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秋风、易中天等学者的“儒家宪政主义”之争
岑科
　　近年来，在思考中国社会转型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种制度的建设或转变，绝不仅仅是更换权力机构或法律条文那么简单。背后还有社会文化及共同信念的强大影响。正因为如此，近日见秋风、易中天、袁伟时等学者在媒体上争论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演进的作用，感到意义非凡。
　　如果问这场争论“谁输谁赢”、“谁更正确”，笔者会站在易中天和袁伟时先生这一边。概而言之，秋风主张的“儒家宪政主义”，即认为儒家文化构建了一个自由和谐的中国传统社会、未来中国的民主宪政也依赖于儒家文化复兴的观点，是他从历史文本中寻章摘句，按照自己的逻辑由概念到概念地编织而成的。相比之下，易中天和袁伟时先生认为，儒家文化作为专制政治的基础，整体而言阻碍了自由民主在中国的实现，其观点有大量事实与常识作为补充，无疑更令人信服。
　　说起秋风，笔者认识他将近十年了。圈内人对他的评价是：读书、写作效率极高，思想跨度大，从最初的经济自由主义跨到了今天的儒家宪政主义；有人说他博大精深，也有人说他思想退化。笔者不能同意秋风对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的美化，但同时认为，凡是认真深入的研究，总能给人启发。秋风给我的启发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与儒家治理秩序有若干暗合之处，其成功与局限或许也来源于此。试举几方面表现如下：
　　第一，儒家在理论上坚持一元领导，皇帝的地位不容挑战；同时昭告天下：他们的使命是替天行道，为人民服务。在古代，皇帝被称为天子，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但根据儒家学者解释，皇帝的统治必须合乎天意。所谓天意，就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仔细想想，这与当前的政治现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二，在权力结构中，人分三六九等，按地位高低享受不同待遇。儒家治理秩序的最大特点是人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恪守自己的礼节与责任。在皇权专制下，君主或上级的权威不容置疑，以下犯上是不行的；但另一方面，它对执政者的要求非常高，要求上级比下级更英明，更体恤民情，更有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类似当前明确的政治级别，而对领导干部则要求很高：高瞻远瞩，德才兼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三，在统治集团内部，有某种形式的自我批评与自我监督机制，力求清正廉明，长治久安。在古代，皇帝允许大臣劝谏，有专门的监察、进谏机构，如御史府（台）、中书省、谏院等等，有时还会下“罪己诏”，表明专制统治有自我纠错的意愿和功能。在当今，也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群众举报、通过纪检委惩治贪官等自我净化机制。这些措施虽不能根除贪赃枉法行为，但确实对执政者产生了一定约束，也给老百姓无穷的希望。
　　上述几点表明，无论是儒家政治，还是现实体制，在追求社会正义与人民幸福的理念上，是能够自圆其说并有相当完备的组织机制去实施的。只不过它们依靠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与现代文明理念相悖，但结果却不一定是坏的。比如，按照儒家政治的构想，皇权专制下如果碰到一位明君，出现若干年的太平盛世是情理之中的事。再看当今世界众说纷纭的“中国模式”，也可以说是人治体制下把执政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结果——邓小平好像一位明君，确立了开放市场、发展经济的治国方略；地方官员以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投入招商引资的竞赛中；信访检举、纪委监察、人大政协等机制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遏制贪腐、安抚人心的作用。所有这些加起来，就形成了一党执政下经济高速增长、政治保持不变的“中国模式”。
　　以这个思路去理解，“中国模式”的潜在危机，也是儒家政治的局限所在。中华文明几千年走不出治乱循环，根源就在等级社会的权力结构。由于人与人之间权利不平等，缺乏民主程序，权力不受制约，执政者能以最快的速度在社会贯彻自己的意志。如果方向正确，自然是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如果方向错误，就会积重难返，祸害无穷。然而，无论从人性弱点还是历史事实来看，一个皇帝长期保持英明仁慈，或几代接班人都跟他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儒家承认百姓有“革命权”，面对皇权专制老百姓有两个选择：要么顺从，要么造反。后果可想而知。这就是王朝更迭的“兴衰周期律”的根源。“中国模式”要想避免王朝更迭式的革命，必须向民主、平等、法治的宪政体制转变。如何实现宪政？就是前述秋风、袁伟时等学者争论“儒家宪政主义”的源头。从精神内核来看，儒家思想与民主宪政一个讲等级，一个要平等，是严重冲突的，所以大部分人估计都不会同意秋风的看法。但秋风在争论中提出一个尖锐的质问：如果说儒家文化主导的中国两千年历史都是专制统治，那岂不是证明了限制、剥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最适合中国国情；老百姓只配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这是需要认真回答的。
　　以笔者之见，儒家文化中肯定有积极合理的因素，否则，就不会产生19世纪之前中国经济、文化、科技领先于西方的历史。但事物是会变的。好比一道饭菜，曾经美味营养，但时过境迁，变质发霉，就会变成有毒食品。作为积极因素的儒家文化，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变为消极因素。更确切地说，我们今天称之为“特权”、“专制”的东西，几千年前可能是社会优良治理的必要条件；只是由于信息、通讯技术的变化，催生了民主政治，才让儒家思想和治理秩序落后于时代，成为进步的绊脚石。
　　设想一下，在没有新闻媒体、印刷通讯技术落后、识字率低下的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与行动协调是非常困难的；“正确”的知识也只存在于少数人头脑中。这种情况下实施一人一票、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不仅面临巨大的技术障碍，而且蕴含着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的高风险。相比之下，根据政治传统、人生阅历、劳动分工（三纲五常）建立的等级治理秩序，反而有利于降低社会合作的不确定性，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国家疆域。这也许是儒家文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并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根本原因。
　　16到18世纪，民主政治在西方兴起，并成为世界先进潮流，奠基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具体表现为：第一，民主政治中常见的选举、诉讼、辩论等方式，需要大面积信息沟通；这在古代社会是难以实现的，但随着书本、报纸、电报、电话等通讯手段的普及，障碍得以消除。第二，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增大，使人们的知识视野和平等意识大大提高，对专制、特权的弊端和不人道越来越不能容忍。第三，由于信息高速流动和教育日益普及，特权专制治理的优势开始丧失，成为创新和效率的障碍。这些因素加起来，使民主政治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一种必然。
　　中国人追求民主宪政已有百年之久，这一过程不能摆脱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有人说，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是“明儒实法”，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是好的，但实践中被法家的权术搞坏了。这就好比说，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出发点是好的，只不过实践中被特权分子搞坏了一样，是没有意义的。一种好的思想主张，如果长期被坏的政策工具裹挟，就要反思这种主张本身有没有问题。以笔者之见，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人人自律的等级治理秩序，是跟现代民主政治相悖的；但因为它在构建社会和谐上的逻辑自洽性、历史合理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续至今。
　　如秋风所言，宪政民主如果内生于传统文化，会更加牢固。但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儒学一家，如墨家的“兼爱”，就比儒家更接近现代政治的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儒家强调的精英治理和人人自律，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它们，民主制度很容易沦为民粹政治或议会闹剧。由此可见，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采取甄别取舍的态度。如果可能，把当代儒家政治中的等级观念去掉，注入平等思想，并强调人的自律和彼此宽容，加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推动，中国社会迈向希望的方向就不会太久了。
（作者系中国企业家论坛高级研究员）