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 张然 刘真真
　　已怀孕八九个月的深圳孕妇杨娜是幸运的——能在香港生子。她去年11月预订上了香港仁安医院的床位。但由于内地孕妇的蜂拥而入，如今香港医院的产房已“一床难求”。今年3月底，杨娜去仁安医院做产检时，遇到一个内地孕妇，想约9月的床位，就没有约上。
　　对于试图赴港生子的内地准妈妈而言，情况似乎越来越不乐观。
　　为了缓解产科资源的紧张状态，香港医院管理局4月8日宣布，从次日开始直至今年年底，香港公立医院不再接受非本地孕妇的预约。同时，香港食物及卫生局还与公私营两方面的医院沟通，并准备在本月底一同开会，进一步商讨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争取5月出台更加细化可行的政策。
　　这不是香港方面第一次针对非本地孕妇出台限制性措施。为了减少紧急入院分娩的非本地孕妇的数量，香港医管局2007年2月曾出台规定，要求公私立医院对非本地孕妇均设置预约制度，公立医院须预留足够名额给本地孕妇，只在服务有余额时才接受非本地孕妇预约。对那些紧急入院分娩的案例，收取更为高额的医疗费用。当前在香港产子的非本地孕妇，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
　　这个措施让在香港生子的内地孕妇人数稍有回落，但随后几年复又飙升。内地孕妇所生婴儿在香港全部出生婴儿中的占比，从2007年的38.9%，提高到2010年的45.5%。这个数据在2001年时是16.1%。
　　香港立法院医学界别议员梁家骝认为，此次出台的政策对缓解香港产科饱和状态的作用并不大。“一方面，现在公立医院的床位已经约到11月，即便从现在开始不接受预约，也只是减少12月份的名额，差不多2000个产妇。何况，很多内地婴儿是在私立医院出生的。”
　　香港诱惑
　　为内地孕妇赴港生子初开闸门的是2001年轰动香港的“庄丰源案”。当年香港特区终审法院裁定父母双方均为内地人、赴港探亲期间所生的庄丰源拥有永久居民身份。受此案裁决影响，当年共有6762人获得居港权。
　　此后，赴港产子的配偶亦非本地人的内地孕妇逐年增多，但据香港立法会医学界别议员梁家骝介绍，由于香港低迷的出生率，在2002年时，产科依然是个夕阳行业，人力资源过剩，工作人员整日无所事事。在他的印象中，转折性变化从2005年开始。
　　对于内地孕妇来说，香港诱惑主要是规避内地的计划生育政策、让孩子获得永久居港权以及香港医院便捷而人性化的服务。
　　北京的李冰，去年4月在香港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她选择的是私立医院单间，去除路费，整个花费大概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她觉得值得，“这比在北京交社会抚养费便宜多了，孩子还能享受香港完善的社会福利。”生下来的孩子作为香港永久居民，可以享受全球135个国家免签证待遇；较容易在欧美国家升学和移民；选择就读国内名校有优惠政策；另外香港还有12年免费双语教育、终生医疗保障等福利。
　　即将去香港生产的深圳孕妇杨娜是第一次做母亲。起初杨娜并没打算去香港生，她怀孕后在深圳的医院建卡做产检，一个早上跑了两个医院才建上卡，第一家医院跑了三天，早上7点多去排号都没排上。由于人多，有时一上午才检查一个项目，医生爱搭不理的，她感觉很委屈。后来有一次，杨娜陪朋友去香港产检，感觉特别好，她当场就做出决定，把定金交了，预约了这家香港医院的床位。“那里的医生、护士都很好，素质高，照B超的时候会指给我看，检查全程都让老公陪同，感觉很人性化，与内地真是天壤之别，”杨娜说，“深圳的床位也很紧张，如果不托关系、递红包也许也要睡走廊。算下来费用差不多。”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内地大量孕妇赴港生子。一般来说，内地孕妇大多数会选择私立医院，据梁家骝估计，在香港出生的内地产妇所生婴儿，诞生于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的比例大概是3:1。这是因为公立医院床位本来就少，又有配额，很难约到。另外，要领取医院的预约证，公立医院一般要求产检3次，而私立医院只需产检1次，对内地人来说更为方便。
　　不堪负荷
　　蜂拥而至的内地孕妇实际上对香港整个医疗体系及初生婴儿的服务都提出了挑战。“之前，本地人生孩子约床位连一两个月都不需要提前，现在，可能提前6个月都订不到。”梁家骝说。
　　在他看来，与产科资源的紧张相比，真正的瓶颈在新生儿深切治疗这一方面。“香港去年妇产科医生有360个，去年出生了8.8万个左右婴儿，相当于每个医生每年接生250个婴儿，这还是可以做得到的。但一般来说，每100个新生儿中有1-2个会出现并发症，需要去深切治疗部照顾。香港深切治疗部有100张床位，可以照顾750-1500个婴儿，按这个反推，香港出生的婴儿最好不超过7.5万个。”
　　在新生儿深切治疗方面，大量内地孕妇的涌入为香港公立医院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据中介公司——施氏香港生宝宝服务机构一位员工介绍，内地孕妇大多选择私立医院生子，但如果新生儿出现并发症，往往会送入公立医院进行深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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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新生儿已属香港永久居民，在公立医院做深切治疗免费，而私立医院的费用十分昂贵。她记得有一个内地孕妇，生下的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当时由于情况紧急直接住进了私立医院的深切治疗部，结果，几天工夫就花了几万元人民币。
　　这引起了公立医院的不满以及香港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指出，对私人经营者来说，接受赴港产子的孕妇只涉及三五天的服务和一笔可观的收入，但分娩压力已溢出产科，具有连带影响，私人经营者应考虑整体社会的责任。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也表示，对香港来说，目前在初生婴儿的深切治疗服务方面压力更大，也很被动。他认为，私家医院为内地孕妇提供服务时，必须考虑香港的产科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的整体服务量。
　　据估算，香港私立医院在接受内地孕妇生产方面的收入每年在15亿-20亿港币，公立医院在此方面的收入大约是4亿港币。
　　另外，为了接纳更多从内地涌来的孕妇，近年很多私立医院都扩展了其产科业务。在香港，公立医院医生收入是固定的，不与工作量挂钩。因此，近年来公立医院产科医生、护士工作量加大，但收入没相对应地增加。这导致一些公立医院妇产科医生选择离开，转投收入更高、因扩展业务也急需人手的私立医院。根据香港医管局的数据，2008年，受训的妇产科医生人数16人，流失12人；2009年受训人数17人，流失17人；2010年受训人数20人，流失19人。
　　累积的矛盾在2011年显得更加突出，因为2012年是旧历龙年，香港方面担心可能有更多内地孕妇产子，导致本地孕妇分娩时没有良好的资源。部分公立医院医生表示或许会有静坐行动。
　　今年头四个月内，周一岳已多次向公众谈及产科人手问题，他表示，在需要的时候，会考虑从海外聘请符合资格的医生，在公立医院方面提供服务。
　　4月4日，周一岳与私人医院代表会面。“私家医院营办者在会议上一致同意，在短期内不会扩展其产科服务，从而减低从公营医疗服务界别吸纳相关医护人员的需要。”周一岳在随后的新闻公报中说。
　　政策还会收紧吗？
　　记者在对多家赴港产子服务中介采访发现，4月8日限制政策出台后，咨询量暴增。
　　一批想要赴港生子但还没有预约的内地妈妈，都担心香港方面是否会出台更加严格的限制政策。
　　“现在怀孕一个月就要赶紧过来约，一定要先把通行证办好，这样一发现怀孕能第一时间预约，晚十几天费用都不一样，如果怀孕两三个月，即便能约上，也只剩较贵的床位了，可能都要20万元人民币左右。”香港的施氏生宝宝服务机构一位咨询人员说。
　　另一家位于香港的中介机构表示，想去香港生子就尽快，他们听到消息称政府将在5月出台对私立医院接收人数的限制。
　　对此，梁家骝透露，政府不可能完全禁止私立医院接收内地孕妇，确实有提议5月对私立医院接收人数设限，但私立医院表示不同意，因此暂时没有落实。“再说也存在一个问题，现在私立医院每年接收3万多内地孕妇，医管局如何分配这些名额？每家私立医院都是独立运营的。”
　　在4月4日周一岳与私立医院代表的会面中，周一岳提到，“现时各私家医院已各自实施安排限制预约服务。若不能透过协商得到一个均衡的服务量数字，政府才会考虑采取干预措施。”
　　在梁家骝看来，限制性政策不会趋严。“香港很难限制私立医院，这是个自由的市场。再说，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医院，产科都是赚钱的项目。内地孕妇也为其他行业带来了收入，私立医院产科15亿-20亿港币、公立医院产科4亿港币收入中，酒店、餐饮等其他行业的收入没有计算进去。”
　　3月26日，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是否考虑拒收或减少收内地孕妇”的问题时也表示，这方面不会有任何行政上的限制，譬如外国或内地人士来港接受治疗，只要他能负担有关费用，这是香港的人道立场。当然，卫生局亦希望特别是私人执业的产科医生，要确保有适当的医院设备及时间来照顾孕妇，才接受这些人来港。
　　问及香港是否有可能采取釜底抽薪的方法，比如修改《基本法》，规定非本地孕妇在港所生之子不能获得永久居港权，梁家骝表示“暂时应该不可能，因为政治影响的后果更严重过增加新生婴儿的床位”。
　　对于香港而言，来港生子的内地孕妇除了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还可以弥补香港低迷出生率的负面影响。叶兆辉表示，要维持人口更替水平的需要，生育率需达到2.1，但香港本地生育率只有1.1，如果加上内地妇女来港生子的数目，也只在1.5-1.6之间。因此香港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
　　另外，他调查发现，配偶非香港人的内地孕妇的教育水平与本地孕妇不断拉近。职业方面，超过六成的此类内地孕妇从事较高级的职业如经理及行政人员、专业人员及辅助专业人员，相较而言，本地孕妇从事较高级职业的则不足五成。他认为这是吸引高质素人士来港定居的契机。
　　“但现在内地孕妇来香港生子的人数太多了，香港承受不了。”叶兆辉说。他建议，如果孩子父母都不是香港人，那就应该收取一定的“人头税”。“产妇付钱给自己买的是生产服务，小孩出生后是香港人，出了问题香港政府要负责，但他们的父母是不交税的，因此香港政府需要出这部分钱。”“我们并不是歧视这些孩子，而是确保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们，因为私立医院把他们接生出来，从中赚了很多钱，但他们并没有责任和义务去照顾他们。这些孩子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推给香港政府。目前最大的受益者是私立医院。”
　　叶兆辉建议，政府作为全港私家医院的发牌和监管机构，需要介入和干预，限制私立医院产科床位的设立。同时应要求内地孕妇为初生婴儿购买医疗保险，减少出现问题婴儿转送公立医院进行急救的情况，有助减轻公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病房的压力和财政负担。
　　梁家骝认为公立医院产科资源的紧张不应该完全归咎于内地孕妇人数的激增，更多是政府管理不善，公立医院分配机制不合理造成的。
　　“公立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不管干多少活，工资和待遇不变，眼看私立医院的繁荣，自然会造成人才流失。此外，公立医院一年在内地孕妇身上获得的收入是4亿元港币，但这4亿元收回来后并没有全部交给儿科和产科，而是补贴给了其他部门，人家做的是亏本的事，当然缺乏积极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