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宇
　　进入2010年，多位学界耆宿迎来八十华诞。年初是吴敬琏先生，然后是李泽厚先生，年中则是资中筠先生。博源基金会计划举行一场学术研讨会，以祝贺资先生八十华诞。在此之前，基金会要我采访资先生，我欣然接受。
　　我久仰资先生大名，佩服其学识。她与陈乐民先生共同主编的《冷眼向洋》丛书开阔了我的视野，至今仍是我案头的必备之书。更让我佩服的是，资先生不攀附权贵、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的可贵精神。
　　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资先生“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对此，资先生曾经专门著文声明：只是偶尔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做翻译，“临时应命，绝非专任”，“旁人看来也许以为值得羡慕，我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可是，至今一些人仍然以“红墙有幸亲风雨”为荣。如瑞士日内瓦大学一直鼓吹“中国模式”的某教授，动辄以“曾经担任邓小平英文翻译”自豪。“可怜腐鼠成滋味，猜意夗雏尽未休。”在如此世风之中，更可见资先生的卓立品格。
　　2010年9月的一天，我坐在资先生家的客厅里，听她讲述八十年的人生经历：从天津银行家的小姐，到清华大学英语系的高材生，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她最终选择了学术，回归了她所向往的“安静的书桌”。
　　但是，资先生并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怀，转轨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现象让她不时从书籍中抬起头来，倾听远方的疾苦声。她奋笔写下一篇篇随笔，字里行间流泻着对吾土吾民的挚爱、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文明和正义的呼唤，彰显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胸怀。
　　在采访中，资先生解剖自己的思想历程。她坦诚地说：“我自己觉得越想越明白，慢慢看透了体制，也明白了中国到底应该走怎么样的一条道路。”幼年得到的爱国教育没有因为个人经受的苦难而消磨，同时由于思想的开阔获得了新的视角，“过去国际关系整天考虑的是国家利益，现在我觉得，还需要从人类共同的角度去考虑，从人民的幸福的角度来看。”
　　让资先生感到忧虑的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因此，她呼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在知识分子日益犬儒化的今天，资先生的呼吁益发显得可贵。
　　采访文章发表后，网站争相转载，读者纷纷留言，称赞资先生敢说真话，感叹偌大的中国，真正像资先生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少了。
　　资先生现在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前不久，我见到一位老先生，他告诉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颁发聘书时说，资先生几次拒绝，现在终于给了我们面子。我没有向资先生求证此事，但我相信这是真的。而且我相信，资先生仍会一如既往地说真话，以身作则担当“道统”。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知识分子有两个精辟的定义：一是“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一是“业余人”，即从专业的围墙里漂流出来的关怀社会、关心民瘼的人。像资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今天中国还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