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枫
　　“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讲理、大方、正派。另有一些作家，人们看重他们身上情人的天赋，即诱惑的天赋，而不是美德的天赋。……如今小说的家庭里充斥着发疯的情人、得意的强奸犯和被阉割的儿子，但罕有丈夫。加缪则是当代文学的理想丈夫。”
　　1963年，以辣手著文章健行文坛的苏珊·桑塔格，为阿贝尔·加缪特制了一种既温柔又犀利的评论方式，她还把自己极少使用的形容词一并慷慨地送给了加缪：理智、适度、自如、和蔼。“除了加缪，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以思力健拔闻名于世的女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同样对加缪不吝赞辞：“加缪，毫无疑问是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另有西蒙娜·波伏娃因喜欢加缪而致使她的情人萨特吃醋不已。对于一位男性写作者而言，能获得这三位女性此般赏爱，说明无论他是身为男性这一维度，还是身为写作者这一维度，都是极优秀了。
　　美国史学家托尼·朱特（1948-2010）在1998年出版的《责任的重负》（中译本由新星出版社2007年出版），又为加缪的荣誉进行了加冕。加冕的理由是，加缪无论在智识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一位对自己身处社会与历史负责的知识分子。莱昂·布鲁姆与雷蒙·阿隆同列其中。
　　《责任的重负》是《未完成的昔日：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补充。朱特以研究战后知识分子史见长。他对知识分子评价的核心词是“负责”，把知识分子还原到他们生活的年代，考察他们的言行与历史纵横嬗变之间的联系。
　　在《未完成的昔日》里，朱特以苛刻的眼光，重新审视了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那些对共产主义满怀热情的人们，以对信仰的忠诚，刺穿了现实与道德的责任感，用颇具煽动性的抒情话语，共同参与编制了一个充满悖谬与罪恶的乌托邦谎言，天真地让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宣传道具。而苏联的共产主义极权蔓延至东欧，他们的热情才慢慢转化为不知所措的彷徨。
　　朱 特 颠 覆 了 包 括 萨 特（1905-1980）在内的很多知名知识分子的形象。以萨特们的智商和修辞学修养，把他们的作品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中抽离出来看，总是能看到值得尊敬的品质，比如正义、良知、对真理的追求。但若放宽历史的视野，在更长久的历史图景中观察他们，萨特们虽然“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萨特之语），但也妨碍了时代健康的血液循环。
　　加缪以及莱昂布鲁姆、雷蒙·阿隆与萨特们相反，他们有自己的辨识标准与判断尺度，尽管他们都被当时的人们弃置于时代的暗角，放逐在主流思想之外，他们以自己的言行，纠正着时代的谬误。即便这种“纠正”是微弱的，甚至在实际上并无甚作用，但在后人检视历史之时，他们可以成为智慧的汲取之源。
　　摒弃历史的浪漫与抒情
　　法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知识分子史”研究。从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开始，法国知识分子序列，构建了20世纪法国精神空间里群星璀璨的图景。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出场便是对国民性批判所不同，法国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序曲，是对真理与正义的捍卫。
　　人们对法国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一直充满想象。因具体的现实而产生的某些形而上的期盼，特别是当周遭社会充斥着谎言与非正义，或者平庸与媚俗时，人们就更容易用抒情的、史诗般的眼光，打量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是骁勇善战的骑士、高尚纯良的圣徒。
　　击退这种对历史的抒情，是需要勇气的。反向的描述，则意味着要肩负更多的责任，给出更多的分析与判断。批判总是比赞美来得艰难。托尼·朱特选择了前者，并托举出一个历史文化反思的主题：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20世纪的法国，充满了蹊径与迷津，散布着溃败和伤痛？在国家困境和历史进程举步维艰时，她那些熠熠发光的知识分子们，却是那么地不负责任。
　　法国知识分子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在自己的国内，并没有一个切近的强权要抵抗，无需直接肩扛黑暗的砸门。法国的政治秩序在近代一直以“共和”为主要标志，以至于研究政党与政府关系的学者们一致判断，法国非常接近无政府状态的政党政府，以政党的软弱闻名，是很典型的弱国家强社会。
　　因此，在法国，知识与权力并不是幽怨的宿敌，它们各有其尊位，前者是精神世界的君王，后者更像世俗世界的武夫。其公民与终极事务（如真理、善）的关系，与政府无关。德雷福斯事件，更是把法国的知识分子推到了整个世界面前，他们的影响力是世界性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托尼·朱特认为，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和责任是成正比的。恰恰是法国知识分子的这种世界性，使得他们需要负起更多的责任。他们坚持的一种理念或者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所拥有的道德洞察力和善恶判断，会深刻影响到他人。
　　知识分子的迷津
　　1942年7月16日、17日，13152名犹太人在巴黎及其郊区被逮捕，并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遭到杀害。那是纳粹统治下的法国维希政府，在极度恶劣的状况下，受命逮捕了犹太人，以妇女和儿童为主，因为男子们已在之前被围捕送至集中营。那次围捕，被称为“春风行动”。直至2002年，法国政府才公开承认这一段历史。
　　而1942年前后，正是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声名鹊起之时。萨特的剧作《苍蝇》和《密室》在德国占领的巴黎上演，波伏娃的小说《女宾》出版，她甚至期待自己能够得到龚古尔文学奖。
　　对法国国内反犹情状之酷烈，波伏娃和萨特并无深刻意识，前者在1942年6月，即春风行动前月，还在日记里说自己尚未在巴黎看到戴黄星的犹太人，她觉得法国的犹太人并没有把纳粹反犹当一回事。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1940年，德国一占领巴黎，就开始实行出版审查制度，因德国占领军内懂法语的人并不多，他们要求每一家出版社为自己的出版物负责，令其进行自我审查，要求不出现任何反对德国人的作品。法国出版协会立即发布了书籍“黑名单”。
　　这名单的另一个名称叫“奥托书单”，法国人把这书单当做礼物送给当时的德国大使奥托·阿贝茨。奥托书单共有三份，“春风行动”进行之时，法国出版界正向德国递交第二份奥托书单，到第三份奥托书单时，法国人把《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也列入其中。借着足够的时间上的距离，我们能轻易地发现，德国人对法国人的伤害，远不及法国人自己加于自己的伤害。
　　维希政权（1940-1944）存在期间，是法国后来以“萨特”为中心的左派茁长的时期。《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的作者曾满怀讽刺地写道，那些在维希政府期间出名的作家，是否应该意识到，正是纳粹带来的竞争上的真空使得他们出名更容易，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正在集中营或者正被遏制着喉咙无法发声。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曾坦率地写道，纳粹溃败，战争结束，苏联的红军出现在布拉格，他以为善的力量终于战胜了恶。事实是，捷克迎来的是更为漫长的共产主义极权。“很长时间后我才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斗争。”
　　托尼·朱特对知识分子道德的考量尺度，正在于此，能否辨别善与恶，或者，至少不与恶同声相济。他认为20世纪知识分子的言行，都预设并包含着要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表态，比如，德国纳粹，苏联的共产主义极权，因为独裁与极权在实际上牵连和约束了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
　　但当时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同样沉陷在克里玛所描述的那种迷津里，把一种力量（纳粹）视为恶，同时自然而然地把另一种力量（共产主义）视为善。特别是维系政权的四年，强化了这种简化的善恶判断，之后进入冷战期间，法国知识分子在美国的资本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之间，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后者。
　　坟冢与纪念碑
　　历史地看，20世纪中期的法国维希政府时期是一个分水岭，这是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唯一一次与恶亲密接触，但是那时纳粹之恶已太显而易见，无需深刻的洞察力，并不能构成对法国知识分子智识与道德上的考验。而法国20世纪维希之前与之后的历史，才真正这种具有考察价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所选择的三位人物，正对应着那种具有考察意义的历史。
　　莱昂·布鲁姆（1872-1950）是法裔犹太人，亲炙了19世纪末法国文学盛宴，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在文学圈内确立了自己的位置。那时，知识分子群体内最主要的就是文学家。布鲁姆之后告别了文学圈，进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成功地让自己成为一名成熟的法理学者，并顺势进入政治领域，加入法国社会党，以其人格魅力成为法国社会党的领袖。
　　1936年，布鲁姆通过选举获得组建政府的权力，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犹太人总理。他的政府——人民阵线政府存在了4年。1940年维希政府把他出卖给了德国人，他以重要人质的身份，在纳粹的集中营度过了四年，大难不死，余生都在反思政治与权力。
　　布鲁姆的时代，是政治与知识的蜜月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一群心怀救赎的人们，靠理论的魅力，把创造美丽新世界的梦想，注入人群中，并因此获得权力。无论是墨索尼里还是希特勒，他们都书写过感人的梦想，他们的极权之诞生，也都是有群众基础的。
　　而布鲁姆一生秉持社会主义理念，坚持共和。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不懈地把他领导的社会党，限定在一个党派范围内，严格区分掌权和用权，认为一个社会必须存在多个党派，而一个党成为执政党，意味着该党获得了用权的权力，而非拥有权力。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认识，所以20世纪20年代，布鲁姆就发现列宁的政治趋向是夺权而非用权，因此一生都以社会党居身，反对共产党。
　　加缪（1913-1960）和萨特一样，在维希政权时期成名，其声名在二战后达到巅峰，他是典型的文学家式公共知识分子，文学、思想与政治介入相结合，一度成为法国最著名的道德喉舌和思想导师。
　　20世纪中期，法国兴起公共哲学讨论，知识分子站立在精神的废墟上，百废待兴，指点江山，气势如虹，把写作与治国糅成一团。加缪却和激情的萨特们分道扬镳，去思索人的价值问题，之后远离公共激情，褪下公共知识分子的袍子，成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沉思者，至1960年因车祸去世。
　　雷蒙·阿隆（1905-1983）身上有着浓郁的学术气质，理性务实，坚持思想的严肃性。对于他来说，肯定或者否定一个问题，都需要经过复杂的知识检验与智力推断。他的谨慎和克制，让他在20世纪中期成为萨特们嘲讽的对象，而喧嚣的年代过去之后，人们在萨特式激进主义的坟冢上，“开始给阿隆式理性建造纪念碑”（托尼·朱特之语）。
　　历史理性与道德
　　历史何去何从，充满了太多偶然的因素。以后来显而易见的是非善恶标准，去判断彼时的人们，是不公平的。知识分子史研究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言行的原因，言行本身，以及言行的结果，此三者究竟该怎样恰如其分地呈现。基于同样的理由，最后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同样是为了追求正义民主，有人选择了拥抱法西斯，有人选择了拥抱共产党。或者相似的言行，却有着不同的原因和结果。托尼·朱特的重心，落在言行本身上。
　　历史学家并没有权力充当历史人物的裁判者，他们使用的往往是一种呈现的技能：颠覆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或者为一个模糊的人物重新勾描出鲜活的模样；推翻一种叙述，重述一个事实。托尼·朱特对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进行的道德考量，就是通过重新描述他们生活的时代与他们的言行，重新描述他们与他们的时代的关系。
　　而托尼·朱特对20世纪法国的病理剖析，其实并非法国所独有：政治理念上左右之争激烈，参与者傲慢而刚愎自用，却没有人为实际的政治负责；一个不正义的政府（维希政权）带来的长久的道德溃败，却没有人专注于道德秩序的重建；政治秩序不稳定，短时间内经历不同性质的政权，导致社会生活出现奇怪的断裂，随之带来的是对共同经历的历史全然不同的解释与理解。
　　他所列举的这三大法兰西病症，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所体现。在他笔下的三位负责的知识分子：莱昂·布鲁姆在政治上负责，他使一个政党免予独裁的困境，也维护了政治共和的原则；加缪身上的政治性非常弱，但是他在道德秩序的重建上远比同时代人更为尽力；阿隆严守理性，与各种狂热、激情对峙了几十年。他们的言行并非直接医治了当时的法兰西病症，而是在托尼·朱特的检视之下，发现他们所拥有的那种“医治”的功能。
　　虽然，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描述的是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而其实，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同样也直面责任的重负：历史是可以被汲取的，而不仅仅是客观地再现。有价值的历史描述，往往能提升我们预测和控制事件的能力，暗示了“该怎么办”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