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颐
　　1977年秋天，“四人帮”被粉碎已经一年，各项政策陆续落实，国家正在走上正轨。但是，毕竟“两个凡是”还未批判，在意识形态上，很大程度仍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理论来批判“文革”和“四人帮”，诸如“资产阶级代言人”、“复辟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等。
　　9月19日的《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批判文章，却引起一场风波。如果其他报纸发表这篇文章恐无人注意，但由于《文汇报》在“文革”中的特殊表现和地位，人们对此非常敏感，有读者写信反映这篇文章是影射、攻击中央领导，有严重政治问题。情况很快反映到最高层，叶剑英副主席批示上海市委要“彻底清查，严肃处理”。正是此时，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的马达再获重用，出任《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上任的首要任务自然是“清查”此事。马达顶着来自上面下面、报社内外的压力，认真调查，客观分析，最后得出作者和编者并无恶意，写作与编发的动机都是良好的。他如实向上汇报情况，避免了另一桩“冤案”的产生。实事求是向上汇报，本应是官员寻常行为，但是正如《文汇报》资深记者郑重先生所说：“中国官员有不少是开顺风船的角色。在官场上，常常是上面一吹风，下面就落雨，而且是层层加码。本来是芝麻小事，可是经他们一办，却办成了大西瓜。”他称赞马达此事“做得很漂亮”（郑重：《马达印象》，《马达自述》，第333页）这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虽然开始“拨乱反正”，但毕竟没有否定“文革”，而且，最高层对国家发展的新方针、新政策的认识显然还没有统一。略有“政治经验”的官员，面对此种局面，大都会谨言慎行、密切观察，等待“局势明朗”再作决定。在这政治气候变幻莫测的时候，马达却冒着极大风险，于1978年8月，在《文汇报》刊发了复旦大学一年级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轩然大波，轰动全国。最终，一个时期的文学，以“伤痕文学”命名。两个月后，从10月28日起，《文汇报》又连续三天用三个版刊载话剧《于无声处》的剧本，再次轰动全国。剧本反映、歌颂了1976年群众公开反对“文革”的“四·五”运动。剧本刊出之时中央并未为“四·五”运动平反，刊登有关消息、刊发剧本要冒更加巨大风险。为此，《文汇报》专门召开了党委碰头会，在会上马达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党和人民的忠实代言人，如果对上级不合实际的决定唯唯诺诺，不敢坚持原则，如果在人民需要你代言的时候躲躲闪闪，不敢宣传真理，那还算是党培养的和人民需要的办报人吗？”他的观点得到党委其他人的认可，一致决定全文刊发剧本。（《马达自述》，第69－76页）
　　《伤痕》与《于无声处》的发表可谓“得风气之先”，使《文汇报》一扫“文革”中的耻辱，迅速成为一张得到全国读者热爱的报纸。事后来看，可说是马达“押对了宝”，符合了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但他本人当时却决无“押宝”的想法，只是坚持自己的信念、理想和原则。因此，稍后他才能顶住巨大压力拒绝转载“上面”要求全国大报都转载的《解放军报》批判“苦恋”的大批判文章。
　　1981年4月20日一早，马达刚走进办公室，就听到电话铃声响起，原来是一位主管宣传、报纸的市委书记对他说：“今天《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重要评论，是批《苦恋》的。我在北京与总政已谈好了，新华社播发后，你们要与军报一起登。”不久，一位他相识的《解放军报》副总编也来电话，对他说，今天新华社要播发他们批判《苦恋》的文章，《文汇报》在全国影响大，希望一南一北，同时见报。中午时分，新华社电讯稿传到，并且为此特发一“公鉴”，大意是说：“遵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区报纸于显著位置，转载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但马达却不无纳闷：“上级领导”是谁，指示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他不认识白桦，但却看过根据小说《苦恋》改成的电影《太阳与人》，那是在1980年秋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总编辑会议上，那次会议最后放了电影《太阳与人》，而当时这部电影已封存禁放，是作为反面教材放给会议代表看的。对这部电影、小说《苦恋》，马达都认为确有些“问题”，但对现在这种“大批判运动”式的做法，对《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革大批判式的粗暴语言和文风，他更加不满，于是召开报社党委成员开会，讨论此事。就在大家讨论时，那位市委负责同志又第二次打电话问：“稿件来了没有？你们准备发吗？这篇文章很重要，是中央精神”，“我是同意了的”。马达回答说：“我们正在讨论”。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不能转载此文。傍晚时，这位领导第三次来电话要求转载，马达在电话中把不拟转载及其理由向领导汇报，但这位领导说：“你们对错误的东西为什么不批？应该转载嘛。这是原则问题，你们要认真考虑。”说完就挂断电话。
　　第二天，《解放日报》及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这篇文章，独独备受瞩目的《文汇报》未刊此文，一时议论纷纷。为慎重起见，马达一到报社就约评论部、文艺部负责人讨论研究，最后仍决定不转此文，但报社自己写一篇不扣大帽子、不打棍子、实事求是的说理文章，分析批评《苦恋》。这时，那位领导又第四次打来电话，严厉责问为什么不转载军报的评论文章，马达又把昨天说的意见向他扼要汇报，对方未听完就把电话挂了。这时马达也火了，请报社的副书记坐等电话，如领导再来电话就记录一下。果然，几分钟后，这位领导的第五个电话打来，记录上这样写道：“你告诉老马，不转载是不对的，看风是要倒霉的，危险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经过市委的。你们是党领导的报纸，不能自行其是……你们办事不漂亮。”
　　面对主管领导如此激烈的指责，马达不能不再三考虑，但想来想去，思考的结果是：“我抱定的想法是：‘我尊敬领导，但我更尊重真理。’回顾我几十年的办报生涯，的确是个多次得到表扬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里就干到哪里’，‘一句顶一万句’，很少考虑‘为什么’，有时我也办过一些错事、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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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经过文革，“我开始对问题的考虑比较周到些，头脑也更清醒些。如果没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想不会发生转载和不转载的事，我也可能还在湖里湖涂地‘照办’。”他确信自己没错，想得到更高领导的支持，何况主管书记也说了是“经过市委”的。市委如何讨论？如何决定？马达认为这不是小事，是重要的组织原则问题，于是来到市委主要领导家中，向他详细汇报情况和报社领导的讨论意见。他询问市委的讨论意见，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没讨论；他提出，希望请他向主管报纸书记做工作，帮助沟通，主要领导则一口回绝，要他们自己彼此当面谈谈。无奈之中，他只得跨进那位主管报纸工作的书记家中，想当面汇报、沟通，但这位书记始终未说出不转此文究竟错在何处。到两位领导家中登门拜访而无结果，马达怏怏地回到报社，电话铃再次响起，记录下了主管书记的第六次来电：“你告诉他，不要转弯抹角，找某某（指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这样要把关系搞坏的，是理屈吗？……”晚上，他正在审阅新闻稿件时，电话铃又响起，原来是那位书记的第七次电话：“是老马吗？这种事（还是转载军报评论文章的事），你们做得不漂亮。我们俩关系蛮好嘛，你们这样做，以后我们怎么相处，怎么做朋友呀……”马达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内心不禁感叹：“两天里七次电话，要把电话内容一一解读一下，可不那么容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一个办报人，为了坚持一点真理，可真不容易啊！”
　　第三天，他接到市委办公厅通知，要他列席下午的市委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批《苦恋》的问题。他很高兴终有一个正式场合讨论问题，可以把是非说清楚。会议开始，那位主管报纸的市委书记先发言，严斥马达：“马达，要知道，文汇报是党领导的报纸，是市委的报纸，你眼里还有市委吗？”马达回答说：“对于中央、市委的决定、指示，我是坚决执行的，但并不是市委领导同志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听了照办……”对方立即训道：“你是老党员，老报人，你不转载军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违反纪律，违反民主集中制。”
　　马达辩解说：“我不是新党员，我懂得民主集中制。难道只有领导说了算，下级不能提出意见吗？”那位主管书记火气更大了：“现在社会上就有错误思潮，你们究竟站在哪一边？”马达表示对错误思潮是要批评，但是要实事求是地批，用正确的方法批，《文汇报》已另外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批评《苦恋》，今晚就送他与市委审查。但对方仍大声嚷嚷：“你们这样做，就是不听中央的、市委的……”说着说着站起来拍着桌子喊道：“你们这样做就是错误，违反纪律，违反民主集中制。”这时马达也火了，也站起来大声说：“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上级说了，下级可以说出自己的意见嘛，如果我错了，市委撤我的职好了。”这时，主持会议的主要领导见双方火药味越来越浓，只好对他说：“老马，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嘛，总要讲纪律，讲民主集中制嘛。”他翻来覆去就是讲这两句话，就是不说谁对谁错。
　　几天后，市委几位领导向正在杭州的胡耀邦汇报工作，那位主管报纸的书记向胡耀邦说上海有全国影响的《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不听招呼，站在错误立场上，不转载《解放军报》批《苦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胡认真听完了汇报，沉思了一会儿说：“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我也看了，可以转载，不转载也应该是可以的吧。”此事终划上句号。
　　马达承认：“如今回想起来，这件事留在我的记忆里，是不愉快的。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写着，‘报纸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总编辑要勇于独立负责’。60年的办报生涯告诉我，‘负责’是尽心尽力的，‘独立’则虽有勇气，却难以实行，这有赖于党内扩大民主，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马达自述》，第77－87页）一位市委党报的总编辑可以如此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一再拒绝发表主管领导坚持要发的文章，正是在于他对理想和原则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