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走后
——辛亥革命百年系列之六
章敬平
法学博士
zjphhh03@gmail.com
　　1920：名妓遭遇的第二次伤害
　　炒作，不是今天才有的新把戏。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报人、出版人、电影人、戏剧人，对色情、暴力、名妓、金领这些可以娱乐至死的元素已然心领神会，当一个洋行买办劫杀上海滩名妓的凶杀案件真实地展露在他们面前，他们像一群嗜血的动物，嗷地一声冲上前去，在她卑微的灵魂上，踩上一脚又一脚。
　　出于对死者的尊重，这里，我且隐去这位上海滩名妓的名字，称她“王总理”。
　　称这位上海滩名妓为“王总理”，还真不是哗众取宠，信口胡诌。1917年，这个过去只能倚街拉客的姑娘，在某娱乐集团主办的“首届群芳选举大会”上脱颖而出。该娱乐集团的创意团队，借鉴民国的共和制度，模仿政府的组阁方式，让福州路一带红灯区的妓女们登台拉票，一块大洋一张选票，“大选”那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一身男装，一曲《逍遥津》，技压群芳，选票数额排名第四，跻身“花国”第一届“内阁”，主办方令其出任“花国总理”。
　　一夜间，“王总理”走红上海滩，步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身份变了，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得变。她穿起华美的服装，戴上昂贵的首饰，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华贵之气。
　　三年后，已在欢场混得有头有脸的“王总理”，邂逅了阎王爷的本家——26岁的洋行买办阎瑞生。那一天，上海滩一个朱姓豪门的少爷，领着一帮朋友，去“王总理”的小花园打麻将，朱少爷将他在震旦学院的同学阎瑞生隆重地介绍给“王总理”，说他如何能耐如何靠谱。“王总理”曾与阎瑞生照过两次面，不太愉快，朱少爷这么一说，立刻化干戈为玉帛，相视一笑。
　　1920年6月9日黄昏时分，“王总理”接到阎瑞生的邀约，请她外出兜风。当阎瑞生驾驶的那辆豪华汽车在“王总理”面前戛然而止，她可能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牛逼靠谱的阎瑞生并不是汽车的真正主人，阎瑞生心里念叨的，也不是和她兜风，而是她浑身上下的名贵首饰。
　　此时的阎瑞生已经债台高筑。嗜赌成性、逢赌必输的他，欠了一屁股债，想翻本，骗来一只钻戒，当了，换来的大洋还没捂热，又输了。钻戒的主人追着他物归原主，走投无路的他萌生了一个恶毒的馊主意。他跑到朱少爷那里借了一辆汽车，喊了两个狐朋狗友，去找“王总理”。
　　接下来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他们一行四人，驾车从南京西路，开往虹桥，一路欢笑。待到天色渐晚，车至徐家汇西边的一片麦田，阎瑞生的笑容凝固了，劫财计划容易得逞，问题是“王总理”怎么办，阎瑞生可能无意于取人性命，可是，他的两个帮凶担心“王总理”报案，唆使他杀人灭口。据说，临死前的“王总理”对阎瑞生说：哥哥，你要钱，我给你钱好了，你不要弄死我的命。
　　虽说精通英文法文，阎瑞生的智商并不高，弃尸麦田的他，忘了汽车是有牌照的，忘了“王总理”的养父知道女儿是坐着什么牌照的汽车走的。那个时代的汽车是稀罕物，知道牌照也就知道了主人，知道了主人也就知道了他。
　　没过多久，劫走一对镶钻石的镯子、两只钻戒、一枚钻石大胸针和一块金表的阎瑞生，在江苏徐州火车站，被当地警察缉拿归案。这一年秋天，阎瑞生和另一名同案犯，在两次开庭之后，被判死刑。押送至吴淞西炮台执行枪决那一天，看热闹的人倾城而出，吴淞小火车的车顶上也爬满了看客。
　　那个时代的资讯远没有今天发达，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看热闹的人？这要归功于当时的报社、出版社。
　　沪上媒体对这件事的热情，放在今天的新闻界，都让人叹为观止。当“发现无名女尸”的《申报》，进一步披露死者为“花国总理”，上海滩的媒体将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发挥得淋漓尽致，这边案件还没有侦查完毕，那边媒体已经报道了“犯罪细节”。从侦查到追捕，从审判到枪决，上海滩的媒体极尽炒作之能事，大肆渲染。阎瑞生还没归案，世界书局、新华书局已经出版了图文并茂的专著，爆炒“王总理”的身世、阎瑞生的秘史。
　　彼时的大众媒体没有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人格权的观念，国家层面也没有强调隐私权、肖像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至于联合国公约所主张的刑事案件被害人的隐私保护，还要再等半个多世纪。不受制约的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出版自由，任由黄色新闻的幽灵在“王总理”不幸的灵魂上盘旋，有意无意地，羞辱着“王总理”不幸的灵魂。它们指名道姓地讲述她的前世今生，任意刊载她的巨幅照片，四处打探她的亲人、她的情爱，合理想象地批评她爱慕虚荣纸醉金迷。
　　阎瑞生被枪决之后，“王总理”的灵魂仍然未能安息。短短半年之内，戏剧名伶们指名道姓地在上海滩当时赫赫有名的“大舞台”、“大世界”、“共舞台”、“新舞台”，上演了不同版本的“王总理”和阎瑞生的孽缘戏。值得一说的是，这段孽缘，还成就了中国第一部长篇故事片电影。这部电影差不多就是一部纪实片，“王总理”的名字依旧那么醒目，她的隐私依然那么逼真。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自由的名义下，热衷于眼球经济的文化贩子们，将“王总理”剥了个精光，再涂抹上迷乱的色彩。当掌声如潮水一样汹涌，那个卑微的灵魂受到第二次伤害之后的叹息，早已湮没殆尽。他们听不见，也懒得听。
　　1921：上海选举那点事
　　观念是一粒神奇的种子，一旦落入心灵的土壤，就会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创造力。上个世纪初叶，现代意义上的选举，虽然尚未成为上上下下普遍接受的政治生活方式，但已开出朵朵令人目眩神迷的花朵。在我心中，1921年3月11日那张状告上海县知事选举舞弊的诉状，就是一朵盛开在那个时代的小花。
　　那一日，上海地方审判厅接到一份罕见的诉状，原告是一名叫做杨春缘的律师，被告是上海县知事沈宝昌，案由是沈宝昌和他的属下在上海市众议院议员选举当中舞弊。
　　当时的上海，还是一个县，而且是江苏省60来个县中占地最小、人口最少的一个县。所谓知事，通俗地说就是县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律师，为什么要起诉县长？
　　事情还要追溯到十天之前上海众议院议员选举。当日，身为选民的杨春缘前往指定的投票地点投票，选举自己心仪的众议院议员。还没见到投票箱，混乱失控的选举场景已让他兴味索然。有的选民反复投票，有的选民乱扔选票。换到另一个投票地点，情形相差无几，概括而言，不是混乱，就是失控。
　　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杨春缘为何挺身诉讼，是为了选举权的落实，为了民智的开启，还是为了借机炒作扬名立万？不管怎样，杨春缘站出来了，他在诉状中说，这次选举中，选民资格调查不符合法定程序。按照其时有效的选举法规，组织这次选举的沈宝昌，应该派人挨家挨户进行选举登记，可是，沈宝昌的下属们根本就没有依法办事，为了贪图方便快捷，他们将江苏省议会选举议员时的一份名单，作为选举人名册，委托上海的各个商会，落实选举事宜。
　　县长虽然不是什么大官，好歹也是一方诸侯，何况从浙江绍兴走出的沈宝昌，还有一个在山东山西当过省长的哥哥。这么个芝麻粒儿大的事，也要拉他做被告？上海市地方审判厅一时吃不准，没有马上受理这个案子。
　　说起来，民国已经十年了，民主政治仍然不那么深入人心，选举制度也谈不上家喻户晓。我猜想，在没有人贿选，没有人诚心破坏选举的前提下，一个律师愣要从程序上告人家县长舞弊，地方审判厅的法官们或许会认为这个律师小题大做，无事生非。如果这事情发生在今天，保不准也有人这样想。
　　毕竟是律师，杨春缘就是不这么想。十八世纪，看不惯只有官吏、僧侣、有钱人才享有选举权的欧洲思想家们，高呼选举权是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后来，又有思想家说，选举权不是天赋的，是人民通过创造宪法赋予自己的。没有人知道杨春缘究竟相信哪个思想家的说法，我们所知道的是，他认死理，一条条援引选举法的规定，跟法官们讨还起诉的权利。还是毛主席说的对，这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来回折腾了几次，上海地方审判厅不但决定受理案件，还决定依法审理案件。
　　又过了十天，开庭了。这事儿，新鲜，一拨上海滩的时政记者闻讯而至，庭审现场，两拨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由于选举这玩意故事性差，我就不在这里讲述细节了，反正，双方就程序问题较量了好几轮。唯一有点戏剧性特征的细节是，法官宣布辩论结束择日宣判后，一方要求继续开庭继续辩论，一方反对继续开庭继续辩论。争执不下，双方各找各的路，将案子呈送大理院，相当于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大理院将皮球踢回上海地方审判厅，让法庭看着办。法庭反复看了看，最后宣判，确认杨春缘感到恼火的那次选举无效，遂了他的愿。
　　我啰嗦地讲了这么多，就故事而言，没什么意思，但是，象征意义挺大。一件小小的民告官选举舞弊的案子，竟然闹到最高人民法院，引得舆论沸沸扬扬，这起码说明当时的司法，对选举这件事的态度还挺认真的。
　　杨春缘赢了官司，人也走红了，后来还当上了上海滩影响巨大的商会的头领。我在跟人说起这个案子的时候，有人说，这个杨春缘可能是个哗众取宠的家伙，故意搅和这个案子，让自己出名。旁边的人立即反驳，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真相如何，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小律师能为了这么点事，与县长对簿公堂，最后还赢得了胜利。这足以表明，在九十年前的司法理念中，选举这点事，还真的不是一件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