但当程序中没有道德制约时，即便是市场经济，也是所称坏的市场经济，“竞争”反而成为公权力肆意获取利益的借口，公开反而成为公共资源被不正当分配的遮掩。
　　毫无疑问无人能反对政府对保障房建设的热情，但是这之后隐藏的诸种弊端却可能被这种正当性掩盖。这正是我们对建设保障房的军令状忧心忡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