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
最近，经济观察报分三期连载了马立诚先生的长文《压弯的树枝：狂飙突进的民族主义》（见2010年11月1日第44版、11月15日第45版、11月22日第47版）。单就价值层面而言，此文对于民族主义的批评，虽嫌粗疏，但其基本观点我大都赞成。我要提出质疑的，是其事实判断部分——近年来，在中国，民族主义真的已经形成狂飙突进的态势，甚至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了吗？
多年来，不断有学界、媒体和政经实务界人士大声发言，担忧民族主义的“狼”要来，或者惊呼这匹“狼”已经来了。可以说，对于民族主义潮流的极端警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这艘航船上众多望者、领航者和掌舵者长期以来最深重的思想忧患之一。马先生的文章是对这一忧患的最新一次系统化表达。
民族主义是不是一匹危害巨大的“恶狼”，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民族主义这匹“狼”是否真的已经以“狂飙突进”之势杀过来了，或者马上就要杀过来，则是一个事实判断。这样的宏大判断，不是凭大致的感觉，凭若干极端个案，或凭对个别边缘作者、极端文本的寻章摘句，就能够做出的。而马立诚先生文章中提供的证据明显不足。
“民族主义者在思想界并没有多少支持者”
马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许纪霖、资中筠、徐友渔、秦晖、易中天、李泽厚、吴稼祥等诸先生对于当前民族主义危险的严重判断，他本人赞成这些判断并引以为重要论据。
“人同此心”、一直对于民族主义思潮保持高度警觉的意见领袖，名单还可以开出更多更长。他们论人数、活跃程度、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了民族主义思想的鼓吹者。我认为，这本身就已说明，民族主义思潮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实际上，在思想界，民族主义从来也没成大气候。早在1996年就曾以《警惕民族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为题撰文大声疾呼的陈彦先生，到了2006年回眸，曾作出以下描述——
“在90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都谨慎地对民族主义话语保持距离，并且明确地拒绝仇外的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者在思想界并没有多少支持者。2000年在中国出版了一本文集，收集了44篇讨论民族主义的文章，其中只有5、6篇明确支持民族主义；除了王小东之外，其他作者都不愿意表达出《中国可以说不》那样的具有仇外倾向的民族主义情绪。”
而且，马先生文中提到的这些学者，以及更多的学界和媒体人士，批判民族主义思潮的文章和访谈，几乎都是在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传统媒体——报纸上刊发的。而他们所批评的所谓“近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喧嚣”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却多半只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浮沉，是所谓“网络爱国主义”，基本登不上报纸，也很难登上影响稍大的主流刊物。
这与中国报纸编辑人群体的主流价值选择有关，也与政府对报纸导向的严格管控有关。在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媒体与政府几乎总是一致的，大家都不希望把中国与列强的关系搞僵。“愤青”们要发声，除了上网呐喊，也只有出书还稍微容易一点儿。一方面，政府对于出版业的管控尺度要比报纸宽松；另一方面，相比报界，出版业更受那些只知赚钱的“无脑”书商、而非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职业编辑人左右。正如马立诚先生文中提到的，在出版业，“民族主义是笔好买卖”，“愤青是个（供书商骗钱的）大市场”。但既然只是为了赚钱而已，在这些书背后，也就没有多少“导向”意涵值得较真儿了。
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在传统媒体、特别是报纸上地位的极度不对称，本身就否定了类似“现在的中国，真真假假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断言。
马先生文章的主要篇幅，用在批评反映了民族主义观点的8本书。但这些书的实际影响力，远没有马先生所担忧的那么大。而且，这些年出版的反对民族主义偏见、为民族主义 “解毒”的书，数量和传播效果都比上面那些要大得多。
香港大学原校长王赓武教授最近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谈到：“我不敢说我不担心民族主义，如果纯粹感情用事非常危险。但目前看来，这并不是主流。”《民主的细节》的作者刘瑜女士也说：“这两年民族主义的思潮不像90年代那么有市场。”
刘瑜女士说上述那番话时，提到了一个很独特的参考指标——“豆瓣”网友评分：“我那天在‘豆瓣’上看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中国不高兴》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很重的书评分是5.2分，像梁文道老师的《常识》是8.3、8.4分。它们都是几千甚至上万个读者的评分。”
在豆瓣网上，我们还能够看到，刘瑜 《民主的细节》读者评分高达8.8分，过半数读者给它评的是最高等级——五星级，其总投票人数达1.2万，超出了《中国不高兴》将近两倍；龙应台女士的《野火集》得分同样是8.8分；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高达9.1分；林达系列作品中，《历史深处的忧虑》9.0分，《总统是靠不住的》8.8分，《我也有一个梦想》8.9分，《带一本书去巴黎》8.5分，《一路走来一路读》8.3分，《西班牙旅行笔记》8.6分……这些都是公认的反“愤青”名作。
而《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一样，仅得5.2分；摩罗的《中国站起来》竟只有5.0分，而且发布近一年来仅有220余人投票，其中36%的人给出的是最低分！马先生批评的另一本书，刘明福大校《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分值略高，6.6分，但参与投票者仅有微不足道的35人。
三份书单揭示的主流意识形态
就在2010年11月28日，“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和深圳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年度十大好书”系列评选活动收官。活动属于半官方、半民间性质，在深圳市委宣传部指导下进行，由专家学者、从人民日报到南方周末的各类报纸书评编辑、书商和主办单位官员担任评委。
按得票数排序，今年评出的“十大好书”是：《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江平），《巨流河》（齐邦媛），《重新发现社会》（熊培云），《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章东磐），《少年张冲六章》（杨争光），《1Q84》（村上春树），《苏联的心灵》（以赛亚·伯林），《朝闻道集》（周有光），《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金观涛 刘青峰），《红轮》（亚历山大·索尔仁尼）。
显而易见，其中没有一部书沾染有民族主义“愤青”的气息。相反，倒是一多半著作可以推荐作为反 “愤青”教材。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再看看深圳前几年评出的“十大好书”目录。可以说，除了文艺类作品外，大多数获选著作表达的都是同一种思想关怀。
完全没有官方色彩，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举办、数十家媒体书业编辑记者们参与的另外一项 “年度十大图书”评选，近几年的评选结果与上一个评选有些重叠，基本的关切也比较接近。《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类，入不了这些媒体书评编辑的法眼。
“不高兴”类书被编辑们排到了另外一份书单上。“年度烂书榜”——由自发组织起来的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书媒记者和作家、学者推选产生。其“2009—2010年度烂书榜”，上榜书目依序如次——
1.《中国不高兴》；2.《中国站起来》；3.《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4.《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5.《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6.《郎咸平说：谁在谋杀中国经济》；7.《奋斗乌托邦——奋斗2．0》；8.《易经的奥秘》。
按社会上的一般评价——我本人全都没读过——这8本当选“烂书”中的前6本，第一、二、三、五、六都属于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作品，只有第四本书袁腾飞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可能是个例外。
在2007和2008年度 “烂书榜”中，同样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愤青”畅销书的《货币战争》和《粮食战争》，也曾分别获选上榜。
爱国主义的市场行情：
从铜器到瓷器
廖保平先生、马立诚先生文章中给予热情赞誉的、与《中国不高兴》大唱对台戏的《中国谁在不高兴》和《打捞中国愤青》两书的作者，2008年底，在民间“抵制法国货”的浪潮中，在中国青年报上刊发文章《对不起，我不抵制法国货》，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半年，他着力收集了大量的反对意见，择其要者不下50篇，在个人博客上集纳为《且看愤青是如何驳斥我的》共18辑。
我注意到，他打捞的所有这些愤青文章，没有一篇来自传统纸媒，全都来自网络。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文章水平低，或者是政府的言论管控，它们才没能公开发表出来，更因为全国的媒体时评编辑们普遍不认同这类愤青言论的价值取向。
廖先生自以为独树一帜的言论，其实才真正代表了媒体的主流。而且在大方向上，这样的言论可以说是非常自觉自愿地与政府的“口径”保持了一致。在此前后，中国几乎所有的报纸，也都刊登过与廖先生观点一致或接近的呼吁“理性”、反对“抵制”的文章。
2009年初，又发生一件跟法国有关的扯淡事。圆明园兽首铜像拍卖，一位叫蔡铭超的中国收藏家高价拍下后又拒绝付钱，引起众议纷纭。事后，我盘点了一下国内报纸对于蔡铭超言行所作的评论，试图看看在网络舆论之外，传统媒体所谓“主流舆论”的风是往哪个方向吹——
新浪网 《圆明园兽首海外拍卖事件》专题“分析评论”栏目，共收集自3月3日至7日国内报纸刊发的相关时评文章18篇。其中，对蔡铭超持批评、不赞成态度的17篇。大多数文章从措辞激烈的标题即可知其倾向性，如《拒付兽首款项别扯上国家跟你一起丢人》等等。唯一一篇对蔡表示赞赏的“脑残”文章《蔡铭超的举动显示民间的力量与智慧》，刊登在3月3日珠海的《珠江晚报》上。3天后，不知是否特意进行挽回，该报又刊登了张鸣教授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 《兽首拍卖何必以无赖对付无耻》。
我的上述统计结果在中国青年报刊发后，徐达内先生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媒体札记》专栏中表示难以接受。他认为：“得到发表机会的反‘民族主义’观点，在我看来，不过是决策者在有需要的时候踩一脚刹车而已。”。
但按常理推断，一家报纸评论版所显示的，正是该报编辑部真实的价值偏好。如果一家报纸的评论版一直热衷于反对民族主义，那它的新闻版不太可能煞费苦心、“润物细无声”地另搞一套相反的导向。无视编采人员的自主追求，仅仅把媒体发表批评民族主义的有关稿件看做迎合上意，“不过是决策者在有需要的时候踩一脚刹车而已”，与多数媒体的实际严重不符。
这里有一个年深月久的误解，即政府一直在支持、利用甚至煽动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造成误解的原因或许是，同样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官方与一些民间人士的出发点相距甚远。譬如，前者不赞同反美往往是因为“反美不利”，而后者则认定 “反美不对”；前者总是批评极端排外行为的 “非理性”，而后者则总是怒斥其“非正义”。
与2009年的“兽首事件”非常相似，在2010年11月又发生了一起所谓“瓷器爱国主义”风波。新华网为此搞出一个专题——《网友激辩：争抢天价瓷器是爱国吗？》。这个专题名实不符，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激辩”，专题里面收集的总共6篇纸媒言论，立场完全是一边倒的，你只要一看标题就知道，如《“瓷器爱国主义”其实是“钱多人傻”》等等。
其实真该批评的，是英国记者的草率报道。高价竞买瓷瓶的中国富人们，事前事后什么话都没讲过。说人家“带着爱国主义情结”，纯属记者的臆测。但这一茬儿，在所谓“激辩”中似乎完全无人提起。
需要指出的是，在“兽首事件”中，还有相当多的网民不理睬报纸的 “教导”，对蔡铭超持赞赏、支持态度。而在最近的“瓷器爱国主义”风波中，网民与传统媒体的编辑们立场基本一致。
谁吹“第二”跟谁急
从“兽首事件”到“瓷器事件”的这一年多时间，还发生了一件特别让人担忧会诱发民族主义激情的事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另外还有西方人炒作起来的两个概念：“G2”和“中国模式”。
不管有没有心里暗自得意，单从报面上看，对于“世界第二”、“G2”和“中国模式”这仨词儿，政府高官们是避之惟恐不及。
国内最早报告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的，是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2009年5月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顺便提到这样一个预测，结果立即招来媒体时评朋友们的一顿臭骂！——因为据说，“这样的大喜讯经过专家提前‘公布’，令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弹冠相庆”。
其实李稻葵先生根本就不是把它当做“大喜讯”来报的。当年底，他更明确提出：“中国经济规模可能超过日本，这未必就是好事，从战略上讲甚至是重大的包袱。”一年后的2010年5月，这位经济学家甚至又对宣传工作提出了要求。对外：“多谈中国的困难，多谈中国的能力限制，多谈一些中国在环保、经济发展、社会问题方面的困难，从而让外界了解我们目前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在如此之低的发展水平上，承担很多的国际义务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领导人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处理国内问题上。”对内：“多宣传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长处，多宣传他们的经济发展成就，对于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要抱着乐观其成、虚心学习的态度，了解和宣传他们经济发展的优势。”
差不多与此同时，人民网进行了一次关于“中国崛起”的网上调查。考虑到人民网网民群体的独特性，下列调查结果让人回味悠长——
问题：“中国在哪些方面已具备成为世界强国的条件？”回答军事实力、外交政治、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实力等等全都不具备的占56.20%！
问题：“中国是否已是世界强国？”回答“不是”的高达94.09%！
问题：“中国和平崛起路上的阻碍有哪些？”（最多可选3项）回答“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最多，约37%；回答“领土争端”和“外部挑战”的最少，合计约14%。
2009年，人民网还进行过一项从未引人瞩目的网上调查——“您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吗？”。回答“没有”的网友最多，占41.8%。
当个 “世界第二”羞涩得一塌糊涂，外交使者们满世界跟人讲解“和”字在古汉语里有多少种含义。不管怎么着，你都不用太在意“中国傲慢论”。
窗体顶端
判断民族主义的来势是否凶猛，还要看你心中所想的民族主义者究竟是何等症状。对某个外国心存反感，并不一定就是民族主义。仅仅一个“反”字，往往连一个人的完整面目都概括不了，更别说试图去概括一群人。有不少人，崇拜美国的政治制度，喜看美国好莱坞大片，自费报班学 “华尔街英语”，但就是反感美国的对华政策。有的人，开日本车，用日本家电，看日本动漫，同时却也“保卫钓鱼岛”。甚至有位曾被网友誉为“民主斗士”的媒体评论员章文，在今次“钓鱼岛事件”中也连珠炮发，呼吁“恨朝廷不必恨国家”，“他的国，也是你的国”。
什么样的人才是马先生最担忧的民族主义者呢？他在文章中引用了吴稼祥先生的说法：“病态民族主义有四个特征，一是把伤疤当勋章，二是自恋且排他，三是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四是好战。”廖保平等先生的《中国谁在不高兴》也受到了马先生的肯定。廖提出的“愤青”指标有五：一、脑子足够锈，逻辑足够差；二、信息足够闭，分辨足够水；三、血液足够热，理性足够少；四、口腔足够臭，骂人足够狠；五、做人足够贱，知法足够少。
按照吴先生和廖先生的标准，“病态民族主义分子”（“民族主义愤青”的另一种表述形式）还真要比我们想象中少得多。即使在有些曾被精英学者看得非常严重的、“愤青”大批涌现的“仇外”风潮中，符合上述标准的民族主义“脑残”人士也不是很多。
2008年春天，海外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反对藏独闹事、护卫奥运火炬的大规模行动，即是一例。当其时也，国内众多知名学者与媒体活跃人士及更多的无名网友，纷纷怒斥这些“海华”是“蠢货”、“装逼”、“爱国贼”、“被洗脑”甚至“肯定都是贪官子女”，要他们“滚回中国来！”“别在外边丢人！”。一向自称对“主权”“国家”这样的观念非常淡漠的刘瑜女士，此时正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其成名大作 《民主的细节》尚未出版。在一家知名博客网站上，她与国内的这些自由派同道进行了激烈辩论。兹从其博客中抄录几段论战文字：
——和2005年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抵制日货”不同，这次的“群情激愤”的确有3·14暴力、暴力抢火炬、外媒与西方政界的片面反应在前。抵制法货这个策略可能“愚蠢”，但这背后的情绪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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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和身边的中国人讨论这些问题，也没有碰到什么咬牙切齿的“脑残”。其中不少人都表示要去“参加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读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有时候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确实没有对他们的智力或者道德上的优越感。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
——有人留言：“藏民知道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汉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官方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推导：“中国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西方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媒体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你可能会说，西方媒体是多元的，中国政府是一元的。别忘了，“群情激愤”的海外华人的确生活在“媒体多元化”的社会里。
如果我们相信刘瑜的说法，2008年春天海外华人的震撼登场，就绝非简单的一句“民族主义狂飙”能够打发。我们可以相信刘瑜的话，她肯定不是“毛左”，肯定不是“五毛”，肯定不是“愤青”，肯定不是“脑残”。
近期，中日关系又因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很大危机。很多人又把它当做一次民族主义的 “狂飙突进”。但是，2010年11月16日，在中国进行业务调查的日本佳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濑口清之研究员发回《中国出差报告书》却得出结论：中国人现在“反日没有啥劲头”！
根据日本《中文导报》副总编辑张石的转述，濑口清之的《中国出差报告书》中提到：
——这次中日关系的恶化之际、中国现地的日本人驻在员异口同声地说:看不到反日游行有什么影响，生活上也感觉不到恐惧感，和2005年发生反日游行时的情况截然不同。
——中国国内的平稳状况从日本企业的业绩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如这次撞船事件以来的9月和10月两个月，在中国的汽车、家电、IT、金融等日本有代表性的企业，创造出最好销售额记录的不在少数。除了没有发生在2005年反日时发生的对日本制品和服务的不买和抵抗运动外，日本旅行的人气度仍然居高不下。
张石先生还另外介绍了日本《朝日新闻》对日本100家主要企业的一项调查，作为濑口清之《中国出差报告书》的旁证。该调查显示：
在问及钓鱼岛事件对事业的影响时，有71家企业回答没有影响，回答有很大影响的只有一家企业。而在问及在今后开展事业时，最重视亚洲哪个国家时，回答中国的有60家企业。在回答今后对中投资是否增加时，有57家企业回答增加；有19家企业回答不增不减；有11家企业无回答，回答减少的只有1家。
这样结结实实的调查，胜过韩寒式的“才子口水”多矣。
马立诚先生的《压弯的树枝》被声誉卓著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转载以后，有一位同样赞成反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该网站资深网友跟帖指出：
“马先生过虑了，现在网络民意发展是一日千里，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比起90年代，10年前，5年前，甚至两三年前，都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和压抑，早就不是舆论主流了。现在的民间舆论绝对主流，不是亲政府的民族主义，更不是毛左（虽然他们一直这么大吹大擂），而是右派思想。不信？同时点开中华网（或铁血）论坛首页和凯迪网首页，比比在线人数，心里立马就跟明镜似的了。”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信息。遵照这位网友的提示，在2010年11月30日晚11时40分左右，我同时查看了这3家网站自己标注的在线人数。此时此刻，被认为基本立场倾向于“民族主义愤青”的中华网和铁血网论坛，在线网友总数分别为161408人和48611人；主流立场与之截然相反的凯迪网络没有标出总的在线浏览人数，而只注明了在其6165373名注册用户中，共有111049位当前在线。如果加上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非注册的网友“游客”，判断凯迪网络在线人数已经超过中华网，应是完全可能的。
这3家网站的数据表明，在自由度较大的网络虚拟空间，两种极端思潮至少已经势均力敌。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