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据新华社报道，2月10日，中国公安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组织、强迫、诱骗、拐卖未成年人乞讨问题，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群众的参与对于拓宽线索来源、打击震慑犯罪、解救未成年人及提供社会救助具有积极意义”。
　　这被理解为公安部对近一个月来从互联网微博上发起的打拐和解救乞讨儿童活动的官方回应与支持。事情的起源是，1月25日，以关注民生闻名的中国社科院于建嵘教授，通过其微博宣布，在新浪及腾讯两大门户网站设“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专题微博，“呼吁全国网民拿出手机、照相机和摄像机，凡是见到街头行乞儿童，就拍下来上网公布，协助警方采取行动。”到2月11日早上，新浪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已有超过20万关注。期间，各地的网友拍照上传的乞讨儿童照片超过2500幅，并且亦有几例被拐卖儿童通过此种方式获得线索，在警方帮助下解救成功。包括演艺明星、投资人和商界人士在内的公众人物通过转发微博、呼吁人大代表提交两会议案等方式对此活动表示支持。而全国各地的传统媒体也对这一善举进行了大规模报道。其中一则报道说，“微博打拐行动启动以后各地街头乞讨儿童锐减”。
　　此前我们都从描述Facebook、Myspace等社交网络的图书中看到过，互联网如何通过社交网络来调动起众多网友和用户的积极参与，来完成一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成的任务或善举，如今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正在发生着同样的事情。互联网用户们通过自己的随手拍照、通过在微博上的关注和转发，正在用“无缘无故的爱”来促进中国社会的自我完善。
　　仅举一例，在天使投资人薛蛮子的微博上，我们能看到几乎所有关于微博打拐的最新进展。在财经记者圈内，他因为投资过UT斯达康而知名。他转发图片、呼吁两会代表提交议案、为各地公安部门随微博而起的行动鼓掌，一批互联网公司的创业家们又通过他为解救乞讨儿童想出各种极客们才有的办法，当然，他也时不时地会呼喊一声“万能的微博”。
　　自然，对于微博打拐在微博上也非全部叫好之声。对微博打拐的质疑从一开始就在微博这个平台上存在。一些媒体记者和意见领袖们会质疑随手拍照是否侵犯了乞讨者个人的隐私——可以理解，没人喜欢自己在街头被人随手拍照然后上传到互联网；网友们通过互联网对乞讨行为的干预，是否侵犯了乞讨者行乞的权利；以及在微博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比如大量转发错误信息，将普通儿童的照片误当作被拐儿童大量传播；以及，更为阴谋论的质疑，认为此次大规模的通过微博发起打拐运动和随后官方行动的随之而来，是有心之人背后操纵。或许会有人对质疑之声感到愤怒，因为明显的一桩对社会有利的事情，竟然还会存在如此多的不同意见。而其实这正是社交网络这个公共平台的可贵之处，它绝不会形成一边倒的局面，而是不断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允许讨论、允许反思。如果真正出现一边倒的叫好，反而更值得反思。
　　长久以来，关于“社会资本”的长期下滑问题就一直是全球社会学家们关注的问题。所谓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人们身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关系群体中，带给个人和整个群体的福利。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的解释是，“社会资本的实质是一种互惠关系——那些为他人提供帮助的人得到他人的回报”。它是归属感，也是安全感，个人明白自己身处一个会随时帮助自己的社会群体。罗伯特·帕特南在2000年曾出版讨论美国社会资本下滑的著作 《独自打保龄》，讨论社会资本下滑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而那些技术乐观主义者则相信，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兴盛，其实是提供了另一种重建社会资本的可能。包括克莱·舍基、杰夫·贾维斯等在内的互联网观察者们就持此种乐观见解。他们会引用通过社交网络来完成的互助举动和组织行为来佐证自己。
　　至于中国社会，由于特殊的政治语境、巨大的人口流动和快速的社会状况变迁，现实中的社会资本的下滑情况较之西方社会应该更为严重。因此，寄希望于通过社交网络来在某种程度上重建社会资本，重新赋予人们程度不等的对社会的归属感与安全感，我们需要更多的乐观主义在其中。此次通过微博发起的解救被拐儿童行动，可以说是此种重建的一种努力样本。显然，我们需要给予社交网络和大众更多的耐心，然后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类似举动，来重建社会，或者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